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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释义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一、乾隆继位

雍正十三年 (1735) 八月二十三日,对弘历来说是个难以忘怀的日子,父亲突然去世了,在父亲的遗体旁,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当着文武百官,宣布了父亲的遗诏,二十四岁的他就在此刻,成了大清的皇帝,即历史上有名的乾隆帝。对于天命的降临,弘历并不感到突然,他深受爷爷和父亲的钟爱,朝野上下早把他看作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

康熙五十年 (1711) 八月十三日,乾隆帝诞生在雍和宫。因他长得大头大耳,高鼻梁,长身子,故深得他的爷爷康熙帝的钟爱。康熙帝特令他留在宫中和两个亲王一起读书,让当时着名文士梁诗正为他们授课。乾隆帝生性聪明,过目成诵,康熙帝对他越发喜欢。每到秋天,康熙帝都要到承德附近的猎场去打猎,称为木兰秋狝。这片猎场原是蒙古人的地盘,后献给康熙帝做猎场。蒙古语称哨鹿为木兰,所以康熙帝秋天去打猎就称为木兰秋狝。自乾隆帝六七岁时开始,康熙帝每次木兰秋狝都要带上他。有一次,康熙帝命侍卫射熊,刚上马,那只熊就立了起来。乾隆帝在马上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康熙帝开枪将熊击毙。回到帐中,康熙帝指着乾隆帝对皇太妃说: “这个孩儿命很贵重,他的福气将要超过我。”在乾隆帝12岁那年,康熙帝有一天到雍和宫用饭,指名要见一见乾隆帝的生母。乾隆帝的生母进来后,康熙帝连声说: “有福之人,有福之人!”乾隆帝即位后每忆及此事,就似乎觉得,康熙帝当时就意识到他可以担当大事,康熙帝要见他的生母就是要看一看她的福相。

关于乾隆帝的身世,有一种谣传,说他实为汉人,是陈阁老的亲生儿子。乾隆的生母实生一女,在满月后将陈阁老生的儿子换入宫中,那个被换来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皇宫中后妃的生子诸事管理是很严格的。生下后即要由太监亲验,是男是女,先口头上闻,然后再专折上奏,以备命名。一个多月后再将女孩换成男孩,虽普通农家亦难掩人耳目,何况是在皇宫中,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清代人好传宫中秘事,一些文人再加以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以至近人还拍成电影。实际上都纯属编造,不足为据。

雍正十三年 (1735) 八月,雍正帝得急病死。大臣鄂尔泰和史贻直等人一面料理丧事,一面齐集文武百官到太和殿,从“正大光明” 匾额后面拿下雍正帝立储的遗诏,向诸皇子宣读。遗诏上写着: “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于是,原为宝亲王的弘历就被拥上宝座,阶下大臣齐呼“万岁”,新皇帝传旨,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他就是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庙号是清高宗。

乾隆帝即位时已24岁,鉴于他的父皇雍正帝为政苛刻,自己为政便较为宽大。他将被圈禁的宗室人员一律放出,被迫害致死的几个叔伯也都收入了玉牒,自己的兄弟都封为亲王。岳钟琪、陈泰等人被他父亲系入监狱,这时也都放出。雍正时因屡兴文字狱,罪人的家属大都被徙往边地为奴,现也放回原籍。这些宽厚的措施颇得人心,一时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朝。

乾隆元年(1736)九月即下诏开博学鸿词科,意在吸收民间的着名文士入朝为官。原来,雍正帝在生前就曾下诏,命京官三品以上者和各省督抚学政,荐举 “博学鸿词”的文士进京应试。因雍正帝死得早,未能举行。乾隆帝正好缵成先志,立开此科。他命各省文士进京,在保和殿开试。试题由乾隆帝硃笔亲书,试卷也进呈给他亲览。这些文士呤咏风月,颂扬盛世,篇篇都是锦绣文章。乾隆帝满心高兴,亲定甲乙,共得176人,甲等15人。十月五日在养心殿引见这批新进文士,乾隆帝春风满面,一一奖励授职。在甲等中又分出一等5人,授翰林院编修,二等10人,授翰林院检讨和庶吉士。刘纶在《山鸡舞镜诗》中有一句道: “可能对语便关关”。深得乾隆帝嘉许,特提拔为第一名。在引见这一天,恰巧有一对喜鹊在殿脊上鸣叫,这种吉祥之兆越发使乾隆帝龙颜大悦。

