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全文、注释和赏析

【析】 这篇文章是鲁迅应上海《文学》月刊社之约，为《文学百题》一书撰写的，但却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刊出。四个月后的1935年9月，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文》月刊第3号上发表了，后被作者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作者在《序言》中说：“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 《什么是讽刺》，如 《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太大了。”由此可见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 “对于言论的压迫”之甚！

那么，这篇为解释“讽刺”艺术而写的文章里，究竟是什么触着反动派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使它不能相容呢？

其实，通读这篇文章，一般读者只觉得它对 “讽刺”艺术的解释是科学而严密的。文章首先给“讽刺”一个定义：“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 ‘讽刺’”。

鲁迅特别强调 “真实”是 “讽刺的生命”。他解释这 “真实”： “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 ‘捏造’，也不是 ‘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 ‘奇闻’ 或“怪现状’。”“讽刺”作品“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譬如“洋服青年拜佛”，“道学先生发怒”，现在都是平常事，“只消几分钟，这事迹就过去” 了，“但‘讽刺’却是正在这时候照下来的一张相，一个撅着屁股，一个皱着眉心，不但自己和别人看起来有些不很雅观，……而且流传开去，对于后日的大讲科学和高谈养性，也不免有些妨害。”这照相的“真实”是“有目共睹的”，但洋服青年和道学先生又觉得有失“尊重”，而不好意思承认，便挖空心思给它一个名目叫做“讽刺”。接着鲁迅说明“讽刺”除了 “真实”的要求，还要有艺术的表现的本领：这便是“有意的偏要提出这等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从而使之“成为出色的讽刺作品”。这里，作者又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一个青年，冒充了军官，向各处招摇撞骗，后来破获了，他就写忏悔书，说是不过借此谋生”;“其二，是一个窃贼招引学生，教授偷窃之法，家长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里了，他还上门来逞凶。”鲁迅指出这两件事“在拉杂的非艺术的”“新闻记事”中是大家毫不介意的，但“假如到了斯惠夫德和果戈理的手里，我看是准可以成为出色的讽刺作品。”这就说明了除了 “平常”的、“普遍”的“真实”之外，选材、精炼与夸张等艺术本领对 “讽刺” 作品创作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