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秦观）

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写于郴州(今湖南郴县)贬所。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它都赢得了读者心灵的“同频共振”。据说苏轼颇爱词的结尾两句，尝自书于扇云： “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黄庭坚虽对“斜阳暮”三字重出略感遗憾，却也赞叹： “此词高绝。”(《苕溪渔隐丛话》引《诗眼》)而清代的陈廷焯则着以“尤为入妙”的评语(《白雨斋词话》)。可见其艺术魅力是如何经久不衰。

词一开篇，便展示了一个令人伤心惨目的朦胧世界：雾气弥漫，月色凄迷，以至楼台与津渡都隐没不见，除了朦胧一片，便是一片朦胧。这不能不使登高远眺的作者产生归路茫茫之感。他想遁离这纷争不止、忧患无已的人世，然而，“桃源望断无寻处”，哪里有他所殷殷向往和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 “望断”二字，写出了作者对世外桃源的锲而不舍的寻觅、追求以及这种寻觅、追求之徒劳。其实，即便真能寻觅到“怡然有余乐”的世外桃源，作者以一介罪臣的身份又岂能高蹈而去？不是吗？他心寄桃源，却身系孤馆：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曰“孤馆”，其孤苦、寂寞之情已见，而“孤馆”，为“春寒”所锁，则又添了几多幽冷、几多凄凉？不仅如此，此际恰值薄暮时分，更有那杜鹃啼归，其声哀切；斜阳西沉，其色惨淡。氛围若此，仕途顺利尚难忍受，何况被冯煦称为“古之伤心人”的逐臣呢？这里，“可堪”二字下得何等滞重！它如泣如诉，既是无奈之极的怅问，也是沉痛之至的叹息。难怪王国维会觉得“凄婉”犹难尽其概，而要目之为“凄厉”了。

如果说上片着重以景传情的话，那么，过片三句则改为借典喻情。“驿寄”句化用南朝陆凯故事：陆凯与范晔交好，尝自江南寄赠梅花一枝，聊以表达思慕之意，并附诗一首：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便是“寄梅”的由来。“鱼传”句则典出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所谓“驿寄梅花，鱼传尺索”，实际上是喻指友人频频来信慰解。天涯知己，互通款曲，这本不失为人生快事之一，但作者因久经压抑，胸中的愤懑郁结已深，很难排遣，所以，友人的慰解非但不能驱散包裹着他的浓重的愁云，反倒更勾起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迁谪沦落之恨。“砌成此恨无重数”，这“恨”，岂不正是指迁谪沦落之恨？ “无重数”，既是极言绵绵此恨的漫无边际、渺无绝期，也是暗示：在这迁谪沦落之恨中，糅入了多种复杂的成分，它包括理想受挫的忧愤、同志星离的悲伤、有乡难回的感慨等等。而一个“砌”字，则妙在化无形为有形，使其“恨”成为可以触摸的实体，不仅作用于读者的感觉，也作用了读者的视觉。结尾两句于极度愁闷中忽发奇想，埋怨江水无情，益见沉痛。“郴江”，发源于郴州东面的黄岑山，北流至郴口，与耒水会合后注入湘江。“幸自”，即本自； “为谁”，意犹为什么； “潇湘”，是潇水与湘水的合称。在作者看来，郴江本当始终环绕着郴山而流，如今它却北入湘江，一去不返，个中情由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郴江未必真有心会舍却郴山而去；之所以径去不顾，乃是造物主使然。既然如此，无情的与其说是郴江，莫若说是造物主。因而，“为谁流下”云云，岂不也可视为作者对无情的造物主的一种究诘？ “郴江”在这里无疑具有象征的意蕴：在作者对郴江的故作不解的诘问中，分明倾注了他自己离乡远谪的无尽怨愤。苏轼对此词大为称赏。全词音调之凄厉，犹如萧瑟秋风中折翅坠地的孤鹤的哀唳，使人读后低回不已。

诵淮海小词云： “杜鹃声里斜阳暮。”公(山谷)曰： “此词高绝。但既云‘斜阳’，又云‘暮’，则重出也。欲改‘斜阳’作‘帘栊’。”余曰： “既言‘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公曰： “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亦无害。”余曰：“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诗眼》)

“斜阳暮”三字犯起二语，固是语病，而琢句却佳。结二语情文双绝，笔力既高，风韵亦胜，我莫名其妙。此词骨高韵高，少游独有千古。(陈廷焯《云韶集》评)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人间词话》)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