第二年(1737),他感到上一年开博学鸿词科很成功,收罗了一批有才能的文士,所以又特下谕旨,命在上年未来应试的文士来京应试。这次又把一批文士吸收到朝廷中来。这一系列的措施使乾隆初年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

二、边疆用兵

在这太平年间,西南边疆不时传来不太平的警报。在贵州 “苗疆”地区,雍正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末年,贵州“苗疆”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往贵州平叛。他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 “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苗疆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疆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即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要对苗疆大举用兵。他初次调兵遣将,自不免要稍示威严。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定了“暂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所向克捷。三路兵马步步进逼,严密封锁,对苗寨群众大杀大烧。清军攻破苗民据点牛皮大箐,杀死1万多人。清军又回过头来对熟苗大肆杀戮,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先后毁除苗寨1224寨,赦免388寨,杀死1. 7万余人,黔东的苗区淹没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之中。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他多次对边疆和属国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次。

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险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三天攻下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从此不敢自出一令。张广泗受了讷亲的斥责,对讷亲不知兵而事权反出己上感到不满,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而战功却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实际上就是赐死。讷亲自知不免一死,遂用这把祖剑自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至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20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家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象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为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乾隆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很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荣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行文各部 “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清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第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 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叛乱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军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3000人,被霍集占率领的1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3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命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帝因为连年用兵胜利,心中十分高兴。乾隆二十六年(1761),他特命画工为各功臣画象,将画象挂在紫光阁中,供人观瞻。各大臣也都以能入紫光阁为荣。这也是乾隆帝鼓励臣下为国立功的一个措施。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八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帝看到,大小金川已平,准噶尔部也多年太平无事,现在缅甸和暹罗又臣服了中国,心里十分快活。他与和珅等贴身大臣不是下棋,就是喝酒。高兴的时候,与和珅一起微服出宫,逛一逛京城有名的妓院。弄得不好,被御史们知道了,还要叩头谏奏一番。乾隆帝只是一笑置之。只有军机大臣刘统勋能直言正色地谏劝。因为刘统勋是个老臣,以清正闻名,乾隆帝对他颇有几分忌惮。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广西地方官上奏,谓安南国王黎维祁被阮文惠所逼,被迫出走。其母逃来广西,请求中国出兵相救。乾隆帝闻报,遂命两广总督孙士毅赴广西处理此事。十月,孙士毅督师进击阮文惠,并预先铸好了敕封黎维祁的大印。这时,阮文惠已于顺化称帝。他听说清兵来袭,便遣使伪降。孙士毅因麻痹打了败仗,退入关内。乾隆帝闻报大怒,立命福康安代孙士毅经营安南事。阮文惠马上遣使求和,并入贡中国。第二年五月,乾隆帝因不想长时劳师,遂答应了阮文惠的请求,准予入贡。乾隆帝命原安南王黎维祁剃发易服,编入八旗为佐领。这时,阮文惠已改名为阮光平,乾隆帝下诏,封他为安南国王。他随后亲来北京,朝觐了乾隆皇帝。乾隆帝见外国国王来朝,很是高兴,便厚加赏赉,遣使护送回国。后来,阮光平数次派兵,帮助清廷剿捕海盗。

乾隆五十六年 (1791)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20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犯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宝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着名的《钦定西藏章程》。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最高法律。它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它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所谓“十全”,是指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合计为十。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并镌刻了 “十全老人之宝”。他凭藉清初发展起来的国力,东征西讨,使清朝的国势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时期。

