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蒋子龙

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

今天，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厂里。王厂长要调走。我猜度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等到职工们都上班来再走的。一定是趁着群众还没有上班，一个人悄悄离开工厂。
王厂长是自己向公司打报告，要求调走的。我心里最明白，他是无法在这个厂里再呆下去，是被骆副厂长挤走的。也许全厂的职工心里都明白，只是窗户纸不点破，特别是不当着王厂长的面点破，彼此心照不宣。这就更叫人难受。
我当了四年秘书，送走了两个厂长。王厂长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轰轰烈烈地上任，灰溜溜地交班。权力的追求者们在权力上做了多少游戏；权力也用游戏的办法报复那些权力的追求者。
改选调动，走马换将，是解决问题最简便的办法。大概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但每一次和被调走的厂长告别，都是一次心灵剖露。我的情绪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平静。这次，我决心破例使用一下秘书的权力，把厂里唯一的那辆吉普车派给王厂长。把他送到新单位去。
传达室的人却告诉我：“王厂长走了有半小时了。”
“就他一个人？”
“刘书记替他扛着行李卷儿。”
“咱厂的吉普车呢？”
“昨天晚上，就叫骆副厂长派出去了。”
我心里翻起一阵内疚，我只想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帮他点忙。可是想捉弄他的人提前一天就打好了主意。
我突然对刘书记也产生了一股怨恨气：你这个老实而又窝囊的一把手！ 你们山东自古以来就是出英雄好汉的地方，你为什么没有一点英雄气？一把手送二把手，竟然自己扛着行李卷去挤公共汽车！
我正站在厂门口愣神儿，有辆吉普车带着一阵轻风开进厂门口，骆副厂长从车里跳下来，满面春风。脸上浅浅的白麻点里盛满笑意。
一见我就打着哈哈说：“老魏，今天来得这么早？是不是给王厂长送行？走了没有？”
“走了。”我不愿意多说话，特别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言多必失，万一超出了小秘书的身分，白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骆副厂长从口袋里摸出几个“二踢脚” 递给我两个：“给你，放两个。”
我没有接：“我不敢放这玩艺。”
骆副厂长哈哈一笑：“亏你还是个男子汉。”
我问：“你口袋里还常带着这玩艺？”
骆副厂长：“春节剩下的，今天都放了它，驱驱晦气！”
“登——嘎！”
“哈哈哈哈！”
一股冷气从我的耳朵里钻进去，透过脊椎，冷到脚跟。幸亏王厂长走得早，他若听见这“二踢脚”声该会怎么样？
厂长——这个职位竟有这么大的邪劲！ 为了取得它而摘掉这个“副”字的帽子，已经挤走了三个人，而公司两次又派来了新厂长。这次公司还会派人来顶替王厂长吗？还是随了骆副厂长的心愿，在厂长前边去掉那个讨厌的“副”字？
若果真如此，我也应该想想自己的退路离开厂长办公室，还是到生产科去当我的统计员。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魏秘书，听说骆副厂长升厂长了？”这几天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工人更多了。
我一律回答：“不知道。”
跟着就会听到一句：“别来这个了，你还能不知道！”
我的这些可怜的同胞们，也真是……什么事情也主不了，还挺好奇，什么消息都打听。谁当厂长你不也得干活，关你什么事？
这几天楼道里经常响起这样的喊声：“骆厂长，电话！”
有的车间打报告，抬头也是“骆厂长。”
真的把个 “副” 字省掉了。这些心眼灵活，见风驶舵的干部，比工人更可怜。
“老魏，你看出来没有？骆厂长这些天紧抓挠，什么事都管，一天到晚全厂飞。说话嗓门也高了，脸色也好看了。”
“没看出来。”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你上班是干活来的，看人家脸色干什么！ 我也许是当秘书当的，神经老是处于麻木或半麻木状态。什么话都得听，什么脸色都得看，但又能做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苦啊！ 我要是有德将来也能当个厂长，一定不叫活人受这份罪。买个机器人当秘书，它没心没肺，没嘴没耳，脸色永远是铁板一块，感情可能随自然气候变化，而不会随着政治气候变化。
我知道现在也有人很注意我的脸色，听我的话音。我在称呼骆明同志职务的时候，决不嫌麻烦，一定用全称：“骆副厂长”。
需要厂长批办的文件，没有厂长时我按规定一律请示党支部书记老刘，他说请谁处理我再把文件转给谁。决不妄自尊大地给骆明同志提职。骆副厂长可能有觉察。没有办法，我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免通知。
我不反对骆明当厂长，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如果上级领导征求我这个小秘书的意见，我就会说：“别看骆明是我们厂的老人，熟悉情况，下边也有一帮人捧他，但他当不好这个厂长。他关心的是厂长的权力，不是厂长的责任。他缺乏一个好厂长应有的政治品质和才能。”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真是怪事，今天骆副厂长的女儿骆晶玉，坐在办公室里缠了我半天。
两年前她就从农村办回城里来，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因为她的条件太高。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不去，工作不随心不去，离家太远不去。她很少到厂里来，我真猜不透她坐在我对面东拉西扯不肯走，到底想干什么。
扯来扯去，扯到工作上了。她才说明来意：“我想到你们厂来。”
我不相信：“你别开玩笑了，我们厂虽然是国营企业，但是个二百来人的小厂，你怎么会看得上。再说我们是化工厂，没有你愿意干的好工种。”
她说了实话：“好单位进不去，已经等了两年了。今年都二十六啦，不能老是这么等下去。再说你们化工厂也有个好处，成本低，赚钱多，工人的奖金发得多。”
“这倒也是。那就跟你爸爸说一声呗。”
“他怎么好意思办这件事。老魏，你给办办吧。”
对一个秘书来说，讨好上司向上爬的机会来了。当厂长心里有想办的事，自己又不好出头的时候，秘书就应该把事情揽过来。上蹿下跳，根据需要打出各种不同的旗号，把厂长的事情办成。
可是四年前，我拧不过党支部的调令，硬着头皮上来当秘书的时候，就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和任何一个领导，都只保持工作联系，不拉拢私人关系。对谁都一律公事公办，不公事私办，更不私事公办。
我回答她：“等我请示了党支部再说。”
骆晶玉对我的回答很感意外。她选择这个时候到厂里来，显然是以正厂长的女儿这种新的身分找我。按现在新的社会等级观念，厂长的女儿应该比厂长的秘书身份高；厂长的秘书也应该是厂长女儿的秘书。无奈我不愿意领这个新头衔。骆晶玉大为不满，带着和她父亲发怒时一样的冷笑，摔门走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

