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

“西原借款”是指寺内内阁时期西原所经手的借款，但这仅是日本当时对华借款的一部分。据日本大藏省档案资料记载：在寺内内阁执政期间(1916年10月9日—1918年9月28日),日本与中国新签订的借款总额达386,450,000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前当时的对华借款总额120,000,000日元相比，仅仅两年之间，就增加到三倍”;这其中，“对中央政府借款279,860,000日元，对地方政府借款18,570,000日元，对公司及私人借款88,020,000日元”^[1],对中央政府的借款即占借款总额的70%以上。上述借款中，由西原直接经手或参与交涉签订的有八项，共145,000,000日元，其名目如下^[2]:

(续)

除上列西原所经手者外，其他大宗借款有：善后借款三次垫款30,000,000日元、京畿水灾借款5,000,000日元、军械借款32,081,548日元等。
西原龟三往往秉承寺内和胜田的意图，不通过日本驻华公使而径自与段祺瑞北京政府直接进行交涉，谈判借款合同，并决定两国间很多重大问题，从而引起日本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不满。特别是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曾多次致电日本外务省，反对和攻击西原的在华活动。为此，寺内致函外务大臣后藤新平说：“如所周知，迄今为止，西原向中国政府当局提出的各项问题，决非西原个人向中国当局进行的交涉，其主旨都是我国政府所同意并想要实行的。”^[3]由此可见，“西原借款”及其活动，集中反映并体现了寺内内阁对华的侵略方针和政策，其所经手的借款是直接为寺内侵华政策服务的。
寺内内阁能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向段祺瑞北京政府提供各种名目的贷款，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日本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外贸易连年入超，1913年，它的对外债权与对外债务两项相抵，是总数达122,400万日元的负债国家^[4]。与欧美列强相比，它的经济实力薄弱，无力对华提供大宗借款。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各参战国忙于相互厮杀，民用工业生产瘫痪，国际航运停顿，而日本则因远离欧洲战场，成为军需物资的供应地。因此，日本商品几乎未遇到竞争即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刺激了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自1915年至1918年间，日本出口贸易急速增长，国际贸易顺差达28亿日元，一跃而成为拥有137,000万日元的债权国家^[5]。日本银行的现金储备，1918年增至158,000万日元^[6]。这是日本寺内内阁能够对华提供大量借款的经济背景。
帝国主义各国历来是把对旧中国的借款作为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寺内内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造成的有利时机，企图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等要害部门，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市场。这是它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一。因此，它力图以大量财政资金输出的形式，加强其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准备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的争夺。但是，由于四国银行团垄断了对华政治借款的优先权利，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又是四国银行团的成员之一，日本若以政治借款的名义对华借款，势必要与英、法、俄等国协商一致，从而妨碍其自由行动。为在短时间内达到上述目的，大藏大臣胜田主计主张采取经济借款形式，以避免与欧美各国在华势力产生矛盾和对抗。因此，日本政府于1917年1月20日批准由兴业、台湾、朝鲜三家银行组成特别银行团，规定对华政治借款由“横滨正金银行主负其责”,“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及朝鲜银行共同应承中国经济借款”^[7]。西原经手由三银行提供的总数为14,500万日元的八项借款，其中除第一次交通银行500万日元借款是三银行自己的资金，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及参战借款是用大藏省储蓄部资金外，其余五项借款均由日本议会批准，政府保证支付本利，由三家银行发行1亿日元债券支付^[8],亦即以日本财政资金为后盾，由三银行出面对华借款。其名目虽标为银行、电信、铁路等经济性借款，实际上大多充作当时北京政府的军政开支，成为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南方发动战争所需的军费，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借款。
支持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加强日皖之间的勾结，是寺内内阁推行其侵华政策的重要手段。西原龟三的各项借款活动，也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西原不仅参与寺内内阁对华外交和侵略方针的制定，而且先后六次来华，代表寺内进行活动，与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皖系军政要人和亲日派官僚关系密切，并干涉和操纵中国的内政。他是日皖之间的直接牵线人物，而“西原借款”就是日皖勾结的产物。下面是西原通过各项借款活动与皖系进行勾结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1916年10月间，西原与胜田密议，“深悉此时中国如能特派一适当的人前来日本表示敬意，并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实在是最适机宜的事”,并表明以曹汝霖为特使最为适宜^[9]。他们将此意透露给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章宗祥立即电告段祺瑞：“近日晤后藤(时任内务大臣),谓两国亲善，宜从经济联合入手，为疏通意见起见，最好由中国政界素有名望之人来日一游。”