三、天子偷情

乾隆帝边疆用兵,连传捷报,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海内升平,他俨然感到自己是个太平天子。他本人又喜欢舞文弄墨,懂得音律歌韵,所以不免要想出些欢娱的事来。康熙时曾修建了一处畅春园,赐给了当时还是藩王的雍正帝,后赐名为圆明园。雍正帝即位后,对圆明园大加扩建,添了不少的楼台亭榭。现在轮到了乾隆帝,他踵事增华,扩大地盘,拨出库中大量白银,命工部督工修建。一时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在什么地方植树,什么地方栽花,某处凿池,某处叠石,点缀得优雅别致,不论春夏秋冬,都感到相宜。乾隆帝又责成各省督抚,搜集了无数的珍禽异卉,古鼎文彝,一齐陈列园中,供皇家人员玩赏。园工告成后,乾隆帝奉了太后,到园中游玩。他还发了一道圣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游玩。

时值春季,这一天风和日丽,乾隆帝护着皇太后,后妃公主等在后随行,两旁迎驾的人统已站定,妇女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其中一位命妇,鸭蛋脸,弯弯的眉毛,鼻子丰润,粉腮上还有两点酒窝,鬓边插着一朵红花,娇楚动人。乾隆帝看到这个美貌妇人,心神飘荡,正不知怎样是好。因当着众人,不便细问,只呆呆地坐着。一会儿,皇后到那丽人跟前,称她为“嫂嫂”,乾隆帝这才忽然想到,那个丽人正是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在随意闲游时,傅夫人跟在皇后后面,乾隆帝不时回头。傅夫人也有意无意地瞻仰御容。回宫后,乾隆帝的眼前常常现出傅夫人那妩媚的面容来,因而连朝政也赖得去处理,整天无精打采。

在皇后寿辰那天,乾隆帝的精神忽然振奋起来,因为傅夫人这天要进宫为皇后祝寿。这天在坤宁宫开宴,为皇后庆贺千秋节。乾隆帝早早地退了朝,到坤宁宫入席,与傅夫人又是联诗,又是让酒。自此以后,傅夫人常常被召入宫,陪皇后散心。日子一久,傅夫人也常留在宫中歇息。其间,乾隆帝不时与傅夫人偷偷地寻欢作乐。一些宫女虽然心里明白,但不敢声张。

时间长了,皇后渐渐悟出了其中的蹊跷,但为顾全面子,又因傅夫人是他的嫂子,不好说破,只得把苦水咽在肚里,整日里闷闷不乐,面容也显得一天天地憔悴起来。到了这年冬天,他的亲生儿子永琏因患急病死去。永琏这年已经8岁,又聪明又伶俐,深得乾隆帝喜爱,原已写下密旨立为皇储。这时突然死掉,使皇后痛上加痛,直哭得死去活来。乾隆帝虽也十分伤心,但还得好言劝慰皇后,并答应再生了儿子一定立为皇储。过了数年,皇后果然又生一子,取名永琮。这时,皇后才渐渐有了喜色,满心希望这个儿子以后能继承大统。不料两年以后,永琮忽然生了天花,夭折而死。这一打击比上次还重,皇后直感到活着没什么趣味,整天郁闷不已。

乾隆帝为了给这位富察皇后解闷,便下旨东巡,谒孔陵,祭泰山,游览了不少名胜。尽管景色宜人,但富察皇后总打不起精神,时时忘不掉死去的儿子。在旅游中受了一些风寒,遂一病不起。随行的御医无论怎样用药,总不见皇后的病情好转,反倒一天天加重起来。乾隆帝感到很焦急,立命回銮。沿途又找山东的一些名医诊治,都无效验。刚到德州,皇后就死了,时在乾隆十三年 (1748) 三月。

乾隆帝与富察皇后十分恩爱,只为了傅夫人的事,二人才稍稍乖离。后来,二人的感情有所恢复,不想在旅游途中半道沦亡。乾隆帝感到十分悲痛,扶棺大哭。回京后治理了丧事,谥号孝贤皇后。

之所以谥号“孝贤”二字,正是为了褒奖她的贤淑。她虽然身为皇后,但平时很节俭,穿衣从来不挂珠翠。后宫中人大都有用金银线缀成的荷包,她认为已属奢侈。她每年送给乾隆帝的佩囊只是用鹿皮制成,其用意在于清人起身于关外,寓有不可忘本的意思。因此,乾隆帝对这位皇后格外敬重。

