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

高等学校是教育发展的重心，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1934年，教育部制定《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为高等学校开展学术研究确定标准。到1937年，经教育部核准成立的各大学研究所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中山大学的文科、教育、农科研究所，金陵大学的理科、农科、法科研究所，中央大学的农科、理科研究所，武汉大学的工科、法科研究所，辅仁大学的文科、理科研究所，南开大学的商科、理科研究所，以及北洋工学院、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分别设立的工科、法科、理科研究所。各研究所下按专业设部，其中清华大学包括物理、化学、哲学、经济等十多个部，北京大学有地质、生物等七个部，中山大学有教育心理、农林植物等六个部^[1]。契合当时重视理、工、医、农类实科教育的趋向，大学研究门类也向实科方面倾斜，在总共四十二个研究部中，实科类有23个，占了近55%。据教育部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中，1934年—1936年间作专题研究者共1066人，占全体大学教员总数之14%强，其中理、工、医、农等实科研究课题有754项，文法类370项，实科研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2]。
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开展各有千秋。清华大学的物理学研究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吴有训、叶企荪、赵忠尧、萨本栋、周培源等均为国内物理学人才的一时之选。吴有训是国内开展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30年他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单原子气体散射之X线》,为国内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首次亮相^[3]。此后，他又相继在英、美等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较大反响，1935年被推为德国自然研究者皇家会会员。赵忠尧1927年赴美留学，在美期间，取得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没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对正、负电子的发现起了重要启迪作用。1931年回国后，组建清华核物理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研究成果在国际物理学界屡获好评。该系还为国内物理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施士元、王淦昌、赵九章、何汝楫、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等均为物理学界的一时之选^[4]。除清华大学外，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物理学研究也开展较好。中央大学的张钰哲留美期间，曾发现过一颗新的小行星，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由其本人命名为中华号。回国后他致力于天体物理研究，著有《天文学论丛》一书，在天文学界有很大影响，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特约研究员^[5]。
高校的化学研究成绩显著。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生物化学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赵承嘏、吴宪、张锡钧、陈克恢等均学有专长，赵、吴二人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评议员。另外，北京大学的汪敬熙对大脑皮层构造也有深入研究。有机化学研究者较多，北京大学的曾昭抡、孙承谔，清华大学的高崇熙、萨本铁、黄子卿，中央大学的袁翰青等都取得不少成果。中法、金陵、南开、燕京也有一批研究成果涌现。
地质学在各大学中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实力较强。1931年，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使北大地质学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在该系任职或兼职的孙云铸、谢家荣也均为地质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该系曾多次组织往西南地区考察，对西南尤其是贵州一带地层有较深入研究。中山大学地质学系(1928年9月改称矿物地质学系)依托两广地质调查所，阵容也较强。该系每年均组织十余次调查活动，足迹遍及四川、浙江、内蒙等地。1928年5月，该系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作，组织考察团调查西沙地理及矿产资源，并设法协助制止部分日商在西沙开采磷酸矿、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活动^[6]。
中山大学的动、植物研究也颇有成就。该校设农科研究所，下分农林植物与土壤二部，同时还拥有国内各大学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园，研究条件较好。农科所采集大量广东和海南岛地区植物标本，所长陈焕镛著有《中国经济树木学》及《中国植物图谱》(与胡先骕合著)等，并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置的五个科学研究教授席中大学的唯一一席(其他四席为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7]。此外，北京大学的张景钺、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东吴大学的刘承钊、中央大学的邹钟琳及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等校一批学者，在动植物研究方面也各有所长。
抗日战争前，数学在中央、北平两研究院中均未设专所，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浙江、清华、北京等大学中。浙江大学是当时中国的数学研究中心之一。教师中，“陈建功之于分析，苏步青之于几何，朱叔麟之于代数，均极能称职”^[8]。陈建功、苏步青均为留日学者，获博士学位后回国。陈建功留日期间，用日文出版《三角级数论》,为国际上最早出版的三角级数论专著之一，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回国后，继续开展研究，先后发表数学论文多篇。苏步青1931年回到国内，在浙大进行微分几何研究，美国数学家认为“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在浙江大学建立”^[9]。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成立于1930年，该系主任熊庆来是中国数学研究奠基人之一，他定义的无穷级的亚函数，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研究部的成员还有教授郑之蕃、赵访熊等，华罗庚也是该部成员，陈省身为该部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10]。华罗庚早年辍学，后自学成才，1932年被熊庆来延揽到该系。1932年—1936年四年间，他先后发表数论方面的论文十余篇，逐渐蜚声海内外，1936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赴英，留学期间发表有关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哥德巴赫问题的论文共十八篇，其关于他利问题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11]。北京大学在数学研究上较突出者主要有江泽涵、冯祖荀等。
人文科学研究基础较好，研究人员较多，在各大学中广泛展开，其中史学研究最为兴盛。全国高校研究所所设十九个文法类部中，史学就有六个，独占鳌头。北京大学的胡适、孟森、顾颉刚、嵇文甫，辅仁大学的陈垣，清华大学的蒋廷黻、陈寅恪(均为兼职),中央大学的金毓黻及北平中国大学的吕振羽等，在史界乃至学术界均享有很高声誉。此外，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潘光旦、吴景超、俞平伯、朱自清、黄侃、何廉、马寅初、陈岱孙、周鲠生、张奚若等分别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各领风骚。考古学这一时期成果累累，北京大学在各高校中贡献尤其突出。1927年4月，为更好地研究、发掘、保存我国历史文物，防止文物大量外流，北京大学联合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等国内多个学术机构与瑞典科学考察团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及民族状况。考察团共有中方团员35人，北大教授徐炳昶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分任中、瑞双方团长。在考察过程中，北大学者黄文弼首先发现了居延汉简^[12]。接着中、瑞学者又相继发现高昌古城遗址及大批简牍文书、壁画、钱币等，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民族沿革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与实物资料。孟森、傅斯年、蒙文通等都参加了对所发现的一万多件汉简的整理工作。3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又分别或合作组织考察团到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台湾、新疆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陕西和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存，证实长江以南地区存在石器时代，提出台湾和新疆等地自古以来与内地联系密切的考古证据，推动了全国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