刘书记高兴地小声通知我：“新厂长快来了。”
这个老实人，简直像个该子。已经这样高高兴兴地迎接过三次，也忧心忡忡地亲自扛着行李卷送走过三次。一听说要来新厂长兴致还是这么高。
我的高兴和失望的神经可都麻木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

“叮铃铃、叮铃铃……”
离办公室还老远，我就听见了电话铃响。人们挖苦掐着钟点上班的人是踩着电铃进厂门。我却是十天有八天是踩着电话铃进办公室。
这个钟点的电话，多数都是找厂长们的，在刚上班前后的这个时间，最容易把厂长们堵住。上班半小时以后再找厂长们就困难了。连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干什么去了，更不知他们忙的是公事还是私事。
“叮铃铃……”秘书的耳膜是最厚的，不管电话铃叫得多么急，我照旧不慌不忙地开了门，挂好书包，拿出大饼油条先咬了一口，然后才去接电话。
“喂，喂，是魏秘书吗？老魏，求你点事。我父亲昨天过去了，今个要火化。你与厂长说说，能不能把厂里汽车给我用一下，帮帮忙，帮帮忙……”
我心里一惊：“你是谁？”
“我是大庞，庞万成。多麻烦你。”
我埋怨他：“你怎么不早打个招呼？”
“我也没想到他会死这么快呀！”
我做难了：“你也知道咱们厂就是一辆吉普，一辆‘解放’,昨天都到外县搞原料去了，一两天回不来，怎么办？”
大庞是个老实巴脚的起重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厂里张口的，就是有点死心眼。我把实情都告诉他了，他还举着电话不放，苦苦求我：“老魏，我跟骆厂长说不上话。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给厂长当了这么多年秘书，门路比我广。我现在没有别的路了，好不容易托人定好了火化时间，亲戚都来了，要是找不着车，去不了火葬场，叫我怎么办？魏秘书，我只好抱着你这个坟头哭了……”
他死了老子拿我当坟头，我又到哪儿去找坟头呢？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我这个当秘书的似乎权力很大，岂不知我只给厂长们跑腿学舌。但在这种时候，这些话是不能成为推脱大庞的理由的。看来他除了认识我这个“头面人物”外，真的是一点没有别的门路了。
我举到电话正犯愁，一个敦敦实实的矮胖子，从我身后绕到我的对面(他什么时候进办公室来的我竟一点不知道),笑嘻嘻地冲着我说：“来，我跟他说几句。”
我有点纳闷，问他：“你……有什么事？”
矮胖子长着一张发面饼似的圆脸，极其和善可亲，一对鼓眼泡，一双又大又亮的金鱼眼，像碰见老熟人一样满含着笑意。
我似乎明白了他的身分，他很可能是哪个厂的供销员，到我们厂来联系业务，我用手指指左面，对他说：“左边第三个门是生产科。”
矮胖子摇摇头：“我叫金凤池，是化工局党委派我到东方化工厂来工作的。”
我一惊：他是新来的厂长？
我心里暗骂自己，当秘书最忌势力眼，我为什么今天竟以貌取人呢！
我把话筒递给金凤池，他举起话筒，语气变得严肃而又亲切：“大庞同志，别着急，告诉我你几点钟用车？”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我递给他一张纸。他一边重复着大庞的话，一边在纸上记着：
“十点钟用车，好。你的家在哪儿？锦州道五条八号，好。你叫什么名字？ 庞万成，好。喂，我说万成，十点钟的时候，你在家门口等着，汽车一定准时开到你的门口。别客气，用不着说这种话。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吗？ 你就别管我是谁了，反正能解决你的问题。我倒还要劝你一句，老人去世是喜丧，你不要太难过，注意身体，多休息几天……”
金凤池把话筒倒到左手，又拨通了一个号码：“化工机械修配厂吗？你是谁？老杜哇！ 知道我是谁吗？ 哈哈哈……上任啦，不来没有办法，真舍不得离开你们，舍不得离开咱们厂。喂，我有个事得用一下咱们的大轿车，可以吗？ 好！ 十点钟，叫小孙把车开到锦州道五条八号，找一个叫庞万成的人。麻烦你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就打电话来。”
他放下听筒，转头问我：“咱们几部电话？”
我答：“咱我厂小，只有三部电话，这儿一部，生产科一部，传达室一部。”
他拉个凳子坐下来，掏出烟盒，硬塞给我一支，自己也点着了一支。一双鼓眼睛笑悠悠地望着我，缓缓地说：“甭问，你就是咱们厂上下一把抓的魏秘书了！”
“我叫魏吉祥。是赶鸭子上架，将就材料。” 我的语气告诉他，我对当这份秘书差事丝毫不感兴趣。