皇后一死,使乾隆帝忆起了她的许多好处。他特颁谕旨说,乾隆九年时曾筑蚕坛,皇后亲自养蚕,带领后宫嫔妃行亲蚕礼。孝贤皇后用这些蚕丝制成的绸布做成御衣,供皇帝穿用,还供皇帝赏赐臣下。现宫中还残留着少许蚕茧,命收藏起来,传示永久,让后世子孙代代好生保护。乾隆帝还特颁谕旨,命为孝贤皇后立碑,并亲撰碑文,其中两句称: “念百行以孝为先,而四德惟贤兼备。”从碑文中可以看到,二人的情爱甚笃。

因孝贤皇后早逝,乾隆帝对皇后母家格外恩遇。皇后的兄弟不是封侯,就是封伯,皇后全家有14人得到爵位。傅恒为国忠心耿耿,这时被提为保和殿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当时《清宫词》中有一句说:“外家恩泽古无伦”,就是为此。皇太后怕乾隆帝悲伤过度,要为他续立皇后,乾隆帝以在丧期为辞,皇太后也不便相强。

乾隆帝与傅夫人偷情,傅恒被蒙在鼓里。后来,傅夫人生下一子,满月时抱入宫中,请乾隆帝赐名。乾隆帝看这个孩子肥硕强壮,面容很象自己,故十分宠爱,赐名叫福康安。福康安8岁时,乾隆帝即让他在御书房和皇子们一起读书,12岁时便被封为贝子。长大成人后,乾隆帝把御林军交给福康安统领。后人传言福康安的真正父亲就是乾隆帝,事情无法详考。

孝贤皇后去世一年后,皇太后催促乾隆帝续立新后。按照皇太后的意思,乾隆帝下诏册立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直到孝贤皇后逝世二年了,尚未册立正宫。因皇太后再三催促,尽管乾隆帝不甚乐意,还是下诏册立了那拉氏为皇后。

因为宫廷中事不够惬意,乾隆帝常起烦恼。为了排忧解闷,他就想着到别处闲游。乾隆十五年 (1750) 春天,他奉皇太后巡游了五台山。这年秋天,他又奉皇太后游览了嵩山。游玩归来,他觉得那里也没有什么,还不如一个圆明园的景致,所以就常到圆明园散心。他感到北方的风光就那么回事了,就于乾隆十六年兴师动众地到江南巡游。乾隆帝感到还是江南风光秀丽,后来又五次前往,故史载“乾隆六次下江南”。其间,有的载之于野史笔记,有的口头流传于民间,留下了说不尽的轶闻佳话。

四、威柄独操

乾隆帝虽然儒雅风流,但权柄从不稍假予人。自雍正以后,军机处就成了皇帝下面的最高权力机构。乾隆帝每天早上都到军机处理政。夏天,他到军机处时天也就明了;冬天,他到军机处时也就是五更时分。军机处一般有十几个人,每天晚上要留一个人值班,以备有急事,候乾隆帝临时召见。又怕事情多一个人处理不了,每天还要有一个人早早地到军机处相助,当时称之为 “早班”。乾隆帝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听到爆竹声由远至近,军机处官员就知道皇帝要来了。一般情况下,乾隆帝到军机处后,蜡烛还要点一寸多天才明。军机处的官员每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尚感到很辛苦,乾隆帝却天天如此。这使得军机处官员不敢稍有懈怠。倘如边疆用兵,只要有军报送来,就是在半夜里,乾隆帝也要立即亲自观览,随时召军机处官员面授机宜。军机处官员按照他的口授拟好文,再交给他过目。这中间往往需要一二个时辰,而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待。军机大臣都可以专折奏事,最后一听于乾隆皇帝。

乾隆帝对宦官的管理也十分严厉。他不许宦官干预政事。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宦官,他向乾隆帝说了几句外廷臣僚的事,涉及到朝廷事务,乾隆帝立命将这个宦官处死。乾隆后期宠信权奸和珅。这个以贪墨闻名的权奸,很了解乾隆帝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对宦官的管理也很严。有一次,一个宦官在背后直呼一个大臣的名字,被和珅听到了,他勃然大怒,厉声喝道: “他是朝廷辅臣,你们怎么能如此轻视呢?”立命将这个宦官打了50大板,并让他向这个大臣叩头谢罪。