^[10]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深感自己的政权还是不稳固的。他们不仅要对付南方的反对势力，还要提防北洋系内部各实力派的相互倾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急需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由于当时西方国家正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日本遂成为可以左右中国政治的帝国主义势力，北洋军阀内部的亲日派官僚政客，便竭力鼓吹亲日外交路线。这对段祺瑞来说，自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出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后，当即将赴日的新任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向他请示对日外交方针时，他即表示：“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至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于今日，现阁方针如是，幸君善为之。”^[11]其言外之意，显然是决心要改变袁世凯原来执行的亲英、美的外交路线。
因此，当日本示意要改善日中关系时，段祺瑞立即予以响应。段以赠予“日本大皇帝大勋章”名义，拟派曹汝霖为赴日专使。其目的，段祺瑞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曹汝霖)曾条陈中日亲善，不是空言。我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枝枝节节，遇事麻烦，以达中日亲善之目的。”^[12]后因总统黎元洪及国会的反对，曹汝霖的赴日之行未能实现。
于是，寺内便于1916年12月中旬派西原龟三秘密前来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直接洽谈。12月22日西原到达北京，23日就与曹汝霖、陆宗舆会谈。西原认为：“此次会谈，接触到日中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双方充分地交换了意见。”^[13]随后，西原又会见了段祺瑞及中国政界各要人和在华日人，积极进行活动。为了表示日本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诚意，12月28日，由西原经手与曹汝霖、陆宗舆草签了第一次交通银行五百万日元借款合同。这就是“西原借款”的开端。
交通银行是前清政府邮传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为发展它所管理的铁路、轮船、邮电事业的金融机关而成立的。1914年该行又拥有发行纸币和管理交通通信事业特别会计国库金的特权。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由该行提取了大量现金作为军政费，并滥发纸币，以致币值猛烈下跌，市民纷纷拥向银行挤兑现金。1916年5月12日，北京政府被迫宣布暂时停止兑现。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中国最大的发行兑换纸币的银行，停止兑现对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影响很大。日本同意给予交通银行借款，这对于处于财政危机的北京政府，当然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西原在华的活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段祺瑞皖系军阀加快向日本靠拢的步伐。西原回国后，段祺瑞急忙派他的亲信吴光新(段的妻弟，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4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拜访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及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石光真臣等人，申述段祺瑞希望投靠日本的迫切愿望。1917年1月14日，吴光新在与林权助密谈时说，“段曾拟认真与日本合作”,“关于特派曹汝霖赴日，其实际目的即就有关中日亲善的方法，与日本有关当局会谈”^[14]。1月15日吴拜会石光真臣时又说：“(段)深知中日两国的亲善为当务之急”,希望日方谅解其苦衷，并予以相当帮助。石光据此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报告说：“吴一心为段谋与帝国接近，正向各方积极努力。”^[15]日本与皖系军阀之间，一方积极引诱拉拢，一方急欲卖身投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试探，双方终于勾结在一起了。
1917年2月至7月这一段时间里，如前所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两起重大政治事件：一是由于对德参战问题而引起的所谓“府院之争”,二是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败张勋，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重执北京政府大权。在此期间，寺内内阁为怂恿中国对德参战和支持段祺瑞，曾两次派西原龟三来华进行活动，使日皖勾结得到进一步发展。
段祺瑞再度出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孙中山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西南各省军阀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以“护法”为招牌，与段祺瑞北京政府相对抗，中国政局出现南北分裂的形势。此时，日本政府决定公开支持段祺瑞北京政府。7月20日，寺内内阁通过援段的对华方针，自此以后，就以各种方式援助段祺瑞大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形成日皖全面勾结。在此期间，日本以“西原借款”为中心，给予段祺瑞北京政府以各种名目的借款。除西原所经手者外，还有1917年8月28日签订的善后续借款第一次垫款1000万日元^[16];1918年1月6日和7月5日又签订了第二次、第三次善后续借款各1,000万日元(前后三次共3000万日元);中国以地租和盐税剩余金作为借款担保。