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序

章炳麟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②?”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③,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事实^④。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⑤,宰割之酷，诈暴之工^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⑦。然自乾隆以往^⑧,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⑨,自尔遂寂泊无所闻^⑩。吾观洪氏之举义师⁽¹¹⁾,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¹²⁾,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¹³⁾,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¹⁴⁾。乃如罗、彭、邵、刘之伦⁽¹⁵⁾,皆笃行有道士也⁽¹⁶⁾。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¹⁷⁾。衡阳之《黄书》⁽¹⁸⁾,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¹⁹⁾。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²⁰⁾。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²¹⁾。无他，悖德逆伦⁽²²⁾,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²³⁾。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籍⁽²⁴⁾,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²⁵⁾,虽余亦不免是也。
嗟乎！ 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²⁶⁾,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²⁷⁾,既可知矣。
今容为是书，一以叫咷恣言⁽²⁸⁾,发其渐恚⁽²⁹⁾。虽嚚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³⁰⁾。以是为义师先声⁽³¹⁾,庶几民无异志⁽³²⁾,而材士亦知所返乎⁽³³⁾。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³⁴⁾,则其所化远矣。籍非不文，何以致是也⁽³⁵⁾?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 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³⁶⁾,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³⁷⁾。

〔注释〕
①本篇选自《章太炎政论文选集》。《革命军》,邹容作。邹容(公元1885年—1905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因写《革命军》被捕，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21岁。《革命军》,写于1903年，是近代民主革命初期号召民众起来革命的一篇著名论著。②恣肆，无所顾忌。恶(wu勿),嫌。③唱，通“倡”,倡导。和(he贺),跟着唱，这里是响应。④空言，不切实际的言论。指反革命舆论。堕(hui灰),通“隳”,毁坏。实事，指切切实实的事业。⑤吞噬(shi是),侵吞。逆胡，指清朝统治集团。⑥工，精。⑦昌言，善言，直言。⑧乾隆，清高宗的年号(公元1736年—1795年)。以往，以前。⑨吕留良，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明清之际思想家。明亡，削发为僧，著有《维止录》,主张反清复明。曾静，湖南永兴人。受吕留良影响，曾派学生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被岳告发，遭杀害。齐周华，浙江天台人。因作《为吕留良等独抒己见奏稿》被清政府杀害。正义，正理。指民族思想。聋俗，旧谓不辨美恶的世风。指安于清朝统治的社会风气。⑩自尔，从此。寂泊，无声无息的样子。(11)洪氏，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12)曾、李，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人物。柔煦(xu绪),温顺。这里作贬义，卑顺。(13)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14)策使，驱使。韪(wei伟)非枉直，是非曲直。(15)罗、彭、邵、刘，指罗泽南、彭玉麟、邵懿辰、刘蓉，都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帮凶。(16)笃(du赌)行有道，品行纯厚，又有学问。(17)操持，掌握。这里指所信奉的。洛、闽，程朱理学。洛，指洛学。以北宋程颢、程颐为首的学派，因二程是洛阳人，故名。闽，指闽学。以南宋朱熹为首的学派，因他曾在福建的建阳(福建别称“闽”)讲学，故名。金溪、余姚，指陆王心学。金溪，指南宋陆九渊的学派，因他是江西抚州金溪人，故名。余姚，指明朝王守仁的学派，因他是浙江余姚人，故名。(18)衡阳，指王夫之，他是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黄书》,王夫之的政论著作，内容着重总结汉族统治者在民族斗争中失败的历史教训。(19)孝弟(ti替),孝，指顺从父母、先祖；弟亦作悌，指顺从兄长。都是儒家的伦理道德。(20)卒，终，结果。紾(zhen诊)戾，违反。(21)宗国，古代称同姓的诸侯国家。这里指太平天国。(22)悖(bei倍)德逆伦，违反封建的伦理道德。(23)风俗臭(xiu秀)味，指不好的社会风气。(24)温(yun运)籍，同“蕴藉”,含蓄不露。温，通“蕰”。(25)跳踉(liang良)搏跃，双脚跳动，挥拳搏击。这里指文字慷慨激昂。(26)嚚(yin银)昧，愚昧。话言，善言。这里指比较深刻的道理。(27)异时，将来。不俚，不通俗。(28)叫咷(tao桃)恣言，大声疾呼，畅所欲言。(29)惭恚(hui会),惭愧愤恨。(30)祇(qi其)悔，大悔。(31)先声，指革命前的舆论。(32)庶几，也许可以。(33)亦知所返，也知道回头。(34)径直易知，直截了当，通俗易懂。恢发智识，扩大见识启发觉悟。(35)籍(jie借),通“藉”,假使。(36)材性，指人的本性。(37)共和，史称“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暴虐，“国人”起义，厉王出奔，由共伯和摄行王事，号共和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即公元1903年。