乾隆帝鉴于明代宦官多通文墨,故能够弄权,把明代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一改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废掉。乾隆帝说: “内监的职责就是供使令,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 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 (1695) 以后,内宫便再也不派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帝还有一个禁止宦官弄权的措施,那就是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避免了他们之间的勾引。

清代的宦官由内务大臣管辖,不许宦官到外边胡作非为。乾隆二十二年 (1683) 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成上疏,弹劾巡检张若瀛,说他竟敢擅自杖责内监,这是一种目无皇上的大不敬行为。乾隆帝览疏,不但未准奏,反而斥责方观成不识大体。没过几天,那个被弹劾的张若瀛却连升七级。为了这事,乾隆帝特发了一道谕旨,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许外廷官员随时惩治。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在御前听用的太监,乾隆帝直呼他为“秦赵高”。实际上这个宦官并没干什么坏事,乾隆帝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正因为清前期对宦官管理较严,所以清代没有出现过象明代那样的宦官之祸。

乾隆帝常微行,对民愤很大的官员常给予严惩,对民望高的官员往往破格提拔。有时在微行中发现了人才,往往立时予以委用。湘潭县令杨瑞莲就是他在微行中提拔起来的官员。杨瑞莲是常州人,字写得很好,因在家乡郁郁不得志,便前往京师,受梁诗正推荐,在西清古馆中当缮写官。八月十三日,馆中人都去参加乡试,只有他留了下来。中午,一个穿着普通服装的人来到馆中,他就是乾隆皇帝。当乾隆帝知道其他人都去参加乡试的时候问道:“你怎么不去参加乡试呢?”杨瑞莲说:“恐怕内廷有传写事件,所以我留了下来。”乾隆帝问了他的姓名,含笑而去。第二天,乾隆帝对梁诗正说: “你的亲戚杨瑞莲很诚实,没参加乡试很可惜,可赏他个举人。”不久即委任为湘潭县令。后来,杨瑞莲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被上司参劾了一本。乾隆帝见了这个奏本说:“杨瑞莲是个老实人,我知道他。”将原奏掷还。

军机大臣于敏中才智过人,所拟诏旨多合上意。在军机处供职多年,卓有功勋,乾隆帝已准其入贤良祠。后来,于敏中向一个内监探听乾隆帝“硃批”的内容,被乾隆帝知道了。乾隆帝遂命他回家休养,接着赐给他一幅陀罗尼经被。于敏中自此便一病不起。乾隆帝下诏,撤消于敏中入贤良祠的资格,并引明代的大权奸严嵩相类比。陀罗尼经被是专供为死人殡殓用物,现赐给于敏中,实际就是赐死。于敏中深明此意,不久便饮毒自尽。

乾隆帝接受了历史上外戚为乱的教训,对后宫的管理也很严格。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着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后妃们学习的榜样。例如,其中有 “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帝还让后妃们以 “宫训图” 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母家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乾隆皇帝知道,自己是个守成之君,而守成之君大都没有创业君主那样的勤奋,甚至会出现败家子,断送江山。他常以祖上创业是多么艰难来教育皇子。他不仅要求诸皇子学文,而且要他们习武,不忘祖传的美德。乾隆元年正月,乾隆帝即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和朱轼等人做皇子们的老师,择日开学,命皇子们行拜师之礼。诸臣不敢受皇子拜,以长揖代替。乾隆帝还亲自临场训诫,要师傅们“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他还谆谆告谕皇子: “师傅所教,当听受无遗。”因家法严,皇子们在五鼓时都要到书院读书,当时天还似明未明,只有巡更人倚在柱子上养神。这样每天早起,师傅们都感到很辛苦,这些皇家金玉却要天天如此。先讲授程朱的课,再由满人师傅讲满文,下午练习骑射。

乾隆三十一年 (1692),乾隆帝看到第十五子的扇子上题名为 “镜泉居士”,遂将其训斥一顿:“读书当讲求大义,有益于立身行事,不能学书生习气,琢句题号,以虚名相尚。我们家累世敦朴,所重的是读书和骑射,你们怎么能仿效书生陋习、流入虚谩呢!”乾隆帝还让人写成谕旨,张挂在书房内,作为对皇子们的警诫。

