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的历史文化

(1) 古骆越的后裔
目前岭南黎族人口约八十多万，主要聚居于海南省五指山区一带的黎族苗族自治州及保亭、乐东、东方、琼中、白沙、陵水、昌江、儋县、崖县等地，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形态。在先秦时期，海南岛的居民主要是南越族中的骆越人。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黎族的文化特征来考察，骆越人应该就是黎族的先祖。
关于骆越人，史籍多有记载。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逸周书》第七卷《王会解第五十九》中提到的“路人”,“路人”就是“骆人”,是南越族的一个较大的部落，聚居于粤西，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吕氏春秋》内则称之为“越骆”。《汉书·贾捐之传》的记载便更为明确了：“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东汉以后，“骆越”之名便不再见于史籍，却出现了多种杂乱而笼统的称谓，如“里”、“俚”、“狸”、“獠”、“獠蛮”等等。到唐代末年，开始出现了“黎”的名称。刘恂《岭表录异》记述：“紫贝即砑螺也，儋振(当时海南的儋州和振州)夷黎海畔采以为货。”这是文献史籍中最早称海南少数民族为“黎”的着作。也是自此以后，海南的少数民族便习惯上被称之为“黎”。清初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还特别作了解释：“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由此可证：“黎”就是唐以前的“俚”,西汉以前的“骆越”。但“黎”只是汉语的习惯称谓而非这一民族的自称。黎族人自称为“赛”(黎语的汉语音译)。
从考古发现的多处海南岛上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包括有肩石器、几何印纹陶器的大量文物，都与岭南各地同一时期的出土文物具有相同的特征，应该都是古南越族文化系统的器物。在现今黎族人民聚居的“山栏”地区，还随处可以捡到各类属于新石器晚期的石器残片。黎族人称这些石器残片为“雷公斧”,视之为神物。检拾到后，往往当作平安吉祥的守护神，摆放在鸡笼上。由此亦足以证实，在远古时期，这里便是古骆越人的先祖们繁衍生息之地。
秦汉以后，中原人开始逐渐进入海南岛。汉武帝时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派遣了太守和军队，进行管治，但由于多数官员都视骆越人如禽兽，又无限制地对骆越人进行掠夺式的横征暴敛，引发了严重的民族矛盾。骆越族人的武装反抗屡剿屡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杀幸。”“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汉书·贾捐之传》也说：“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二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汉王朝统治者最后被迫于公元前46年(汉元帝初元三年)撤消了珠崖、儋耳郡，改为朱卢县，辖属合浦(今属广西)郡。骆越族人终于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发展机会，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避免了早期的汉化。
隋唐以后，历代统治者对黎人的政策仍然脱不了剿、抚并用，主要目的还是迫使黎族人民驯服归化，对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从未有过认真的关注。随着历代王朝对海南岛的开发，大批汉族人进入了这个原来荒僻而富裕的宝岛。不少黎族人逐渐汉化，而其主体部分则被迫离开沿海地区，进入人迹罕至的五指山区，依然过着世代相传的原始氏族部落生活。直至今天，还依然可以从黎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中，印证到古骆越人原始文化的某些特征。但黎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一如古南越族人那样过着大分散、小聚落的社会生活，各部族之间互不统属，各具本身特色和差异，甚至连语言也不尽相同。因而今天的黎族便分成“侾黎”、“杞(歧)黎”、“本地黎(润)”、“美孚(阜)黎”等四个分支。
