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3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 | ||||||||||||||||||||||||||||||||||||||||||||||||||||||||
| 释义 | 3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当193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几乎中国的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已确信，中日之间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将势不可免。谁都知道，战争是力量与力量的冲突，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而现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枪炮、飞机、坦克的数量与质量，更与交战国经济力量的对比息息相关。那么，回首观望，在1936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又为备战做了些什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到底如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扭转财政混乱局面，从1928年起，陆续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整顿财政体系，实行税制改革。主要是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收支系统，财政部组建了设计委员会，并整顿了财政管理机构。20年代末，通过外交努力与列强签订了关税新约，宣布关税自主，实行国定税则，提高了关税税率。1929年，又恢复了盐务稽核制度，使盐税收入大为增加。20至30年代，又创设和推广统税，到1936年，实行统税区域达到二十个省。这样，关、盐、统三税逐渐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在币制方面，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废两改元令》,自4月6日起，全国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均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1935年11月，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放弃银本位制，使全国货币趋向统一，有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对国内工商业的进步具有较大的刺激作用，成为以后“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①。 1929年发生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很快即波及中国，1931年底到1932年初，中国经济曾陷入萧条之中。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侵占了我国东北。面对暴日的侵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在30年代曾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南京国民政府较多地关注经济工作始于1931年。除了1928年成立的建设委员会、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改隶军事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外，1931年3月成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1933年10月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开展经济工作的主要机关。1933年春，日军攻陷热河，继续向平津、察绥、内蒙各地展开蚕食、扩张。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以其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开端，逐步调整对日政策。1935年底以后，国民党中枢层内亲英美的势力渐渐占居了上风，并着手开始了抗战的准备工作。从1935年4月起，蒋介石、宋子文、林森等人多次倡议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此奠定“民族复兴之物质之基础”②。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翌年7月8日，国民经济建设总委员会正式成立。这项运动以提倡征工、振兴农业、鼓励垦牧、调节消费、振兴工业、开发矿产、流畅货运、调节金融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要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亦即“自救救国”。在当时背景下，经济建设运动显然已不单纯拘泥于发展经济、增加国民收入，而是实施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过渡的一种必要准备，因为“在当时国际形势之下，我们不能打出鲜明的准备战时经济体制的旗子，只有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战时全国经济总动员的准备”③。 上述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于3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都程度不等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在2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已有的基础之上，经过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苦心经营，到193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景象。 首先，中国的工矿业发展成就显著。私人资本主义工矿业资本迅速增长，新兴工业部门(如酸类工业、氮气工业、人造丝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等)从无到有，填补了空白。南京国民政府官营工矿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电力，1927年为77200万千瓦，1936年为172 400万千瓦，平均年增长9.4%;煤产量，1927年仅1 420万公吨，1936年为2 620万公吨，平均年增长7.0%;水泥在同期由498 000公吨增加到1 243 000公吨，平均年增长9.6%;棉布从8 999 000匹上升到35 448 000匹，平均年增长16.5%。1936年，不包括矿产品的铁路货运量为2 260 000公吨/公里，矿产品铁路货运量达3 030 000公吨/公里。 其次，交通运输业有了飞速发展。1936年，全国共有铁路总长19 028公里，公路总长110 000公里，航空飞行346万公里，轮船吨位达约70万吨。然而，谁能想到，在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只有铁路13 040公里，公路18 000公里，航空业几乎是零，轮船吨位仅291 000吨。如果将这两组数字稍加对比，便不难看出，1927—1936年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保持着较高的速度。 再次，货币金融与国内外贸易步入正轨，初步有了繁荣的迹象。1928年，全国银行总行仅有58家，其中国营和省市经营的总行28家，分行72家，占全国分行一半以上。1936年则有总行164家，分行1332家。④钞票流通指数，按1928年价格计算，以1928年为100,到1936年时，增为492,平均每年增长22%。国内商业贸易，在1930年前后，曾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从次年开始，由于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出现了衰颓下跌的趋势。1933年后，世界经济危机转入复苏，中国农副产品输出有所增加，经过1935年的币制改革和次年的农业丰收，加上海外华侨汇款增加(1934—1936年分别为：250万元，260万元，320万元),城乡经济日趋活跃，国内商业再度好转。1935年物价回升了10%,1936年末至1937年初，又较1935年上涨了15%,农产品价格有显著回升；1936年上海工人工资比上一年增长10.5%,这使城乡购买力有了提高。这样，商品成交数量与价格有了大幅度增长，如1936年的棉纱成交量比上年增加25%。1935年6月至1936年5月，蚕丝出口量比前一年度同期增长30%。1936年的铁路、国内船舶货运量，比1935年增加了20%。 对外贸易方面，1931年以前，中国进口棉花、粮食较多。1931—1936年间，在进口总值中，钢铁与其他金属的比重迅速上升，由6.2%增加为13.2%,占居第一位。其次则是化学染料、颜料，由8%上升为10.8%,居第二位；机器进口亦由3.1%增加到6.4%,这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中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中，丝、茶两项合计，在1920年占全部出口量的20.2%,此后则逐年下降，1931年降为16.9%,1936年仅占12.1%。相应地，桐油、豆油出口量上升，由1931年的8.4%增加为1936年的18.7%;矿砂、金属也由1931年的1.6%上升为1936年的7.7%。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组成(即各种产品所占比重)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但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的地位却未有实质性改变。