金厂长客气地说：“我刚来，情况不熟，还得请你多帮助。”
我连忙摆手，表示消受不起。
金厂长脸一绷，神情格外认真，说：“我说的是大实话。群众是干部的先生，秘书是厂长的老师。不管开什么大会，做什么报告，还不是秘书在下边写好，厂长到台上去念。秘书的水平高，厂长的水平就高；秘书的水平低，厂长的水平也高不了。所有的文件，你都得先看，然后再分给各个主管厂长。厂长杂七杂八的事务事，也得由你统着。你是厂长们的班长。厂长领导工厂，秘书领导厂长。”
我坐不住了，听着他的话，心里一会儿觉得很舒坦，一会又觉得很不自在，脸一阵阵发烧。听不出他是恭维我，还是挖苦我。在厂里我也算是个半路出家的知识分子了，今天竟叫新来的厂长给说得懵头转向，连好坏话都分不出来了。
我还说不准对新来的厂长有什么印象，这个人至少是不窝囊。
中午，庞万成火化了老人，顾不得脱去孝服，从火化场直接来到厂里。一定要叫我带他去见新来的金厂长。
金厂长正由刘书记陪着在车间里熟悉情况。工人们一见我领着满身重孝的庞万成到处找新来的厂长，不知出了什么事，从后边围上了一大帮人。
大庞一见金厂长，扑上去，按天津卫的旧礼，跪在地上咕咚磕了个响头。“孝子头，遍地流”,竟流到工厂里来了。大庞这一手大出我意外。
金厂长也没有提防，慌忙扶他起来：“大庞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真是，唉！”
大庞一肚子感激话，再加上见了新厂长有点激动，就结结巴巴地说：“金厂长，太谢谢你老啦，要不是你老派车去，我爸爸还不知要在家里停几天呐！ 停一天就多花几十块钱，弄不好人也得臭了。我爸爸在地下也得感谢你老，太谢谢啦……”
金厂长想拍拍大庞的肩膀，安慰他几句。可是矮墩墩的金厂长，够不着傻大粗黑的庞万成的肩膀头，只好使劲地抓住了他的胳膊，真诚地说：“大庞，快别这么说。现在是有门路的走门路，有权力的使权力，剩下既没有门路，又没有权力的工人怎么办？ 我就认为，一不能怪工人们和领导有对立情绪；二不能怪群众不像五八年以前那样积极了，埋怨他们尽想自己的事，私心太重。眼看着他们有事没人管嘛。自己要再不管还怎么活？”我感到惊奇，金厂长倒真敢说话！ 他新来乍到，在这个群众场合，好像是随随便便地同工人们说点大实话。而且是用一种替群众抱不平的口吻。
他这几句话果然说到了工人的心里，从他们敬佩的眼神里，从他们交头接耳的啧啧声里，金厂长收到了比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发表一阵“就职演说”还要好的效果。
刘书记看到工人们这样欢迎新到来的厂长，很高兴，实实在在地说：“老金你看咱厂的工人不错吧？ 都很欢迎你。”
金厂长又对大庞说：“万成，人死了是不能再活了，你要想得开，把后事料理完在家多休息几天，千万把身体养好。”
他早晨在电话里已经嘱咐过了，当着大家的面又重复一遍。
庞万成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脸红脖子粗地说：“不，我不歇了，我就是来上班的。”
说完脱掉孝服，换上工作服。金厂长叫他多歇几天，他不仅没有多歇，三天的丧假只歇了一天半。
老刘陪着金厂长到别的车间去了。我转身回办公室，突然看见骆副厂长在人群后边站着。他眼睛望着刘书记和金厂长远去的背影，使劲吸着香烟。脸上的白色麻点一个个非常鲜明。麻子是他情绪变化的指示灯。在他心情愉快、气色好看的时候，浅浅的白麻子似乎也隐去了。当他发脾气、冒肝火的时候，脸红麻子白，非常突出。
他走到大庞跟前，笑着说：“庞万成，想不到你愣大的个子，腿倒挺软，借给你辆汽车就给人下跪！”
庞万成一怔，结结巴巴地说：“骆厂长，你这是……”
骆明是个狗脾气，说翻脸就翻脸，你无缘无故也许就被他咬上一口。我装做没看见他，扭头回办公室。
他却从后面跟上来，并肩和我走着。
“老魏，咱们这个新来的头儿，挺会收买人心哪！”
我没有答腔。厂长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我从来不参与，不向
这一个，也不偏那一个。
不过，我们这个小化工厂，又要进入多事之秋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金厂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从外单位给本厂一个最老实的工人借调汽车。”
这件事在全厂传遍了，而且添枝补花加上了许多传奇色彩。
我们的群众多么容易满足和被感动呀！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