(2) 古朴的民族风情
黎族的社会生活，直至本世纪50年代，依然保持着类似氏族社会的“合亩制”。据中南民族学院经实地调查编着出版的《海南黎族情况调查》披露，所谓“合亩”,黎语称为“纹茂”,即家族的意思。从其组织形式看，类似父系氏族公社的生产、生活组织，带有明显的古骆越人父系氏族公社的色彩。据史籍记载，海南岛骆越人大致上是在西汉时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的。《汉书·地理志》记述：骆越人“男子耕农，种禾稻、苎蔴；女子桑蚕织绩。”这种生产分工形式，可说是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没有质的变化。在50年代，仍然是每个“合亩”各为一个生产单位，小者五六户，大者数十户。各合亩都以血缘关系为区别，“合亩”内由辈份最高的男性长者担任“亩头”,负责组织领导“合亩”各户的生产安排、主持产品分配，代表“合亩”的一切对外交往事务，处理“合亩”内的一切人事纠纷，组织有关重大节日、喜庆、葬丧等活动。“合亩”内的耕地、耕牛、大型农具，理论上是私有财产，名义上属物(业)主所有，但却全都要无偿地交由“合亩”共同使用。由“亩头”统筹安排全“合亩”的劳动力，共同耕种、管理、收获，再由“亩头”按户平均分配产品。以粮食为例，稻谷收割后，按产量多少，以户为单位，平均分成若干份，不论人口多少，每户只能分得一份；孤寡老人，无力参加耕种收获的，亦可同样得到一份；如某户人口多，所分粮食吃光了，又可以在“亩头”的主持下，向多粮户无偿取用。上山打猎，也大致上按此办理。先推出“领队”,获得猎物后，按出猎的人、狗、枪总数平均分成若干份，按人及狗、枪拥有者领取自己的一份。若偶然碰上一个毫不相干的过客，则多分一份，所谓“见者有份”。理由是野兽本不属于任何一个私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若猎获走兽，则“领队”先得兽头。射中猎物者可得两份。
“合亩”各户，如有盖房子、婚丧疾病或其他突然事故需帮助时，即由“亩头”带领全“合亩”成员无偿地全力支助。
“亩头”在“合亩”内虽有绝对权威，但在财产分配上，并无特权，同样只能拿到应得的一份粮食或猎物，只是为了表示对“亩头”辛劳的感激，在每年分配粮食时，特备少于“一份”的“稻母谷”(稻种)给“亩头”而已。
黎族社会还存有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黎族妇女虽早已失去在家族、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但在生产、生活、婚姻等方面，仍然具有某些权威。在生产活动中，制造陶器、纺织等固然是妇女的职责，就是大田作业，妇女也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黎族某些水稻耕作区，每逢插秧开始，必需先由“亩头”的妻子主持一个简单的拜祭仪式，然后先带头插下几簇稻秧之后，大伙才能开始插秧。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黎族男性之间仍然经常发生集体械斗。往往是某一“合亩”中的男子与另一“合亩”中的男子结怨，遂爆发两个“合亩”之间的决死战。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妇女冒着刀箭之险，挺身而出，才能化险为夷，化敌为友。平时“合亩”之间发生纠纷，也往往由妇女充任“和平大使”的角色，以避免惨剧的发生。
母系氏族遗风最为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妇女在家庭家族、房系的归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方面的作用。黎族妇女的婚嫁习俗，在本世纪60年代，还沿袭着“不落夫家”的惯例；黎族的未嫁姑娘，享有性自主和较大的性自由。黎家村寨中多建有专供青年男女幽会的“寮房”,未嫁姑娘可以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男性青年在“寮房”里共度良宵。已嫁的姑娘大多过门二三天后即返回娘家，继续过着未嫁时的浪漫生活，她们与自己心爱的恋人在寮房里幽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做丈夫的也不能干预。若因此而怀孕，这妇女才会重回夫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妻子。这妻子在“不落夫家”时和别的恋人生下的孩子，也按习俗成为做丈夫者的孩子，任何人不得歧视。“不落夫家”时间的长短，多以妻子回娘家后怀孕时间的长短而定，也许一二年，也许十年八载。出嫁后再返夫家的妇女死后，也必须将遗体送回娘家安葬，受娘家子孙祭祀。她生前所有的遗物，也要全部送交娘家的亲人。
