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美国小说家T.品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63年，全书16章，外加一个尾声，像《熵》一样，它采用类似赋格的叙事结构。小说中两条相关的线索平行发展并偶尔交错，一条线索以主人公赫伯特·斯坦西尔对“V”的追寻展开；另一条线索围绕另一个重要人物本尼·普罗费恩及其被称作“整个病态团伙”的活动展开。从篇幅上看，16章中有5章写对V的追寻，10章写普罗费恩及其“整个病态团伙”的活动。最后一章是两条线索的交汇，尾声则是对第一条线索的补充，各章似可独立成篇，没有传统小说中那些必要的衔接和过渡。
这部作品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其神秘性、怪诞性和不确定性上。首先，作为小说标题的V究竟是什么？从斯坦西尔的追寻过程，我们发现，V不仅是一个神秘、怪诞的存在，而且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她是一个人吗？好像是。1898年，她在开罗，是一个名叫维多利亚·雷恩（VictoriaWren）的英国少女，与化名为古德费洛的英国特务，也就是斯坦西尔父亲，有过亲密交往；1899年，她在佛罗伦萨，又与另外三个情人邂逅；1913年，她在巴黎和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搞同性恋，人们只知道她的名字叫V；1919年，她在马耳他，这时她已成了维罗尼卡·蒙格尼斯（VeronicaManganese），是一个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叛乱分子纠缠在一起的阔佬，一个极端的反政府主义者。1922年，她在德国占领下的西南非，又变成了维拉·梅罗威因（VeraMeroving），这时她已换了一只假的左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又来到马耳他，在一次空袭中丧身。一群孩子肢解了她的尸体，她头上仍戴着维多利亚·雷恩在埃及买的五齿象牙梳，肌肤仍像三十多年前的雷恩那般年轻、细腻，但不仅左眼球变成了玻璃，而且身体的大部分也变成了金属：牙齿、腿脚变成了金和银，肚脐变成了蓝宝石。
从上述梗概看，V是一个不断变换身份的神秘女人，但即使在人的层面上，她在活着的时候，身体也在逐渐从有机转变成无机状态。不仅如此，V还和一系列历史政治事件紧密相关。她在埃及时，正是英法两国为争夺上尼罗河地区激烈争斗的时期，她参与了“法肖达事件”，而该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后来在佛罗伦萨时，她又与委内瑞拉的一次叛乱有瓜葛；在西南非时，她参与了德国人对当地土著居民的一次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总之，不论她在哪里，她都是种种政治斗争中一股神秘的力量。进一步说，V还是各种事物、名称和概念。例如，它是一个名叫维苏（Vheissu）的神秘莫测的地方、一个名叫维罗尼卡（Veronica）的雌鼠、那座具有不可知潜在力量的维苏威火山（Vesuvius）、那个充满动乱的国度委内瑞拉（Venezuela）、马耳他岛的瓦莱塔（Valetta），甚至是一个爵士乐俱乐部……难怪赫伯特的父亲锡德尼在日记中说，我们任何人都想像不出在V之中和之后究竟有怎样的涵义。V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事物。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也写不出答案。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观点看，V不仅是一个符号，简直就是一个漂浮的能指，它的参照物消失了，甚至它的所指也消失了。
《V》的不确定性也表现在另一条线索中。普罗费恩没有确定的家、没有确定的工作、没有确定的生活目标，他整日无所事事，在街头或地铁中摇来晃去，有时整天坐在地铁中从一地到另一地作循环往复运动。他的那个“病态团伙”由一些小职员、酒吧女郎、劳工、失业者、流浪汉纠结成一个封闭系统，每一个分子都在这个封闭系统中做紊乱的、毫无目的和方向的运动，他们互相碰撞、拥挤、酗酒、斗殴、观淫、乱交，表现出一种病态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是西方后现代的生活观，也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现实的反映。
《V》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无论叙述视点，叙述时间，还是叙述结构，作者追求的都是断裂性、零乱性和不连续性。例如第一章的叙述时间是1955年，而尾声的叙述时间却是1919年。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多义性。作者既要力图使V呈现出神秘性和怪诞性，同时又要力图使它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多义性。首先，作为一个女人，V的一系列变形提出了当代西方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的自我本质属性的问题：人有没有自我？有没有本质属性（identity）？如果有，这种自我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这种本质属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本质属性？这些问题使许多当代西方人感到困惑，像幽灵一样游荡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从后现代的观点看，人的自我是多重的，人的本质属性是不确定的。不仅V如此，主人公斯坦西尔也是如此。他生下来就没有母亲他的母亲死了，还是跟别人跑了？不知道。如果是死了，是死于难产，还是死于自杀？作品中的叙述影影绰绰，没有任何明确的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坦西尔对V的追寻，也是对他母亲的追寻，或者说对他自己的本质属性的追寻。其次，在V的变形中也包含着从现代到后现代西方社会日甚一日的物化问题。人处在物质世界的包围、挤压、淹没中，逐渐失去对物的控制，反而被物所左右、所役使，从而迷失本性，丧失自我，形成严重的物化。V最终的“金属化”正是当代西方世界严重物化的一个象征，也是后现代主义物化观的一个反映。进一步说，对V的追寻从广义来看，也代表了人们对20世纪西方社会现实的追寻。斯坦西尔生于1901年，可以说是“世纪之子”，如果说V是他的母亲，那么V就是“世纪之母”，V的本质也就是20世纪现实的本质，这样，对V的追寻也就是对20世纪本质的追寻，从这样的角度就不难理解，品钦为什么要把对V的追寻置于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的大背景上了。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战乱频仍、灾祸连绵、社会动荡、人心不安，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现实。那位疯狂的德国将军对西南非六万多土著居民的野蛮屠杀、菲尔林神父在30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之后关于纽约将出现尸横街头的预言都形象地揭示了本世纪现实的苦难。最后，对V的追寻的失败，不仅证明了人和现实的本质属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说明，在一个病态的、紊乱的现实中，任何探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整个病态团伙”正是这样一个病态的、紊乱的社会现实极富表现力的象征，其中的两个成员生动地唱出了这幅现实的景象：
美国的每个城镇都有病态的酒吧间，
病态的人们整日在那儿消遣。
你可以在巴尔的摩酒吧间的地板上交媾，
在新奥尔良酒吧间里玩点乱伦的游戏，
在凯库克·依阿威谈贝克特、谈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