我和金厂长到公司汇报工作。坐进吉普车，好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
他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问题： “‘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是哪个戏里的一句词儿？”
我看看他：“《沙家浜》。”
谁也不再说话了。但是他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
直到下了车，踏进公司的办公大楼，金厂长又对我说：“我们要争取头一个讲。开头大家总有点客气，你推我让。有身分的人不想开头一炮，都愿意先听听别人怎么讲。我们这样的小厂，正好可以挤上去。再说会议刚开始，领导们精神集中，听得仔细，到后边老头们都累了，抽烟喝水上厕所，谁还认真听你的发言。”
我佩服他的分析，但也替他担心。他来厂还不到一个月，能讲些什么呢？
公司通知是厂长来开会。任何会都有个灵活机动，憨厚的刘书记害怕金厂长来的时间太短，情况掌握得不多，提出叫骆副厂长来参加。我知道骆副厂长也最愿意干这种出头开会的事。可是金厂长笑笑说：“我还是去吧。”
非常微妙。是他不愿意给骆明这个以厂长身分出头露脸的机会呢？还是自己不愿意放弃这个在公司领导面前表示新身分的机会呢？
会议开始以后，他果真头一个发言，讲得很生动，举出了庞万成三天丧假只歇一天半的例子。他表扬的是工人，没有表白自己。给人的感觉却是领导很高明。
公司领导表扬了我们厂。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厂受到表扬，太稀罕了。
我越发感觉到，金厂长这个人不那么简单。
第二个发言刚开始，金厂长就悄悄地对我说：“老魏，你好好记一下，特别是外单位好的经验和公司领导的指示。我出去一会儿。”
他这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到快散会的时候才回来。真是怪事。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怪事一件接着一件，这两天我发现骆副厂长脸上的麻点不那么明显了。这场新的权力角逐的暴风雨，难道这样快就过去了？
骆明这个人不会轻易服输的。难道是他对金厂长服气了？他似乎也不是那种肯服气的人。
中午，我从食堂回到办公室，金厂长正在我的屋里打电话，骆副厂长以少有的媚脸在旁边陪着。
“……叫骆晶玉，骆驼的骆，晶体管的晶，林黛玉的玉。她是我的亲戚，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一个星期内我听你的信儿！ 好，就这样定。”
我心里有点开窍。我不赞成金厂长老来这一套，可是佩服他的心计和手段。骆明是个不好对付、不好配合的副手。但他熟悉这个厂的生产情况，下边也有一帮子人，如果把他治服了，金厂长的脚跟就算站稳了。
我却没有想到金厂长会用这种办法：小人喻以利。难怪有的工人背地议论金厂长够滑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

我和金厂长到局里开会。坐了一会儿，他又悄悄地对我说：“老魏，你好好记一记，我出去一会子。”
一到公司和局里来开会，他就来这一手。他出去干什么？哪来的这么多事？
等了一会，我也走出会场。我想看看他到底去干什么。天气已经转暖，许多办公室都开着门。金厂长是在化工局大楼里，挨个屋子“拜年”。从一楼到四楼，一个处一个处地转。每到一个处，就像进了老朋友的家一样。从处长到每一个干部，都亲热地一一打招呼，又说又笑。他兜里装的都是好烟，大大方方地给每一个会抽烟的人撒一根。谁的茶杯里有刚沏好的茶水，端起来就喝。当然，他也不是光掏自己的烟，别人给他烟的时候也很多。他和每个处的人都很熟识，又抽又喝。有时谈几句正经事，有时纯粹是扯闲篇、开玩笑，嘻嘻哈哈，非常开心。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在化工局里，我们厂是排不上号的一个小单位。这样一个小厂的厂长，在局办公大楼竟这样自由自在，到处都有熟人，到哪里都可以谈笑风生，而且认识许多职位比他高得多的干部，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本事。
散会以后，在回厂的路上，我问金厂长：“听说你在局里和公司里有很多熟人？”
“今天下午你不都看到了！”他冲着我笑了。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尴尬。
他很开心地说：“魏秘书，这些日子我看出来，你是个好同志。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漂亮，成天忙得四脚朝天，比哪一个厂长都忙。就是有点书呆子气，办事死心眼儿。老魏，我告诉你一种我发明的学问。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金钱。在我们国家，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搞好关系。今后三五年内这种风气变不了。我们是小厂子、小干部，要地位没地位，要权势没权势，再不吃透社会学、关系学就寸步难行。”
惊人的理论！ 我说不清心里是敬佩他，还是厌恶他。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

骆副厂长脸上的笑纹几乎把所有的麻点全遮住了，他兴致冲冲地对我说：“老魏，交给你个任务，今天晚上你陪着金厂长到我家里去吃饭。我怕老金不去，你一定得作陪，无论如何要把他拉去！”
我心里说：“浅薄的人。给你闺女找个工作就值得这样！”
转念又想，一个五级看泵工，由于某种机缘入了党，当上了副厂长，你又能要求他怎么样呢？ 我是决不能到他家里吃这顿饭。以前我遇到这种拉拉扯扯的事就往老婆该子身上推，不是借口老婆病了，就是推说该子发烧。反正是老婆孩子跟着我倒霉！
今天说轻了推不掉，我狠了狠心就对骆副厂长说：“哎呀，不凑巧，我那个小不点得了肺炎，下班后我得赶紧回家送他上医院。”
骆副厂长的脸像外国鸡，立刻变了：“我就知道我老骆的脸小，请不动你这位大秘书。这样办吧，下班前，你把老金送到我家门口，然后，就请你自便。”
我没有办法，谁叫我是秘书呢！只好冲着骆副厂长的背影又骂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将来要再给人家当秘书，我就把他的手指剁掉！”
临下班的时候，我去请金厂长。金厂长答应得很痛快，而且约我一块去。我把瞎话又说了一遍。金厂长那对突出的金鱼眼眯成了一道缝儿，笑了：“老魏，你不会编瞎话，往后就别编了，瞧你那脸色，红了又白，白了又红。”
“金厂长，这是真的……”我急忙遮掩。
他笑得更凶了：“得了，你的瞎话千篇一律，连个花样也不会变。你就不拿耳朵摸摸，全厂谁不知道魏秘书有一手绝话，一旦人家有事求他，他不愿意给办的时候，就往老婆孩子身上推。老魏呀，你那么大学问编什么瞎话不行，干嘛非给老婆孩子招灾！”
我只好苦笑着摇摇头。
他拍拍我的肩膀：“你真是个书呆子，副厂长请客，不吃白不吃。他要是拿出两块钱以下的酒，咱都不喝！ 你就跟着我去，进门不用你说话，只管低头吃你的饭。这样的美事还不干！”
我最终也没有去。但我知道了骆明请客的原因，他的女儿今天到国营无线电十厂去报到了。金厂长的道行真大，这一手就可以把骆明给降住了。
当党性、纪律和法制对某些人不起作用的时候，也可以用义气和恩惠试一试。
不知为什么，金厂长这一手却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敬佩。相反，他在上任第一天留给我的那个朴实可亲的印象，已经被后来
的这些事给冲淡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九月的日记略)

