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记》题词》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万历戊戌秋清远道人题。

(《汤显祖集》)

赏析三百多年来，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一直备受历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青睐，人们为之心醉神迷，激赏不已，甚或伤心而逝(如清代才女冯小青即是一例)。《牡丹亭》何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这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作品塑造了一个“至情人”形象——杜丽娘。

汤显祖作了《牡丹亭》，深恐人们不能理解，便又写了这篇题词。在这篇题词里，他主要揭示了杜丽娘“至情”的实质内涵，表达了他对这一女主人公的由衷赞美之情。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寻找到《牡丹亭》具有永恒魅力的奥秘所在。

文学史上出现过许多光彩照人的“有情人”形象，如唐传奇中的霍小玉、元杂剧中的崔莺莺、明话本小说中的杜十娘等等，杜丽娘的情和这些“有情人”的情有何不同呢？作者把其特点概括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并把这种情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称之为“至情”。这种至情的特点体现在：

首先，它是至纯的情，不含任何得失利害的考虑。杜丽娘在一个明媚的春日里游赏后花园，感悟到自然的美好和青春的可贵，产生了对爱情的渴望，并因情生梦，在梦中与知己柳梦梅相爱。这种爱情没有权势、财富、地位等等的权衡与计较，完全是青年男女的自然吸引而产生的情感升华。唯其“情不知所起”，方能“一往而深”，也才见出爱情之纯洁性。

其次，它是至深的情。这种情可以感天动地，幽明无阻，以致于杜丽娘既能出生入死，又能死而复生。作者认为，“生而不可与死”固不可谓之至情，而“死而不可复生者”亦非情之至也。相思成疾，因情而死，这是常见的事；唯其“死而复生”，方显出情之深厚。死而复生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如何解释这种描写呢？他认为，“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人事不足以表现“至情”，便只有借助于鬼事。在他看来，鬼神之事确实虚妄，不合常理，但它却具有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恒以理相格”的“通人”所难以理解的。

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以情动人，李商隐的爱情诗、纳兰性德的悼亡词、王实甫的《西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如此，汤显祖的《牡丹亭》亦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等都会发生变化，但人类对美好事物、对纯洁真挚的爱情的追求却不会改变。《牡丹亭》正是以其对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超出常理的“至情”的颂歌赢得了后世无数读者的垂青。

情是汤显祖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其文艺理论的核心。他认为，情是文艺的源泉、生命和力量：“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耳伯麻姑游诗序》)。《牡丹亭》正是汤显祖倾注了其全部情感而创作出来的不朽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