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录目》序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①。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②。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③。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縆入水^④，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鲛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糇粮而后进^⑤，其崖崩窟塞，则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⑥，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⑦。予性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⑧。好之已笃^⑨，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⑩，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传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¹¹⁾，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¹²⁾。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¹³⁾。

或讥予曰： “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¹⁴⁾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一)

注释 ①“物常聚”二句——好，爱好。力，指势力、财力。②“象犀虎豹”四句——意谓这些猛兽都生活在偏远荒僻之处，然而象牙、犀角和虎豹的毛皮， 为世贵重， 人们可以大量占有。③昆仑——即昆山。《尚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注：“昆山出玉。”流沙，沙漠。十余译，十多处语言不同的地区。中国，中原。④珠出南海——《初学记》引沈怀远《南越志》： “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晶珠。”腰縆，腰间系着绳子。⑤“篝火”句——意谓执着火炬，带着干粮，进入深山。糇(hou)粮， 干粮。⑥汤盘、孔鼎——汤盘，为商汤沐浴之盘，上刻铭文。孔鼎，相传为孔子先世正考父之鼎，上亦有铭文。岐阳之鼓，唐初在陕西凤翔发现的石鼓，共十枚，刻有长篇文字(籀文)，近人考定为秦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岱山，即泰山。秦始皇巡游泰山、邹峄山、会稽时，都刻石碑记功。桓碑，大石碑。彝器，祭祀用品。古文，指秦以前的文字。籀，籀书，即大篆。篆，篆书，指小篆。分，八分书，隶书的变体，接近楷书。隶，隶书。三代，指夏、商、周。⑦一——专一。⑧斯——指金石拓本。⑨笃——切实，全心全意。⑩周穆王——西周的第五代帝王。《集古录》著录的最早拓本是《毛伯敦铭》，据说是周武王时的彝器。(11)石本——即拓本。(12)“盖其”二句——意谓因不断收集，所以没有按时代编次。今本《集古录》的跋文，已由后人按时间先后编排。(13)多闻——《论语·为政》：“多闻阙疑”，“多见阙殆”。(14)区区——这里是专心致志的意思。

赏析 古代的青铜器和碑碣，除了艺术价值外，上面铭刻的文字，有助于了解历史的发展，考订史籍的缺失，是重要的文物。汉代以后，就有人专门收集，但当时多着眼于文字和书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古人法书，惟重真迹， 自梁元帝始集录碑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真楼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书不传。曾巩欲作《金石录》而未就，仅制一序，存《元丰类稿》中。欧阳修始采摭佚遗，积至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博古通今。《集古录》即是他在金石学上的一部大作，于金石学有开先河之功。《集古录》今存十卷，有作者四百余篇跋文，对历代史实作了不少考订。《集古录》成书于宋嘉祐八年(1063)，熙宁二年(1069)其子棐撰集《集古录目》二十卷。两书后均散佚。本文是为《集古录目》所做的序文。

序文围绕着“力莫如好，好莫如一”这一中心论点进行阐发，主要发表了作者对金石之学的矢志不渝、乐此不疲的执着精神。他收集的都是金石文字的直接拓本，据他在《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中说：“盖自庆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顾其勤至矣，然亦可为富哉。”序文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金石学的一种酷爱之情，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那高洁的志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有人曾问他什么意思，他自己解释说： “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加上“吾一翁”，“是岂不为六一乎”? (《六一居士传》)金石学是其“六一”之一，可见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苏询曾评欧阳修之文“行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上欧阳内翰书》)，在此序文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作者开篇即直言“物常聚于所好”，然后列举金玉珠玑罕物难得而“世常兼聚而有也”，得出“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这一精辟之论。作者进而说明上至三代，下及汉魏的“诸家之字书”是“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虽“取之无祸”，却没有多少人去收集，主要是由于“世之好者少也”。对“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这一论点从另一侧面进一步进行论证，使人把“可喜之物”与“金玉珠玑”的结果相比，而徒生嗟叹。可作者又把笔锋一转，说“幸而有好之者”，让人感到一些希望，而他随之又把笔锋一折，感叹“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人们的些许希望亦落空了。而此时作者陡然宕开一笔，直接点明“力莫如好，好莫如一”，把文章引向更高境界。“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于是成《集古录》。真可谓一波三折，笔之所致，情之所注，充分表达了作者酷爱古代艺术的深厚感情和从事金石收藏研究的执着精神。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评论说，欧阳修的文章“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就是此意。

作者在本序中也说明了编写《集古录》的原因是为了使许多文物赖之以流传，避免了散佚之厄。欧阳修在《唐睿宗神祠记》的跋尾讲到： “余家集古录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义也。”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欧阳修晚年虽在官场上屡屡失意，但他并不想只做一个寄情于山水寻古觅遗的隐士，虽不与世俗争名利，可仍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曾赞欧阳修“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在本序中，作者进一步说明编撰的目的还为了能够“经传后学，庶益于多闻”，由此我们完全领略到了作者那坦荡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