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复职

徐世昌下台后，直系将领纷纷发出通电，以“国家不可无主，大位不可久悬”为由，“恭请”黎元洪复职^[1]。吴佩孚发出通电，宣称“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不仅“屡电黎黄陂，早定中枢，以巩国基”,而且“通告各省督军，电促黎黄陂复位”^[2]。于是，直系治下各省纷发劝进通电，半壁江山处处高唱迎黎之声，大有黎不出山，如苍生何之势。本依附于黎元洪左右的幕僚哈汉章、金永炎等也颇为兴奋，极力劝黎出山，希图攀龙附凤；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敦请”,北京政府代表高恩洪专程赴津“迎迓”。一时间，“劝驾之代表往来不绝于路”,各方名流政要云集天津，使得因张勋政变下台后在天津蛰居多年、受人冷落的前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成了民国政坛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
面对直系敦请复职的举动，黎元洪在内心里当然自鸣得意，而对外则表示出清高之态，一方面称“国家未能统一，不敢冒昧出任”;另一方面又说“既各方面迫于救国热诚，力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之前途”。但是，为了表示他非为个人利禄权位而出山，也为了在军阀强势下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黎元洪故作姿态，提出以实现“统一”、“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作为复职条件，其中尤以“废督裁兵”为中心，并声称“非俟曹、吴、国会切实依我条件，决不就职”^[3]。
6月6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废督裁兵”通电称：“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大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4]“废督裁兵”就是削弱军阀专权，裁减庞大武力，实现国家在文治下的稳定发展，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要求，黎元洪此举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各地绅商和社团纷纷通电响应，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发出通电，提议召开国民废督裁兵大会，请北京政府下令永远废除督军制及军区制；组织裁兵委员会，限制军饷；督军如不解职实行废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以裁兵促进会理事身份，在7月2日具呈黎元洪，建议发明令：一、从是日始，无论如何情形，不得新招一兵；二、巡阅使、督军、护军使等职即日废止，并不得以督军改任省长或总司令；三、即日召集全国裁兵会议^[5]。而且列强也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认为中国财政困难、政局不稳，均由于军队人数过多，因此“切望中国政府应举行迅速暨切实之办法，以期裁减上开之军队与支出”^[6]。这也给了黎元洪提出裁兵的底气。
但是，黎元洪的裁兵提议却使武装在手、拥兵自据的直系武人颇为恼怒，认为“以裁兵废督法律、政治两无所据，适丧威信，主谋、主稿之人恶不胜诛。”^[7]只是碍于解决“法统”问题，迎黎复职的声势已经造成，他们不便立即发作，而是在7日由曹锟、吴佩孚联名发表通电，表示“锟与佩孚对于元首废督裁兵意见根本表示赞成，决当以身作则，先从直隶做起，并决以诚意助元首进行。一切完全由锟与佩孚负责”^[8]。接着，直系诸将齐燮元、冯玉祥、田中玉、萧耀南、陈光远等相继发出拥护“废督裁兵”的通电。张耀曾亦告黎，“外间风云大变，如再坚持，恐失人心，不做总统则可，不做人则不可，前途不堪设想云云。黎似有活动意”^[9]。有了曹、吴的上述表示和社会舆论的态度，黎元洪也就有了复出的借口。他不再扭捏作态，于6月10日连发两电，一称曹、吴之表示“体国公忠，立志坚决，天心悔祸，元气昭苏。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于此“群龙无首，京辅荡摇，再任悬延，或生剧变”之时，定次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一称其入都不过暂行总统职权，其他法律问题，俟国会恢复后听候解决^[10]。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自天津到达北京，中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总统复职典礼，他在复职演说中称：“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斲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藉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各事，静待国人解决。”其后，他宣布撤销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11]。为了消弭所谓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黎本意想组织南北“混合内阁”(他任命谭延闿为颜阁内务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即有此意),并由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出任内阁总理，故颜惠庆在任职后对外通电称，“在伍公首途以前，阁席未便虚悬”,自己不过“暂行承乏，维持现状。并经一面电促伍公早日莅驾，藉惋殷望”^[12]。但因黎之复职不为南方广东政府所承认，谭延闿率先表示不能悖护法立场而就北京政府职，伍廷芳也于6月20日发表通电，拒绝出任内阁总理，并称黎之复职“缺乏法律依据，不敢轻易苟同”。所谓南北“混合内阁”的设想未能实现。