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

领导干部之间关系有多复杂，可以看出社会上就有多复杂，群众的思想就有多复杂。
骆明和金厂长摽成把了，刘书记和金厂长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今天在讨论奖金问题的支部会上，书记和厂长之间紧张关系公开化了。
九月份，上级发下来一个文件，工厂可以从利润里按比例提取奖金。我们厂原是由搞综合利用起家的，大部分原料是捡别的厂甩出来的废物，花钱不多，一本万利。发奖给钱的事，厂子越小、工人越少，就越好办。九月底一结算，每个工人可以拿到五十元奖金。就连科室的干部，也可以分到四十多元。大部分工人等于一个月拿双份的工资。
刘书记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汉子，一听这个数目字吃了一惊。虽然他的生活条件在厂级干部里最差，每月多收入四十多元还是很需要的。但他一摆脑袋，表示反对：“不行，发这么多的奖金，这可了不得！”
“有什么了不得？”他的意思遭到了不少人在心里反对，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钱不是坏东西，给多少也不烫手，每月多进个四、五十元，谁还不高兴？但是，委员们嘴里，谁也不说赞成，谁也不说反对。都拿眼瞅着厂长和书记，等着一二把手定板，谁都想多领钱，少担责任。
金厂长对骆明说：“老骆，说说你的意见。”
骆副厂长很干脆：“应该发给工人，照文件办事。”
刘书记说：“文件是指一般情况说的，我们有我们厂的特殊情况，不能钻这个空子。我们要全面领会文件精神。上级要知道，也不见得就会同意。”
骆明：“这笔钱不发给工人怎么处理？难道白白地上交？”
刘书记：“存在银行，将来搞点集体福利设施。”
金厂长只顾抽烟，一言不发。谁也猜不透他的态度。他是个会处关系、善于权衡得失的人，决不会为了多给工人发几十块钱的奖金而让自己担风险。万一为了这件事和局、公司的领导把关系搞僵了怎么办？伤害了国家利益，使工厂和国家的关系搞坏了怎么办？哪头重，哪头轻，他不会不知道，他不会因小失大。更何况党支部书记已经表态，像他这样的人难道愿意站到书记的对立面去吗？
连我都觉得，金厂长一定不会同意发奖。
金厂长开始表态，一张嘴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老刘说得对，奖金数目是大了一点……”
骆副厂长脸突然涨红了：“你——”
金厂长冲他摆摆手，他们两个似乎是私下已经碰过头了。我心里一动，金厂长既然收服了骆明，就一定会利用这个 “贼大胆”。今天说不定也是拿他当一杆枪，先试试刘书记的火力。
金厂长接着说：“我们是东方化工厂的领导，我们用不着替国家操心，我们要操心的是东方化工厂的群众，得罪了他们，我们就要倒霉了。文件向群众传达了，如果奖金不照数给，我们就失了信，国家也失了信。我们挨骂还不说，群众的心气一散，生产就会掉下来。所以，我主张五十元的奖金一个不剩全发下去。公司里要问，我们有词儿： 按上级文件办事。兄弟厂要反映，咬扯我们，我们更有理：这是多劳多得，我们厂搞得好，给国家赚钱多，奖金自然就发得多。大伙说怎么样？”
委员们大多数都同意金厂长的意见，就算通过了。刘书记心里感到发这么多奖金不合适，嘴上却又讲不出更多的道理。虽然在会上按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金厂长的意见，可是散了会，老刘把金厂长留住了。他就是这么个爱钻牛角尖的人，骆副厂长背后就骂他是“犟死亲爹不戴孝帽子”。
我要给公司赶写个材料，下班后也没有走。我把通刘书记房子里的上亮门打开，一边写着材料，一边支起耳朵听着隔壁房间里谈话声。我耽心刘书记的脾气，他也太认死理。老实得过分了。以前正副厂长不和，他成天焦心。调走的王厂长最对他的脾气，作风正派，对上对下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弄虚做假。就是心胸太窄，爱生闷气，不到一年就被骆明气跑了。现在来了个金厂长精明能干，上上下下关系都处得挺好，连骆明都服气了，正副厂长配合得挺好。按理说老刘这个党支部书记不该省心了吗？ 他却偏要没事找事。过去他和王厂长两个人还对付不了一个骆明，现在他一个人又怎么能对付得了金厂长和骆明两个人！ 心实的斗不过心虚的，搞事业的斗不过搞权术的。我真替他、替我们厂耽心。
隔壁房间里老刘的声音越来越高：“……当个领导最主要的是思想要端正，不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口味，八面讨好。更不能拿着国家的东西送人情。老金，有人确实向我反映这个问题，你不能不注意点。”
这话说得太刺人了，一把手对二把手哪能这样说话！ 我赶紧把写好的材料送过去，冲淡他们的紧张气氛。
金厂长真有两下子，什么话都听得进去，脸上一点不挂相，冲我一笑，说：“老魏，你来得正好，咱们一块扯扯。咱们这位刘书记真够呛，难怪以前咱厂的班子都尿不到一个壶里，他这个一把手不是给下边擦屁股，下边得给他擦屁股。我问你，你说我思想不端正有什么事实？你说我拿国家的东西讨好群众，我执行的是不是上级的文件？”
“唉！”老刘一摆手，“给钱的事越多越不嫌多，一降下来群众就有意见。但是，我们作领导的应该为群众的长远利益考虑，要教育引导群众，文件上不也说可以抽出一部分奖金搞些集体福利事业吗？”
“你扣住这五十元不给，那群众就会骂我们。再说你把这钱扣下干什么用？”
“留点后路，长流水不断线，万一哪个月出点事，没有完成任务，仍然可以发奖。再说钱存多了还可以给群众盖点宿舍。”
“得了，刘书记，你吃亏吃得还不够！” 金厂长转头对我说，“你当秘书最清楚，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现在叫你发奖，你就发；如果不发下去，精神一变，剩下的钱你就没有权力支配了，你还想盖房子？ 咱们这个小厂，好不容易盖几十间房，土建部门要几间，管电的要几间，给水的要几间，煤店、副食店再要走几间，层层扒皮，我们还能剩几间？ 花了钱，受了累，还得惹气挨骂，本厂工人落不着实惠。把钱往大伙手里一分，又稳当又实惠。”
刘书记并不认可，但他也不吭声了。
金厂长掏出烟盒，每人给一支烟。老刘没接，掏出自己的烟吸着。金厂长也不在意，把给老刘的那支烟叼在自己嘴上，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老刘，你那一套五八年以前行得通，现在不行。对上级文件既不能不办，又不能完全照文件的精神办，这里边学问可大啦。就说你老刘吧，在这方面坐了多少蜡！ 文化大革命中遣送的可以回城安排工作，你没有快抓快办，现在又冻结了，叫就地安排。这一件事你挨了多少骂？退赔，办的快了钱就拿到手了，办的慢了就没拿到。这种事多了。谁死板谁就吃亏。”
金厂长说得很诚恳，他是真心想劝刘书记灵活点。我却觉得老刘听了这番理论，对他的反感更深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日