同时日本应段祺瑞的要求，同意给予军械援助，1917年12月30日，北京政府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1800余万日元军械借款合同，加上1918年7月31日签订的第二次2242万余日元的军械借款合同，两次共购买日本军械计有：步枪125,000支，子弹7550万粒，山炮316门，野炮228门等以及各种炮弹、武器附件、配件等^[17]。(最后结算为32,081,548日元)1918年8月初，西原龟三又与曹汝霖商定，由日本供给2000万日元，作为编练“参战军”的经费^[18],此后即于9月28日正式签订参战借款。借款合同附约规定：“本借款金应交付直接主管国防军队机关所属之经理主任”,按月由日本朝鲜银行委托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代办拨付，“每次由参战军训练处督练及军需课长会同署名盖印，始得领取”^[19]。参战军均系日本军械装备，并由日本派出教官训练，以坂西利八郎主持其事，受参战处管辖，从而使这支新编练的军队，直接由皖系军阀和日本所控制。参战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称边防军，共三师四混成旅。
段祺瑞皖系军阀所以能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正是由于有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靠山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金钱和军火武器。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根本无力支持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南北战争。
北京政府财政部所经手的电信、吉黑两省林矿、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五笔为数共1亿日元的借款，其开支明细账表明：其中直接用于军费开支和购买军械之款，即占借款总数的35.3%;支付内债本利占34%(内债系指北京政府临时挪用或借用交通银行等用作军政开支之款),实际上这笔钱也多用作军费。上述两项合计即占借款总数的69.3%^[20]。至于归陆军部、参战军训练处直接掌管的军械借款和参战借款，则全部用于内战军费开支。曾任段祺瑞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在他写的《民初外交回忆录》一文中说：当时军政开支“每月约需2000万元，而财政部可靠之收入，每月只余关余、盐余(海关、盐税抵押外债，每月付本息所余者)、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等，合计不足1200万元，尚短800万元，则藉借款为弥补”^[21]。上述有关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均说明若无日本的支持，皖系军阀是无力向南方用兵的；而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支持段祺瑞打内战，则是为了向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长江流域南方各省扩张侵略势力，妄图利用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来达到它独占中国的侵略目的。
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中的两大实力派。段祺瑞控制着北京政府；冯国璋的直系则盘据长江流域的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与西南地方军阀有着一定的联系。段主张武力统一，对西南各省用兵；冯则主张和平统一(这一主张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双方明争暗斗，不时出现矛盾和摩擦。1917年11月间，湖南前线直系将领通电主和，致使皖系进攻湖南的计划破产，11月22日段祺瑞被迫辞职。从此在和战问题上，直皖矛盾表面化，并随着政局的发展而日趋尖锐。
在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中，日本始终支持皖系，压制和打击直系。1918年2月皖系为反对直系，准备发动政变，迫使冯国璋下野。为实行上述计划，皖系拉拢奉系张作霖，将奉军陆续调进关内。日本虽然对直系的活动和段祺瑞下台深为不满，但也不赞成皖系的政变计划，因为日本考虑北洋派发生内讧，势将引起北方政局的混乱，这对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极为不利，且易引起英、美的干涉。所以，正当皖系积极策划政变之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于2月21日致电驻华代理公使芳泽谦吉说：“本大臣于2月20日邀章公使前来，作为私人谈话，对他说：‘据各方面的情报，似有使冯总统和王总理退隐，使徐世昌与段祺瑞等掌握政权的计划。其根本目的虽系树立举国一致的中央政府，以谋求中国的统一，但北京政界将因此而更加混乱。鉴于世界政局的现状，并鉴于中国目前对外关系，相信此计划决非适当措置，而且中国政界的动摇不安定，将对实现中日提携的两国方针形成莫大障碍。希望此时在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之间，充分疏通意见，取得同心协力，以谋求解决目前时局的办法，尚希章公使对此有所尽力。’其次，对于冯国璋，预定由青木(宣纯)中将^[22],对于段祺瑞，预定由坂西(利八郎)少将^[23],根据上述意旨予以劝告。希阁下即与二人协商，为完成此任务而采取适当措施。”^[24]
与此同时，曹汝霖、陆宗舆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邀请西原龟三尽快来华。寺内、胜田认为西原应“立刻前往”。3月18日，西原抵北京，20日见段祺瑞，极力怂恿段再次复任国务总理，不要计较冯国璋有无诚意。西原说：“当前中国的现状不容许吾人斤斤于此类问题，只要能灵活运用政权、兵力和财力，天下事何不可为？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以设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25]日本既不希望直皖兵戎相见，又不愿自己苦心扶植的代理人失势，故而一面制止皖系军阀轻举妄动，一面向冯国璋直系施加压力，促其同意段祺瑞再次出任总理。
