(一) 宋曹的“布置”与“神采”论

宋曹，字彬臣，一字邠臣，号射陵，江苏盐城人。明崇祯时官中书，入清不仕，工诗善书。清王晫《今世说》中曰：“海昌朱近修称其古道照人，足以师表海内。”著有《书法约言》,分 “总论”、“答客问书法”、“论作字之始”以及 “论楷书”、“论行书”、“论草书”诸篇。
《书法约言》正如其题所标，文字相当简明扼要，然却试图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即以布置、神采为本，强调运心与运笔，他于 《论行书》一节中曰：

凡作书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真书固尔，行体亦然。

在此他提纲挈领地表明了自己的书学理论。宋曹所谓的“布置”主要是指字的间架结构，也涉及到了篇章布局。他说：“盖作楷先须令字内间架明称，得其字形，再会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简、长短、广狭，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状，但能就其本体，尽其形势，不拘拘于笔画之间，而遏其意趣。使笔笔著力，字字异形，行行殊姿，极其自然，乃为有法。”(《论楷书》)可见以为作书首先要解决字形问题，字形即指间架布置，他以为间架宜顺乎文字本身的形体变化，以自然为法。而其中他强调了运心的重要，因间架布置纯出于人心。他以为： “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大要执笔欲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右军曰： ‘意在笔先。’ 此法言也。”( 《总论》)他重申古人 “意在笔先”的主张，指出了书法创作中心意的作用。在书法创作中，笔管由手指控制，手由腕驱遣，而腕一任于心意的管辖，故心是根本的因素。故他论学书的方法曰： “初作字，不必多费楮墨。取古拓善本细玩而熟观之，既复，背帖而索之。学而思，思而学，心中若有成局，然后举笔而追之，似乎了了于心，不能了了于手，再学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纵书以扩其量。”(《总论》)前人论书也曾指出过心手合一的问题，宋曹这里特别强调了 “了了于心”和 “了了于手”,其言本之于苏轼的论文。东坡《答谢民师书》中说：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认为要作到“辞达”,必须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然后运用语言艺术使之明白地表达出来。在宋曹看来，书法也是如此，必须对字的形体格局有明确的了解，所谓“心中若有成局”,然后再通过驱驾笔墨，使之再现于楮墨之间，而在这两者之中，得于心显然是更重要的，是作书的基础，因而他对书法创作的心理准备阶段十分重视。他说： “夫欲书先须凝神静思，怀抱萧散，陶性写情，预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后书之。若迫于事，拘于时，屈于势，虽钟、王不能佳也。凡书成宜自观其体势，果能出入古法，再加体会，自然妙生。”(《总论》)“凝神静思”云云见于欧阳询之《传授诀》,“怀抱萧散”云云则出于蔡邕的《笔论》,宋曹在此借以说明书法之形体布置导源于心志怀抱，心中须预想字之结构平直，然后落笔。因而，他虽然很重视书之神采，却以形质为基础，他曾说：“形质不健，神采何来？”(《总论》)知其未尝排斥形体布置。学习古人，运用心智，正宜于此处下功夫。
当然，光有布置还不够，宋曹进而提出了“神采”的要求，神采的观念前人论书也屡屡道及。如王僧虔《笔意赞》即云：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宋曹继承了这种说法，以神采指书法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采，而这种精神风采他以为来自于运笔。他说：
凡运笔有起止，有缓急，有映带，有回环，有轻重，有转折，有虚实，有偏正，有藏锋，有露锋，即无笔时亦可空手作握笔法书空，演习久之自熟。虽行卧皆可以意为之。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处，方能取古人之神。
作书贵在能得古人之神，而这是建立在对运笔精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以为学古人书不能刻划太甚，而须明其笔法，因运笔的千变万化最宜体现书法之神采。他论草书云： “颠喜肥，素喜瘦；瘦劲易，肥劲难，务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间，如印泥、画沙、起伏随势。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侧。草书时用侧锋而神奇出焉。”草书的运笔有藏锋，有侧锋，用锋得体，“神奇出焉”,而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方为有得”,因而运笔中可体现书法之精神风采。
总之，宋曹要求通过运心与运笔而取得书法既有布置，又富神采的艺术效果，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他以为： “布置有度，起止便灵；体用不均，性情安托？有攻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攻，神采不奕。”布置得体则运笔灵便，体势运笔具有法度，即可以表现性情；性情和功力相结合便能令书法神采焕发。心手统一，形神具备，便是宋曹对书法最高境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