有着种种美丽神话传说的黎族妇女的绣面纹身习俗，其实也是古南越族人的图腾、祖先崇拜观念长期保留的结果。黎族妇女的绣面纹身习俗，有着极悠久的历史，明代戴熹修撰的《琼州府志》记述了东汉明帝时交州刺史僮尹曾亲临珠崖劝谕俚民不要绣面的事。东汉杨孚所着的《异物志》应是最早明确介绍黎族“雕题”之俗的着作。其中有“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的描写。从有关文献史籍记载及本世纪50年代所见的实例看，只有女性才纹面。经实地调查证实，黎族妇女脸上所刺的花纹图案，实际上是一种血缘紧密的家族标志。凡是同一血缘家族的妇女，脸上所刺花纹图案，都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不容许有丝毫的错漏。时至今日，黎族妇女已不再纹脸，但在出嫁时或去世后，仍要用颜料进行象征性的纹脸，并举行纹脸仪式。这是因为黎族人认为自己家族的女性，尽管已出嫁了，但死后灵魂仍然要回娘家的，为了便于祖先灵魂的认同接纳，故而便要把家族的标志刻在脸上。
黎族人民的居屋，多数是覆船形的干栏式。明嘉靖《广东通志》说：“珠崖人巢居”。也就是说，到16世纪时，黎族人住的仍是巢形屋，可惜没有更详尽的介绍。幸而清代的张庆长在所着的《黎歧纪闻》中有所补充：“黎人屋室形似覆舟，编茅为之，”“屋内架木为栏，横铺竹木，上居男妇，下畜鸡豚。”这正是古南越族人的干栏式居屋，而现在五指山区的黎族人民，依然是住在这种极适宜于亚热带气候的住宅内。
黎族人民社会生活中处处表现出的古朴风情，显然是古骆越人的遗风，对现在研究古南越族的文化历史，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和意义。
(3) 技艺高超的家庭纺织业
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期。早在汉代，黎族妇女生产的“广幅布”便是极其珍贵的贡品。如前文所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写到，因珠崖太守孙幸大肆征集“广幅布”,借交纳贡品而肥私，激起了骆越人的武装反抗，杀死孙幸，酿成巨变。经有关学者考证，“广幅布”之所以可贵，一是因为海南岛当时盛产内陆所没有的木棉(其质地与现今的棉相似)。二是因为黎族妇女具有高超的纺织技术。唐代以后，黎族人又以“贝吉布”而驰名中原；又引进了中原丝绸织物，改进技术，加入当地特产的木棉纤维，混纺成令人惊叹的“织花缣文纱。”据《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南越笔记》《黎歧纪闻》等古籍记载，宋元时期，黎族妇女的纺织工艺技术，有极精彩的创造性，已能织出用“中国(按：中原)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的“黎幕”,还有被“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的“黎单”,“间以五采，异纹炳然”的“黎锦”,被誉为“粤东棉布最美者”的“白毡”,驰誉中原的以“五色绣成若锦”的“黎𧚔”,以及精美的绣着文字、几何图案、色彩绚丽的鞍搭等等。工艺水平远远领先于全国，令中原人视为至宝，争相抢购。被尊为我国古代女科学家的黄道婆，就是在宋元时飘流至海南岛后，从黎族妇女学习了这种先进的纺织技术，再带回家乡江苏松江府，传授给当地妇女；又一再改进了棉纺织工具，从而大大提高和推进了江南纺织技术和纺织业的。黎族妇女对我国中世纪后江南棉纺织业的勃兴和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
可惜的是，宋元以后，汉族统治者对黎族妇女辛勤纺织的珍品实行超强度的掠夺，汉族商人也以种种恶劣手段，千方百计地诈骗，再加上民族歧视和压迫日渐加强，迫使黎族人民逃入更为封闭的深山荒壑之中，不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且连最基本的生产环境也被剥夺。自后，黎族妇女的纺织技术便难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日益失去其光华，终至无声无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