不过，自1932年以来，中国人超数量在逐年减少，到1936年达到最低点，却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在逐年增加，并于1936年达到了最高峰。该年，关税收入6.36亿元，比1927年增加了49.9倍；盐税收入2.47亿元，比1927年增加10.9倍；统税收入1.31亿元，比1927年增加20.9倍。三税合计达10.14亿元，占全部税收的95.9%。其他国营企事业收入也是如此，在1936年达到顶峰，共2.36亿元，占实收数(扣除借款收入)的18.2%。1936年总计：税项收入10.57亿元，国营企事业收入2.36亿元，实收12.93亿元；若再加上借款收入，国库收入总额达19.87亿元，比1927年整整增加了15倍，这是旧中国财政收入总数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传统上以农立国，全国约有8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与工商业比较起来，30年代农业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自1927年以来，受近代工矿交通业发展浪潮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中国农村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却并未带来应有的农村经济的兴盛和农民的富裕。由于帝国主义以种种手法来转嫁经济危机，由于苛重的封建地租及其他捐税的盘剥，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出现，政局不宁，军阀混战，土匪肆虐，曾经弄得农村经济千疮百孔，凋敝不堪。面对着令人欲哭无泪的满目疮痍，针对农民的“愚”、“穷”、“弱”、“私”,一些社会团体曾制定和实施了部分农村改革方案。1935年前后，全国从事乡村建设、改革活动的单位已增到一百多个，人员超过两千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的“定县实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前者工作了九年，“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后者也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改变农村经济破败状况作了一定的努力。早在1926年，国民党即制定了“二五”减租政策，却“因遭到地主乡绅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⑥。1930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法》,规定出租额不得超过土地常年正产收获总额的37.5%,凡经改进增加了价值的土地应课税1%。该法“可惜在各省并未真正实施”,形同一纸空文。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了改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组织的实施方针案。此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农业推广章程，实业部成立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并与金陵大学合作，在安徽和县创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此外，农矿部也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合作，在江宁县第四区及汤山镇创办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主要推广、改良稻、麦、棉及蚕种、猪种等。1934年，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决定，田赋划归省地方财政收入，并废除繁杂的田赋附加，进口粮食关税率提高到27%以上，这对于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政府还有计划地开展了农贷并组织信用合作工作。1931年，全国各类合作社为2 796个，1937年则达到46 983个。 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中国农业在30年代前期有了缓慢的发展和进步。农业机械和部件的进口额，1932—1934年仅40万元，1935年增加到66万元，1936年超过了100万元；抽水机和部件的进口额，从1932年的75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250万元。在小麦、稻米、棉花进口额相对减少的同时，中国农产品总产值逐年提高。以1933年价格为基数，以国币10亿元为单位，1931年为18.59, 1932年为19.66, 1933年为19.34, 1934年为17.11, 1935年为18.79, 1936年为19.89,平均年增长1.5%。⑦1936年，全国除四川、河南、广东三省受灾外，农业普遍获得丰收，各主要农产品产量均比上年有所增加(见下表，单位为千市担)。⑧据中国银行的估计，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1933—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差不多增加了45%。
总之，1931—1936年间，中国农村改良所取得的成效不大，农业生产在衰滞不振中而稍有进展，呈颠蹶前进的艰难状态。这几年间，中国农业年复合增长率(不计东北)仅为1.5%,而同期近代工业年复合增长率为6.7%;1927—1936年间，现代交通年复合增长率更达到9%—16.1%。相比之下，农业发展显得步履迟缓，与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前进极不相称。不过，1936年水稻、小麦、高粱、玉米、小米等粮食总产量达到2 115 222千市担，仅比此前历史上最好年成的1932年减少了0.083%,基本上持平。棉花总产量达17 357千市担， 比1932年增长83%。油菜籽、芝麻、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总产量为324 011千市担， 比1933年的361 249千市担少了10.3%。烟叶总产12 865千市担，比1933年的12 745千市担增加了0.94%。农产品总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 1936年为198.9亿元，1932年为196.6亿元，高出了2.3亿元。因此，就总体而言，旧中国的农业生产，在1936年还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大致说来，旧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许多部门和行业(如工矿、交通等)都是在1936年创下了近代史上的最高纪录。因为1937—1949年，先有抗日战争，后有国共内战，在炮火与硝烟中，工商农业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样，1936年国民经济空前繁荣的局面，就格外引人注目。193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306.12亿元，这与1920年的219.03亿元比起来，16年间的增长速度不能说不快。在该年度工矿业总产值106.89亿元中，近代工矿业总产值为33.1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手工业总产值约73.7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5%。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其中属于近代企业经营者约占51%,属个体经营的占49%。即该年中国工矿业总产值已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35%,而农业占65%。十分明显，虽然资本主义经济这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成分，但尚未在经济领域占居主导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主要局限在工商金融业及交通运输业中，农业领域则极为微弱。在工商业资本主义中，工业资本比重较小，金融和商业资本比重甚大。如1936年私人资本企业资产净值为72亿元，其中工业为11.7亿元，占16.25%;运输业1.6亿元，占2.22%;商业30亿元，占41.67%;金融业28.7亿元，占39.86%。后两项合计，即81.53%的私人资本主要在流通领域中活动。这种状况，既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又必然会对国民经济的近代化产生阻碍作用。虽说如此，1936年时，我国属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矿业已占到全部总产值的10.8%,如果再加上工场手工业产值，则可达到20.5%。单就工业而言，近代工业已占到58.6%,即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完全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了。这说明，到抗战前夕，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1936年工矿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金融贸易的繁荣兴盛，农业的全面丰收，使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大增。这一切，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对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并夺取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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