博物馆、图书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建设获得长足发展。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以之直属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易培基、于右任、宋子文、汪精卫、蒋介石、蔡元培等为理事，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1934年由马衡继任),开始对博物院展开大规模整顿。院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建立严格的文物保管制度，增辟文物陈列室，出版影印字画、图书文献等，对文物进行有计划的陈列与展示。经过整顿，故宫博物院管理逐渐走上正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地区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威胁，为保证文物安全，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故宫珍贵文物分类装成19577箱分批南运，第一批于1933年运抵上海。文物南运，使祖国稀世珍宝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空前浩劫中得到妥善保存。
30年代前后，一批新博物馆相继建立，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河南省民族博物院(1928年10月成立，1930年12月易名为河南省博物馆)、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29年3月设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1月成立)、震旦大学博物院(1930年成立)、广西省立博物馆(1933年成立)、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4月成立)等^[13]。1933年4月，经蔡元培等大力倡导，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准备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全国性博物馆。筹备处由傅斯年、李济主持，蔡元培为中博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4]。1935年11月，中央博物院举行奠基礼，正式开始动工兴建，期间从各方陆续接收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到抗战爆发前夕已初具规模。抗战爆发后，筹备工作被迫中断。
图书馆事业在抗战前发展较快。1927年12月，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使图书馆建设有章可循。次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不少代表纷纷要求重视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15]。1930年5月，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规定：“省及各特别市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市、县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以资财设立或捐助图书馆者，得由主管机关遵照损资兴学褒奖条例呈报教育部核明给奖。”^[16]在各方支持、督促下，图书馆事业逐渐走上正规发展的轨道。1934年，仅上海一地就有22个图书馆^[17],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则达2955所^[18],十年中增加了六倍多。全国大部分县、市政府所在地均设有图书馆，最大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近百万册，私立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东方图书馆，据1931年12月调查，存书达502,765册，其中善本书为3745种35083册(次年“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战火破坏)^[19]。此外，各高等院校及部分中、小学图书馆也迅猛发展，1933年，全国公、私立高等院校共拥有图书340万册^[20],此后几年又续有增加。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壮大，对教育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0年代，随着学术的发展及国人对科学事业认识的加深，一些政界及学术界名流还发起过一个科学化运动。陈立夫、张道藩、张其昀、吴承洛等均积极参与其中。1932年1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最初会员有五十余人，次年出版《科学的中国》半月刊，系统宣传科学化运动的宗旨^[21]。他们提出，“没有经济的转变，固然不会造就近代的文化，没有科学和机械的发明创造，更何从发端今日世界艳丽的文明”^[22],强调科学家的重要使命就是：“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23]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商业经营研究改进会等组织，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展开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24],提出“以五百万人受科学知识之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25]。当然，由于当时中国整体文化及科学水平的限制，科学化运动推广、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虽然协会会员到30年代末发展到3000人，但运动始终局限于科学界本身，未能如发起者期望的那样真正推向社会。
总的来看，自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学术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广大知识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人士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当然，由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30年代前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水平总体说还是落后的，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研究不系统，人才匮乏。据统计，1937年全国农林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仅4113人，相当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而天文人才总数仅67人，最多的工矿业也仅1.9万余人^[26],远远不敷所需。每年新毕业的大学专门人才，工矿方面最多也仅及千人，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落后局面。其次是经费不足，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中央研究院是国内各科研机构中经费最高的，但也常有“异常支绌”^[27]之感，北平研究院则常因经费紧张，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一些地方及民间团体研究机构的经济情况则更为窘迫，常常遭遇“不可思议之穷困”^[28]。第三，政府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尚欠完善。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也无力担当起领导全国科学发展的重任，学术发展缺乏总体规划，各级科研机构的分工合作远未有效进行，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研究机构设置上就有所重复。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