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被逐出京

张绍曾内阁既倒，中枢政事无人过问，北京形成无政府状态，津保派即组织军警索饷和“公民团请愿”,掀起了大规模驱黎风潮，以逼宫的方式迫黎元洪下台。6月8日，“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藉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各散去”。津保派为了增加对黎元洪的压力，又以“索饷不得，不能枵腹从公”为借口，策动北京警察“形式罢岗”。9日，“城郊警士一律罢岗，领袖公使来宅询问，天安门前复有数十人召开国民大会，散放传单，虚构罪状。新华门外及东厂(黎元洪)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队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至当晚7时，因驻京外交团质询，并有派外国兵队沿街巡逻的威胁，津保派在压力之下方令警察复岗。10日，军警索饷队伍围困黎之官邸，表示非领得欠饷决不退出，黎欲招财政部官员来宅商议发饷事却被拒。下午，近千人的“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等“接踵围宅”。这些所谓“市民”实际是穿便衣的军警，他们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喻，均不见听。傍晚并推举军官代表廿余人，守索不退”^[1]。黎急召北京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前来弹压，但不得要领。此后直到黎元洪出走，对黎宅的滋扰始终没有中断。对此，不仅外界人士多有批评，认为“津保之谋，实极笨拙，而犹自谓巧妙，真可叹也。”“直同儿戏，笑腾中外”^[2]。即便是直系内部也有人不以为然，如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认为：“军警包围公府索饷，期达最高问题。此等不韪之事如何作得！定欲早选，即促两院速开选举会。足作此笨伯事，正不知何以善其后耶？可怜可叹！”^[3]何况如时人所论：“保方派别太多，故作事有同儿戏，所谓文派、武派、津派、保派无论已，即各派中亦多单独行为，军警索饷发于武派，公民团则张月笙(张英华)主之，即王兰亭(王毓之)并不赞成，而又不行阻止，岂非笑谈。”^[4]
“逼宫”事初起，黎元洪还强作镇静，不愿下野。10日他致电曹锟、吴佩孚称：“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程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5]或许，黎元洪私心还希望曹、吴能格于外界形象和舆论反应而训示部下有所收敛，但曹、吴对黎之电文装聋作哑，不予理睬。为了逼黎元洪从速下台，12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向黎递交辞呈，声称“呼吁既已无门，实呈待毙之势，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大总统俯赐矜全，立予罢斥，免致恋栈愈久，贻误愈深”。表示不负维持秩序的责任，并且进一步对外声言，“以后苟非饷项有着，不仅王冯辞职，全体军官亦当继其后也”^[6]。这无疑是对黎的最后警告。黎派参谋总长张怀芝退还辞呈并加慰留，但王、冯拒不接受。黎又不顾脸面致电曹、吴求情称：“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弟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7]但曹、吴仍不置理。至此，黎元洪知大势已去，不可再在北京呆下去了。
6月13日，黎元洪与亲信会议后连发七道命令，准张绍曾辞职，任命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金永炎为陆军总长，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所属军队由陆军部直接管辖，以发泄对“请愿”风波背后操纵之曹锟、吴佩孚的不满与怨恨，同时通电全国声明：“去年复职，历经咨催国会，遴选替人。但得宪法早成，于愿已足。若谓延长任期，竞争选举，匪特毫无是迹，抑且毫无是心。何嫌何疑，而相胁迫？个人自由横被侵夺，更何能执行职务。万不获已，权移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谊。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8]下午，黎元洪在金永炎等几位亲信的陪同下，乘专车赴天津，行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共十五颗交其妾危文绣携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暂住。自上年6月11日入北京复职，至此时被迫离京出走，黎元洪在大总统任上又干了一年零两天。
黎元洪刚走，负责北京治安的军警长官王怀庆、冯玉祥、聂宪藩、薛之珩等即于13日下午在卫戍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维持治安、约束部下、拥护国会、保护外侨等项办法，以示恢复正常秩序。在保定的曹锟得知黎元洪离京后，也不再装聋作哑，于当天致电王、冯等军警长官：“连日以来，内阁总辞，今又值元首离京，首都人心，益因此惶恐。国会为国家根本法律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以及人民治安，使馆侨民，一切交通秩序，均须极力维持，以重首都，而奠国本，是所至要。”^[9]