得便宜卖乖。奖金发下去了，全厂上下议论纷纷。可气的是，群众对昨天党支部会上讨论奖金问题的争论都知道了，而且知道得比我的记录还详细。刘书记挨了大骂，金厂长成了“青天大老爷”。
我感到不公，替老刘抱不平。
金厂长提出要借发奖金这个东风，把群众情绪鼓起来。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金厂长在会上做了个简短而又深得人心的报告，没有叫我给起草，那是真正代表厂长的水平。
他说：“……这个月的奖金一分不少，全发给大伙了。有人接到这一包子钱，吓了一跳。只要大家干得好，我们厂的利润再提高一块，下个月奖金还会多。你们放心，只要是通过我的手发给大伙的钱，我是一分不扣，一分钟不停，全发给大伙！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

这个星期天最丧气了，从早晨四点多钟起来的，到下午三点钟，才钓到三、四条小鲫鱼。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金厂长。他钓了满满一篓子，我问他在哪儿钓的，他笑而不答。我猜他一定是和哪个看养鱼池的人有关系，从养鱼池里钓的。他不顾我的拒绝，硬是把鱼分了一半给我。路过他的家门口时，还要拉我上楼坐一会。我不好拒绝，也想看看他的家里是个什么样子。我猜想，像他这样神通广大的人，家里一定搞得很富丽堂皇。
我走进去一看才知他的家里非常简朴，简朴得使我不敢相信这是金厂长的家。
他的女儿正在家写功课，他叫女儿给炒个菜，要和我喝二两。他女儿瞪他一眼，拿起书包到奶奶屋里去了。
金厂长还有个老娘，他只好又去求老娘。老奶奶虽然答应给他炒菜下酒，但是嘴里也不停地埋怨儿子。很快我就从老太太的嘴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金厂长每月工资七十多元，只给家里一少部分，剩下的抽好烟，喝好酒。每天晚上在饭馆里喝完酒，回到家里随便吃两口饭就行。老娘和两个孩子主要靠他爱人的工资养活。
他在家里的地位，远不如在工厂里。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一种人。这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反感：这个人对他的家庭都不负责任，能对国家、集体、群众负责吗？ 真是莫名其妙！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下班铃早响过了，干部们一个也没有走。金厂长从银行打来电话不让干部走。从早晨一上班他就带着财务科长到银行去了。我们厂在年底每人要发一百元的奖金，银行不同意。厂长亲自拿着文件去交涉。他在银行蹲了一天，连中午吃饭都没回来。不知他把干部们留住是什么意思？
又等了一会，厂长回来了。他满脸是喜色，对干部们说：“大家都动手，今天无论如何要把钱分出来，发下去。”
干部们一个个都很高兴，在财务科长的指挥下开始数钱，数到一百元就装进一个红信封。
刘书记把金厂长叫到我的屋里，动感情了，说：“老金，不能这样干，这叫滥发奖金！ 文件里没有叫你年终发这么一大笔钱吧？”
金厂长忙了一天，也没有好气地说：“文件里也没有说不让发这笔钱。”
“老金，这样要犯错误！ 是不是发完这笔钱，过了年，我们厂就关门？”
“你这人，真是！”金厂长强压住火气，“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有多少发多少，而且必须在今天发下去。要不还用得着我亲自到银行里去泡蘑菇！ 上边的精神没有准，一会一变，明年还不知道是嘛章程，要是来个新文件，奖金冻结，你想发也发不了，到那时我们就挨大骂啦！”
“你怕挨骂我顶着！”
“这是支部会上定的，你一个人不能推翻。发！”金厂长推门走了，我这是第一次看见他发火