〔分析〕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上海出版了一本奇书。它既有层层深入的理论阐述，又有激昂慷慨的闿切陈辞；它旗帜鲜明地宣传推翻清王朝统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它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而奋斗；它文辞浅显通俗，易晓易懂；它感情激荡昂扬，震撼人心；它文字简洁，全书只有两万多字。此书一出，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发行量高达100万册以上，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舆论准备之一。这部书，就是青年革命家邹容的杰作——《革命军》。
本文是章炳麟为《革命军》所作的序。全文分为五段。
第一段，由邹容的设问，提出了一个问题：“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邹容撰写《革命军》的目的，是为了发扬革命舆论的威力，使四万万处于“懦夫”地位的炎黄子孙，奋发图强，确立推翻清廷，反抗列强，建立共和的信心和决心。所以，他所写的文辞，犹如汹涌澎湃的洪流，一泻千里。然而，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都以“温柔敦厚”为原则，像《革命军》这样的作品，是不是会被人指谪为粗俗而没有文采呢？
第二段，作者就“革命舆论”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极力强调了革命舆论的重要性。只有少数人倡导，没有多数人响应，事情就无法成功；而反革命舆论的猖獗，又往往会蒙蔽不少的人，使事情更难成功。因而，革命舆论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段，作者通过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教训，进一步论证了舆论的重要作用。作者把当时与太平天国为敌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柔煦小人”,即清王朝的忠实走狗；一类是左宗棠等“喜功名、乐战事”的人，据说太平军过湖南时，左宗棠曾去献谋献策，因不被采用，转而投奔清朝，反过来进攻太平军；一类是罗泽南、彭玉麟、邵懿辰、刘蓉等一批所谓“笃行有道”的文人，他们平日道貌岸然，甚至把王夫之的反清著作《黄书》放在案头经常翻阅，但到关键时刻，却成为清朝的走卒和打手，不惜抛弃自己的性命，与太平天国为敌。这些人为什么把是非曲直弄颠倒了呢？是因为受到曾国藩之流所制造的反革命舆论的影响。所以，作者做出了以下的判断：“洪氏(指太平天国)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指反革命舆论)足与为难耳。”
第四段，作者热情地赞颂《革命军》为革命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从而正面地回答了第一段提出的问题：只有“辞多恣肆，无所回避”,才能发聋振聩，“为义师先声”——革命的舆论是革命武装斗争的必要准备。对于一般不了解革命的人，这种“雷霆之声”,可以激励他们为革命坚定信心而“无异志”;对于一些具有才能，但对革命认识不清的人，这种“雷霆之声”,可以使他们幡然醒悟，“亦知所返”;对于那些受清朝反革命舆论影响，甚至与革命作对的人，这种“雷霆之声”,有可能使他们“流汗祇悔”。至于《革命军》的“不文”,即不用传统的所谓“文采”,而用通俗的文辞写来，对于当时多数缺乏文化的劳苦大众，即所谓“屠沽负贩之徒”来说，是一件大好事。通俗的文辞能使他们“径直易知”,“恢发智识”,易于引导他们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因而作者认为“所化远矣”。
这里，作者对过去的革命舆论进行了再认识，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作者认为过去宣传革命的文章，“往往务为温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也就是说，革命的舆论，应该用通俗的语言，毫无顾忌地大声疾呼，才能为革命事业大叫大喊，发挥威力。这是作者对《革命军》的重大贡献所作的进一步肯定。
最后一段，概述《革命军》命名的由来，为“革命”一词作出了新的解释。在古代，“革命”指的是改朝换代。封建统治者认为皇权“受命于天”,皇帝就是“天子”,朝代的更迭就是天命的变革。而《革命军》所讲的“革命”,不仅要推翻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的共和国，而且还要在“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等各个方面，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大言之曰‘革命’”。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这一代革命者的远大目标和雄图大略。
《革命军》是一本宣传民主革命的书，但这篇“序”,却不是从概述全书的内容来进行评论和介绍，而是从《革命军》写作的“叫咷恣言”的特点，深入地阐述革命舆论的重要作用；从《革命军》命名的由来，具体地阐述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这样，“序”与全书相辅相成，发挥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宣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章炳麟与邹容的革命友谊，也以《革命军》一书而达到了最高峰。
1902年邹容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反清的革命斗争，酝酿写作《革命军》。1903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东北，邹容与留学生们奋起抗争，受到清政府驻日官员的阻挠。邹容忍无可忍，愤然剪去了清政府在日监督留学生的官员姚文甫的辫子，辍学回国，到上海参加章炳麟执教的爱国学社，并完成了《革命军》全书的写作。
这一年，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保皇派的谬论，斥责光绪帝为“载湉(光绪名)小丑，未辨菽麦”;并在《苏报》上发表了《革命军序》,鼓吹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清政府卑劣无耻地勾结帝国主义，由租界当局出面，逮捕了章炳麟。邹容为了救护同志，挺身而出，自动投案。章、邹二人在狱中坚持斗争，在会审公堂上继续宣传革命，成为生死与共的刎颈之交。
1905年4月3日，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迫害下，邹容死于狱中，其时刚刚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