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特的军阀——吴佩孚

直系和皖系的矛盾早已存在，在护法战争和新国会选举中，两系公开发生冲突，南北议和破裂以后，其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五四运动的爆发，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次打击政敌、捞取政治资本的时机。
直系的主体“长江三督”,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皖系的对立面，不满皖系的内外政策，力主南北议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参预镇压群众运动。特别是湖北督军王占元，曾制造“六一”大惨案，军警刺伤示威学生多人^[1]。因此，在护法战争中因主和罢战而名噪一时的“长江三督”,这时被戴季陶斥为“长江三毒”。总之，他们并未因与皖系的对立而站到人民群众一边。
六三运动爆发后，李纯的幕僚白坚武力劝李“应时而起”,借助运动的波澜，促成直系崛起，然而李纯却没有这种胆略。7月初，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到南京要求会见李纯，他称病不见，将学联代表拒之门外。但是，直系诸将领中，却有一位才略和胆识颇为与众不同的将领吴佩孚，他应时而起，介入了五四运动。
吴佩孚基本上是在南北议和破裂之后才开始介入五四运动的。作为一个手握重兵、驻戍南北交战前沿的北洋高级将领，吴佩孚的言行确有不少独特之处。
6月9日，在三罢斗争的高潮中，当各地大肆镇压群众运动之际，吴佩孚向徐世昌拍发了一份电报，公开站到爱国学生一边，表示支持。他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要求释放学生，收回青岛^[2]。他还含蓄地批评了徐世昌5月25日逮捕学生的命令，指出大狱之兴，定招大乱。
罢免曹、陆、章之后，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集中为拒签对德和约。如前所述，在徐世昌提出辞职咨文后，“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叫嚣声时有所闻，当时各派军阀的基本状况是：皖系主签，奉系旁观，直系动摇，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签约的几乎没有。就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接连发出一系列措词强烈的反对签约的通电，打破了北洋军界相对沉寂的局面。
6月15日，吴佩孚致电南方将领，建议驻湘南北将领联名通电反对签约，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删电”。吴佩孚说：“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徐世昌等主张签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拒约会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对此，吴佩孚驳斥道：“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他还驳斥了两害取轻的论点，最后以极为尖锐的措词痛斥日本侵华野心，再次表示军人的卫国之责，不惜对日背城一战。他说：“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3]该电后又略作修改，于7月1日以谭浩明、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南北六十一将领的名义联名发表。
吴佩孚“删电”对日本侵略者的抨击，反映出他这个封建军阀强烈的民族意识，既赢得对内主张南北和解的各界人士的赞扬，又赢得对外主张拒签德约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抓住对内主和、对外抗争这两个时局核心问题大做文章，敢言他人之不敢言，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这就是吴佩孚不同于其他军阀之处。
不仅如此，当李纯将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拒之门外后，吴佩孚却在衡州会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盛称此次全国学生之举动”,同时表示愿作“学生保障”。
当包括南方桂系在内的各派军阀对五四运动或镇压或诋毁或回避的时候，吴佩孚却能够明确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山东问题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拒签对德和约，他的这种态度赢得各界的广泛称赞，并且博得了“爱国将军”的美名，从而一举奠定日后发迹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