一九八○年一月三日

今天一上班我就收到了好几个文件，其中有一个文件就是通知七九年的奖金暂时冻结。
我把文件拿给金厂长，他哈哈一笑：“我早就猜到会有这一手！”
一公布，全厂上下对金厂长的欢呼声更高了。干部们也都议论这件事：这一百元拿得太巧了，晚一天就飞了。金厂长既有远见卓识，又敢做敢为。
下午，选人民代表。今年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上边连候选人都不提，完全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四个车间分成四个选区，全体干部编为一个选区。车间的三个选区投票结果，金厂长以绝对压倒的优势当选。在干部这个选区里，金厂长只差三票就是满票。这个结果是谁都料得到的。可是也有一点没有料到，在车间的选区里有一张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金凤池是个大滑头！”
由于检票、唱票的那几个工人嘴不严，这句话给传出去了，这对金厂长是个打击。
看来不管多滑的人，也很难滑过群众的眼。但是，让群众看出是滑头的人，还能算滑吗？ 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真正的、让人并不觉得滑的滑头呢？
下班后，金厂长提着多半瓶“芦台春”来到我的办公室：“老魏，先别走，可怜可怜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陪我先喝二两。”
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两包花生米。
“您怎么不回家？”我问。
“昨天和老婆吵架了，今天不能回去，一回去还得吵。”他把酒斟到茶杯里，一扬脖就灌了一大口。
我劝他：“金厂长，您这样不顾家可不行。从下个月起，我把您的工资扣出一大半，送给您的家里。”
他笑了：“来来，喝酒！ 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老婆和我打了二十年，都没有管住我。你能管得了？ 来，喝！”
他真是个喝酒的能手，光喝酒不吃菜。喝两口酒，才吃一个花生米。越喝口越大，不一会儿，那对突出的金鱼眼就有点发红了。
他突然盯住我的眼睛说：“老魏，现在的群众真难侍候！ 五股八流，什么人都有，不管你怎么干，也不会让他都满意。”
我明白他是指什么说的，还不好答腔。他喝了一口酒又说：“我是为了群众，得罪了头头。反过来说，让头头满意，一定又会得罪群众。你知道今天干部投票时反对我的这三票都是谁吗？”
我心里一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呢？他一定是疑心刘书记，但刘书记是个光明正大的汉子，他不会投金厂长的赞成票，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只好回答说：“不知道。”
金厂长嘴角一咧：“有一票是老骆投的，没错，准是他！”
我实在是没想到，也不大相信：“他对您不是很敬佩，很好吗？”
他笑了：“那是因为我给他办过事，他那两下子也玩不过我。但是这个人比较毒，忌妒心太强。不过今天他不赞成我当人民代表是对的。”
我又问：“那一票是谁的呢？”
他用食指点点自己的鼻子尖：“我自己！”
他不是醉了，就是成心拿我耍笑着玩，
“我说的是实话。” 他又灌了一口酒，果真是带着几分醉意了，“我知道，连你也瞧不起我，一定认为我是个大滑头，社会油子，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滑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越混，身上的润滑剂就涂得越厚。泥鳅所以滑，是为了好往泥里钻，不被人抓住。人经过磕磕碰碰，也会学滑。社会越复杂，人就越滑头。刘书记是大好人，可他的选票还没有我的多，这叫好人怎么干？我要是按他的办法规规矩矩办工厂，工厂搞不好，得罪了群众，交不出利润，国家对你也不满意，领导也不高兴。你别以为我的票数最多就高兴，正相反，心里老觉着不是滋味。所以我明知老刘不投我的票，我却投了他一票……”
“金厂长，你喝多了。”我扶他在值班员睡的床上躺下来，“您先躺一会，我回家给您拿点饭来。”
我真后悔下午投了他一票。他虽然票数多，可是他这个人和“人民代表”这种荣誉总不协调。难道金凤池是当今这个时代最合格的“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吗？ 我在心中连连暗自摇头。
我坚信在下次选举中，他一定会落选！

一九八○年四月二日于天津
(原载《新港》1980年第5期)