由于日本出面干预，直皖双方终于妥协。3月23日，冯国璋重新任命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段一上台，即于26日召集国务会议，决定再次向南方用兵，声言要在三四个月内打下广东和四川。对于段再次向南方发动战争，日本予以积极支持。4月12日，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将段祺瑞的战争计划报告给日本政府^[26]。4月20日，外务大臣本野转达寺内的指示说：不管是对南方的“讨伐方针”,还是促进南北妥协，总之，要使中国政局迅速得以解决^[27]。4月21日，林权助遂向外务大臣本野提出有关解决中国时局的方案，认为“目前的(中国)政局，不仅是段内阁对西南政策的危机，而且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当前段祺瑞应“进一步南征，有必要向南方施加压力”,段政府在夺回广东和肃清四川以后，“再提出南北议和较妥”。“在讨伐经费方面，如果我方不予相当援助，也显然难以成功。”林权助估计。需要“8000万元乃至1亿元的外债”始能维持下去^[28]。西原龟三在5月31日给大藏大臣胜田的电报中，也提出据他与曹汝霖会商，“为维持现在政局”,本年内“至少希望达成7000万日元的借款”^[29]。为了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对南方的战争，日本于1918年4月30日，由西原经手以电信借款名义，给予段政府2000万日元借款。对于这笔借款，“彼此心照，不用于电信方面”^[30]。全部拨充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以后于6月至9月间，日本又以各种名目给予段政府如前所举的大宗借款。
此时的日皖关系，正如徐树铮所说的那样：“我北军(实际上指皖系军阀)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31]而林权助也认为段内阁的危机，“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显然，双方的勾结已发展到同休戚、共命运的程度了。
日本寺内内阁，一方面通过“西原借款”逐步将段祺瑞皖系军阀变为它侵华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具体贯彻推行所谓中日“经济合作”,通过各种名目的借款，在华攫取大量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1918年5月22日，寺内亲笔拟定题为《借款问题及其他》的文件，“其中列记了对华交涉的各项经济案件，以及解决山东问题的重点”^[32]。这份文件是在西原龟三和陆宗舆于1918年4月13日在北京所交换的备忘录^[33]的基础上，寺内与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大藏大臣胜田主计共同商定后起草的。据西原记载，当陆宗舆签署备忘录时，因为“害怕被骂作卖国贼战战兢兢地签字的”^[34]。寺内在这份文件中提出的借款项目有：一、以黑龙江、吉林两省金矿及森林为担保的借款；二、吉会铁路借款；三、以烟酒专卖利润为担保的借款；四、为设置国营炼铁厂的借款；五、交通银行发行与日本货币相同的金纸币；六、退还庚子赔款发展棉花栽培、繁殖绵羊、地质调查三项事业；七、延长山东有关铁路路线及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等。文件所列各项，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铁矿、棉花、羊毛及其他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倾销的市场；而吉会铁路和山东铁路的修建，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范围的战略地位，并企图组织由日本控制的中国铁路投资团，以排斥阻止英、美以修建铁路划分势力范围的侵华格局；发行金本位纸币，则是为了使之与日本货币联系起来，以便于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而最突出的是企图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利益据为己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要以大量资本输出的形式，加强它在华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为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竞争作准备。
1918年5月29日，西原携带着寺内的指示，第六次来到北京，与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曹汝霖会谈。6月18日，签订吉会铁路1000万日元借款合同；8月2日，签订吉林、黑龙江森林金矿3000万日元借款合同。8月6日，交换了下列各项文件：一、国营制铁厂借款合同，制铁及铁矿砂供给合同及其附属文件；二、退还庚子赔款及产业开发议定书；三、关于中国铁路资本团的议定书。上列几个文件，俱作为曹汝霖、西原协定，拟成备忘录互换，言明俟征得日本政府同意后，另行缔订正式合同。同时，双方还就整理税制和改革币制等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35]。关于山东问题，段祺瑞北京政府同意日在青岛和济南驻军，中日合办胶济铁路等；而且在9月24日双方互换照会时，驻日公使章宗祥竟在复照中说：“中国政府对日本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36]此项照会遂成为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坚持侵占山东的借口。日本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部分如愿以偿。西原为此非常得意，他在日后回忆时说：“到燕以来，以七十天的时间，为日中经济合作结成纽带，为东亚永久和平打下基础。前年访华时值袁世凯去世不久，回忆当时日中关系的情况，实有隔世之感。”^[37]
1918年9月28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吉林黑龙江森林金矿、满蒙四铁路、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参战等四项借款合同。至于制铁厂一亿日元借款，则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倒台，而被搁置起来。
段祺瑞皖系军阀对日本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有求必应。只要日本给钱，给军火武器，支持他们扩张地盘，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拍卖。段祺瑞的卖国行为，已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寺内正毅下台时曾自夸其侵略中国的功绩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什倍于二十一条。”^[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