在得知黎元洪出走的消息后，津保派人物却发现他未交印信，以为被黎随身带走，高凌霨即于13日下午打电话到天津，嘱直隶省长王承斌设法截留。曹锟亦电王怀庆，指示“所有总统印信及国玺，并希查询明确为祷”^[10]。王承斌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随带军警乘车至杨村车站。3时许，黎之专车抵达，王、杨等上车后以军警监守，督车继续开行，并在开行途中向黎索取印信，黎“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屡次电示，乞未允交”^[11]。王又得知黎离京前有致国会公函，说明因在京不能行使职权而移津，认为这表明黎无意真心辞职，对印信追索更急。4时半车抵天津后，王“传令摘去车头，百般要挟，数千军警密布，坚不放行，始则要求交印”。黎元洪气愤已极，拔出随带的左轮手枪欲自杀，为其随行左右所拦阻。黎元洪公子和英、美两国驻津副领事闻讯后赶到车站探视，但均被阻止与黎见面，“英、美领事愤甚，语人曰：中国军阀强暴如此，实为世界所创见云”^[12]。王承斌要黎元洪“移往省公署从容商办，徐图解决。不蒙允诺”^[13]。至晚10时许，在王承斌的逼迫下，困坐车站已数小时的黎元洪迫不得已，派人打电话到北京，嘱危文绣将印信交给国会。危氏因总统印玺关系重大，未得总统口谕，不能交出。于是黎元洪在军警重重监视下，到车站电话室与危氏通话，告其交印。因为一直没有接到北京的消息，王承斌仍不许黎回宅，直到14日清晨张廷谔、薛之珩从法国医院取到印信。王承斌得讯后，又将以黎元洪名拟就的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通电交黎，强令其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14]。黎元洪被迫低头，在通电上签字，声明“本大总统现在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其后才被解除羁禁，释放回家，演出了此次“逼宫”案中“古今中外，皆所罕闻”的一幕^[15]。一年前赶走大总统徐世昌、口口声声高喊“恢复法统”的直系武人，又以这样的方式迫不及待、毫无顾忌地赶走了自己请出的黎元洪，在武力胁迫下北京政治的无序与混乱于此可见一斑，而其给外界留下的恶劣印象，更非短时所可消除，最终仍不利于直系对政治的有效控制力。白坚武认为：“津保措置失当，不守轨范，恐贻人口实，吴使徒唤奈何！”^[16]
张绍曾内阁辞职，黎元洪被逼离职，津保派倒阁逼宫的图谋先后实现，但是，北京却出现了无政府的乱哄哄局面。内阁解体，政务瘫痪，尤其是国会停转，议员纷纷离京，根本凑不出总统选举需要的法定人数，津保派原先设想在驱黎后立即进行总统选举的计划无法实行，只能又回过头来“补台”,先组织“摄政内阁”,图谋稳定政局后再进行选举。6月14日，留在北京内阁的津保派阁员以黎元洪被迫签发的辞职电为依据，甩开总理张绍曾(张绍曾想回京重掌政府，但被津保派所拒),召开特别国务会议。在原有九名内阁成员中，虽然只有内务、财政、司法、海军总长参加，但仍决定内阁复职，并通电声明由国务院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暂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同日，国会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17],讨论黎元洪离职问题，拥曹议员提出由内阁“摄政”并选举继任大总统。而国民党所属议员认为：此次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国会为维护国家纪纲计，须有正当之表示。拥曹议员即“群阻其发言，哗躁叫嚣，秩序以乱”。会议未有结果。16日国会继续召开两院议员谈话会^[18],拥曹议员提议“应用快刀斩乱麻方法”处理黎元洪离职问题，动议自黎元洪离职出京之日起，其“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并“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结果在拥曹议员的鼓噪之下，该项动议以超过到会者的半数通过，“摄政内阁”据此而成“合法”^[19]。但其“合法性”却遭到各方质疑，如论者谓：“公等作为，纯以私意为弃取，毫无法律之准绳，置人身于大海浮萍之上，虽无风波之起，亦难免于灭顶之祸矣。万一因此而引起天下之纷争，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至时之责任果将谁归乎？”^[20]
当“摄政内阁”在北京紧锣密鼓地重张之际，被逼走天津的黎元洪也不甘心就此退隐。6月13日，他在去天津前曾发布“大总统令”称：“此次京师乱起，显有发纵指使之人。本大总统委曲求全，胁迫愈急。毁法乱政，罪恶昭彰。举国官兵，当同义愤。扶危定乱，愿与天下图之。”14日，他到天津家中后，又发表通电称：“当此政象险恶时，一身去就，关系过巨，决不能率言辞职”;并声言：“现在印被劫夺，所有北京发出之非法命令，概行无效。”“摄政内阁”经国会“认可”之后，20日黎元洪发表通电，称其“离京”为“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并非离职，更不得妄为援引”;“若谓胁迫元首为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国会加以承认是不啻奖励叛乱，开将来攘夺之恶例”;因此他“仍为在职之大总统”,所发命令“自应一概有效”,“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21]。
为了表示他仍在大总统任上，黎元洪不断发布各项命令，如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未到任前由李根源署理),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第一路总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总司令，但黎元洪没有实力为后盾，各方实权派对其命令反应冷淡。为了给曹锟“当选”总统制造麻烦，黎元洪又筹款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以发放出席费的方式，拉拢、利诱部分国会议员离开北京，以使国会不达法定人数，从而使选举自然流产。黎的做法与正在携手反直的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鼓动国会议员离京南下的主张有契合之处。其时“三角同盟”以发放旅费吸引议员离京，“连日各方来接谈者甚多”,“离京者不绝于途”^[22]。但黎元洪希望议员在天津集会以为其壮声势的想法和“三角同盟”利用议员在上海召开国会以在政治上打击直系的主张不相吻合。后来，多数在津议员决定去沪，而无论此后的政局向何方发展，自武昌起义起始而“意外”跻身中央政治舞台的黎元洪都无能参与，只能成为政治的看客，两度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