黎元洪在直系支持其复职之初，还是企图有所作为，其间他最为坚持的，应为“废督裁兵”的主张。军阀混战、武力交兵，是民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废督裁兵”的主张迎合了社会需要，也得到各地民众团体和舆论的积极响应，当黎元洪上台之初，各地民间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声明，要求“废督裁兵”,永远废除军阀干政的基础，舒缓民众养兵并为兵所乱的痛苦。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为其主要政治诉求，在北京政府设裁兵委员会，希望以此不仅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也为自己在直系武力威胁下当政寻求缓冲。但是，“废督裁兵”却完全有悖于军阀的利益，武力是军阀得以拥兵自重的根本，而且从上至下、从大到小形成为环环相扣的利益，面对社会各界的要求，军阀的利益是一致的，面对他系军阀的裁兵主张，本系军阀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督”的名义可废，而兵的实质万万不可裁，由此注定了“废督裁兵”的主张之不能实现。
当黎元洪提出“废督裁兵”主张之初，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在口头上表示支持。6月15日，曹、吴在保定召开的直系将领会议上，呼应“废督裁兵”的主张，提出在全国“废督”,另行设置若干军区以掌兵的方案。7月6日，吴佩孚又在致北京政府电中提出了裁兵具体办法，建议大省置二师，中省置一师一旅，小省置一师，全国共置四十师，余悉裁撤^[13]。不过，吴佩孚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为了裁别人的兵，而不准备裁自己的兵，因为“裁兵废督之举，要为百年大计，所关尤须通盘筹划，兹事体大，非俟统一之后，无从着手”^[14]。而且，当时“北方各省且有添招新兵之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至惊动外交团在7月20日根据华盛顿会议要求中国裁兵的决议，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宣称“中国近日情形，不但与华府议案大相违背，即与黎总统鱼电主张，亦相径庭，对内对外不符之处甚多。”^[15] 直系既如此，刚刚在战争中失败的奉系更是如此，不仅不能裁兵，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扩军，以备来日再战，其他大小军阀的反应亦可想而知。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电陈北京政府，认为裁兵是“矫枉过正，徒骛虚名，反滋流弊”,“现有之兵，来自招募，生计艰难，迫而为此，一旦被裁，势必要求恩饷，当此财政奇绌之时，安有巨款遂其要求，稍不如意即哗变。充兵既久，坐食成性，被裁以后，穷无所归，辗转勾结，流而为匪”;“锡山久绾兵符，兼膺民政，熟权利弊，几费筹思，以为欲图根本之廓清，必当有完备之计划”^[16]。“鲁拟领薪办法十一条，条文迄未到。皖以欠饷太多，无款谈不到裁兵。苏复电赞成，但无办法”^[17]。说一千道一万，兵是军阀的护身符，是万万裁不得的。
裁兵既不可行，废督的名义倒是有了“成效”。6月15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江西督军陈光远本兼各职(因陈当时在江西的地位已不保),其后任命曹锟保荐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为“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27日，吴佩孚致电陆军部，提出“废督之制甚急，各省宜改以督理全省军务名义为宜”^[18]。从此以后，换汤不换药的“督理”名义便代替了已经声名狼藉的“督军”名义。黎元洪还想以省长取代督军，以压抑军权，张扬民权，他上台后曾先后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后改王承斌),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等。但他的做法首先就遭到直系的反对。6月23日，吴佩孚致电国务院，警告“南北尚未统一，封疆大吏，不宜大肆更张，恐生反动”。8月1日，吴又通过陆军次长金永炎转交黎元洪电，认为“督军一制，在今后万无存在之理，南北统一之后，军制军区如何兴革划分，应由中央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实行。现在新旧交替，各省军队复杂，治安所托，省长往往不能负责。如裁撤督军省份，似宜有督练或督理字样，以维现状”^[19]。所以，黎元洪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上述经他委派的省长，除了直隶和江苏两省以外，其他省长均未能或未敢到任。黎元洪还曾企图令兼任省长的督军，如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辞去督军，专任省长，结果为阎、杨所拒；黎元洪又企图将河南督军冯玉祥改派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从而裁撤河南督军，但因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反对而未成。总而言之，黎元洪的“废督”,除了废了几个“督军”的名义或将“督军”易名为“督理”之外，几一无所成。
与黎元洪的“废督裁兵”主张相呼应，不在直系控制下的南方诸省则附和了黎元洪的主张，并与“联省自治”运动相结合，以“废督”而强调“自治”和“民主”。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职，“惟以尚无合法政府，未便交卸。且仓猝离职，恐滋军佐疑虑，不得已，乃以第十师师长名义，暂行维持原有防地”^[20]。其后，卢永祥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20日宣布“善后纲要”: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干犯；所部各军防地，暂仍其旧；省内各行政机关均仍其旧；裁兵事宜关系重大，俟合法政府成立，全国裁兵计划确定，即时实行；各军饷项及关于军事各项经费，仍在国税项内开支^[21]。可见卢永祥的“废督”根本不影响其实际权力，无非是从“北京政府任命的督军一变而为团体拥戴的督军”而已^[22]。8月1日唐继尧出任云南省长，废除靖国军司令名义；12日，袁祖铭出任贵州省长，取消黔军司令名义；10月1日，赵恒惕被湖南省议会推举为省长，取消总司令名义；12月2日，四川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但这些名义的改动无非是名改而实不改，控制各省实际权力的仍是没有“司令”名义的军阀“省长”。总之，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黎元洪的“废督裁兵”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