【赏析】
蒋子龙，是一位专心致志耕耘在新时期工业题材小说园地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作家。他敏锐甚至近于“同步”地反映工业战线从拨乱反正到改革进程中显露出的矛盾和问题，并藉以塑造出形形色色的艺术人物，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如果说，使他一举成名的《乔厂长上任记》证明蒋子龙有大刀阔斧刻画“开拓者”英雄形象的笔力，那么，《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则证明蒋子龙同样有笔触细腻创造“实惠型”复杂性格的功力。比较起来，前者正气浩荡，但乔厂长的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多少带着人们在改革初期存在的急于扭转乾坤的理想色彩，那么，一年后发表的后者则显得更冷静、更现实，也更有思想深度。它艺术地提醒投身四化建设的人民，在十年“文革”遗留的废墟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将是一场艰巨而漫长的革命，因为我们不仅仅要克服纪律涣散、管理混乱、技术下降等困难，更重要的，我们必须荡滌弥漫社会的污浊风气，那些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思想规范却又能畅通无阻、屡战屡胜的歪门邪道。作者实际上已经相当早地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当同时发展这样一个以后日益引起党和人民重视的大问题。
这一切，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对厂长金凤池的外部胜利和内心痛苦的交织，以及厂长秘书“我”的议论、分析相辅相成地显示的。小说高明地采取了“日记体”,具有一石两鸟之妙。
金厂长，是个一言难尽的人物： 不仅别人对他难以捉摸，就连他自己也常陷于矛盾之中。他对工人很热情，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真心认为“工人是干部的先生”,甘愿为他们全力以赴甚至去冒风险，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但做法上却是令人不敢苟同的：他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点在为工厂“最老实的工人借调汽车”及时办好父亲丧事上，以其浓厚的人情味深得人心，但其做法却是以交易的口吻向别厂要车；他力主给工人发五十元利润奖，为此成了“青天大老爷”,但其指导思想却是“我们用不着替国家操心，我们要操心的是东方化工厂的群众，得罪了他们，我们就要倒霉了”;他亲自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从早到晚在银行交涉，一定要抢时间(晚一天就真的泡汤了！ )给大家发一百元年终奖，为此，“全厂上下对金厂长的欢呼声更高了”,称他“既有远见卓识，又敢做敢为”,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以“对策”战胜国家政策。他确实赢得了人心，确实把生产搞上去了，但作为党的干部，在处理国家与集体关系上，就不那么漂亮了！ 他十分敏感，极其聪明，深谙处世之道，有应付各种人的本领。曾经在四年里挤走三位厂长的副厂长骆明，气焰嚣张，野心勃勃，是金凤池最强劲的对手，他一上任就意识到强龙与地头蛇之斗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胸有成竹，略施“小人喻以利”小技，就收伏了骆明。他以自己亲戚的名份为骆的女儿通路子落实了好单位，使骆媚相毕露。“当党性、纪律和法律对某些人不起作用的时候”,义气和恩惠却可以降住这些人，但义气和恩惠是不是正确的工作方法呢？金厂长不仅了解工人，不仅看透骆明之流，也能在与上级部门相处中游刃有余。他到公司、局机关去，总有绝妙的“外交”与之周旋：开会时，要抢第一个发言，因为拖到最后，没有人再有精力听你讲了；发好言(而且必定是生动的，也不忘在表扬工人时巧妙地把自己的成绩溶进去)就把秘书留下作记录，自己脱身到各部门联络感情，递烟喝茶，我托你你托我，把关系网织得大而紧，以至他这样的小厂子小干部一点也不被人小看。他的 “惊人的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金钱。在我们国家，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搞好关系。今后三五年内这种风气变不了”。他看到了风气之弊，却不想去改变它，而是利用它，不是更要扩大其恶劣影响吗？ 他在家里的地位，远不如在工厂里，这既有他爱喝酒不顾家的原因，也有他“把神通用到厂里，并没有往自己家里搂东西”的原因，使他的家简朴得简直不敢相信是神通广大的金厂长的家。面对金厂长，我们的判断发生了困难：说他是好厂长吧，可其做法、想法常常是出格的； 说他圆滑吧，这圆滑除了带给工厂和工人好处外，并没有给他个人添加私利； 说改革不能依靠这样的干部吧，可绝大多数工人又拥护他；说他真能代表人民吧，可车间选区里就有人在选票上写“金凤池是个大滑头”,连他自己也不投自己票，可谓有自知之明。但是，不管读者诸君喜欢他与否，最重要的，这种人物确实是生活的现实，是活生生的存在。所以，比判断他更有意义的，是探究一下这种人物存在的社会土壤和气候，只有从根本上了解产生金凤池式人物的原因，我们才有可能期待一身正气而又不致四处碰壁的好干部。请看金凤池的自白：“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滑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越混，身上的润滑剂就涂得越厚。……社会越复杂，人就越滑头”,他举了不少两难的例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是真话。也就是说，确有这类干部，一方面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也知道那实际上于事无补；一方面滑得可以，但内心也深感内疚。对他们，责备、鞭挞当然是正义的，但也许还应该考虑一下如何更快地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在整体上造成正道畅通，歪路堵塞的良好环境。这样，金凤池这样聪明能干、富有人情味又有自知之明的干部，将会抛弃他们曾经不得不采用的“战术”成为光明磊落、无私无愧的好干部。蒋子龙在金厂长复杂性格中溶进了相当大的社会容量。
魏秘书的日记，在塑造金凤池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他接触四方，知晓一切，但又位卑人微，无能为力，只能在日记中倾吐心中之块垒，在这片心的领地里，他直率地分析、评点，夹叙夹议，金厂长的复杂性格经由他的笔端增添了特色，同时，魏秘书自己的心理活动也是矛盾、复杂的。他厌恶权力角逐，盼望锁住骆明，金凤池使他如愿以偿，产生佩服感。然而金厂长的关系学“学问”,使他说不清是敬佩还是厌恶，收伏骆明则使敬佩之意尽消……直到最后，魏秘书的看法才终于定了型：“他这个人和‘人民代表’这种荣誉总不协调”、“我坚信在下次选举中，他一定会落选！”这“下次选举”隐喻着今后他相信那时社会风气定会好转。所以，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也谨慎处事，而心里十分明白、对将来抱有希望的秘书形象，他至少体现了作者深藏在现实态度里面的乐观于未来的情感。
秘书视角的设定，使小说的语言切合“日记体”要求，口语化，少修饰，以达意为主。并且，这种视角既利于客观描述主人公，也易于主观情感的流露，而这两者的结合，比通常的第三人称写法在表现复杂现象时更有力也更自然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