读书之外,皇子们都要练习骑马射箭,每年还要跟随皇帝参加“木兰秋狝”。乾隆帝还不时亲临校场,让皇子皇孙们比试骑射。有一次,皇子皇孙依次骑马射箭,当时为皇孙的道光帝才8岁,也用小弓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乾隆帝非常高兴,说:“你要能再射中一箭,就赏你件黄马褂。”第三箭果然又中。他收起弓来,跪在乾隆帝跟前。乾隆帝不解其意,问他要什么,他就是不说话。乾隆帝忽然醒悟,命给他穿上黄马褂。因为他是小孩,仓卒间没有小褂可穿,不得不用一件大褂把他裹了起来。乾隆看到这个皇孙如此机警,心里极为高兴。

五、香妃殉节

有关乾隆帝的风流佳话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乾隆二十三年(1684),南疆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往镇压。第二年叛乱被平息。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用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乾隆帝的后宫虽说嫔妃成群,但却没有一个有这种天然香味的。兆惠俘获香妃后,为了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立即派人密折奏闻。乾隆帝闻报大喜,命兆惠尽快送往京师。因路途遥远,怕长时间风霜跋涉有损香妃的容颜,命兆惠派可靠的人好生护送,并谕示沿途地方官,要好生安排香妃一行的食宿起居。

香妃到京后,宫监将她引入内宫,进见乾隆帝。果然是玉容未近,芳气先来,这种芳气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奇芬异馥,沁人心脾。宫监让她到御座前行礼,她却全然不睬,只是泪眼汪汪,令人十分怜爱。乾隆帝念她生长在边远地区,不懂朝中礼仪,遂命不必苛求。按照乾隆帝的意思,宫监将香妃领入西苑居住。

一连数天,香妃神色泰然,似乎不知道有什么亡国之恨。只是乾隆帝一去,她就面如冰霜。乾隆帝问她话,百问而不一答。乾隆帝回来后,满面愁容,和珅赶忙来献殷勤,说道: “从前,豫亲王多铎南下,得了一个刘三秀,起初也很倔强,但后来还是好好地做了豫王的福晋,还恩爱得了不得。妇人家大都是这样,只要待她好,时间一长,她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乾隆帝觉得和珅说的有理,就传话宫监,让他们对香妃好生照料,又派几个能言善辩的宫女,天天陪香妃闲话,以好言劝谕。后来,香妃对前来劝她的宫女说,如果皇帝逼她,她就用匕首自杀。甚至还说,她还不想白白地死去,即使自杀,也要再杀一个足以抵得上她的前夫的人。

乾隆帝本人也不时到西苑小坐,希望时间一久,她那思念前夫之心就会消失。一遇到什么节日,香妃就暗暗地落泪。乾隆帝见此情状,回来与和珅计议,以后香妃的饮食起居,完全按照回族人民的传统格式,吃回式蔬菜,穿回式衣服,另选派回族妇女对她好生侍候。按照乾隆帝的命令,在西苑为香妃建起回式的房屋,还修建了回教礼拜堂,想以此取悦于香妃。有时,乾隆帝还派人领着香妃到风光秀丽处去游玩。可以说,凡是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尽管乾隆帝百般劝诱,但香妃始终不肯屈从。

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生怕香妃在深更半夜里刺杀了自己的儿子,便把乾隆帝召入内宫,对他说: “这位妃子既然不肯屈服,你就不如杀了她以成全其志向了,要不的话,就干脆把她放归乡里,还让她住在宫中干什么呢?”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但总舍不得杀了她,也不愿让她回乡。

这样停了几年,倒也无事。在冬至那天,乾隆帝去天坛举行圜丘大祀,皇太后趁机派人把香妃召入慈宁宫。香妃入宫后,皇太后命人把大门上了锁,虽皇帝来也不得入内。皇太后把香妃召至跟前说:“你志终不肯屈,那末你到底想怎么着呢?”香妃答道:“只愿一死!”皇太后见她说得很坚决,就说:“那末我今天就赐你一死,行吗?”香妃马上跪下叩头说: “太后遂了我的这个志向,恩德比天地还大。”说着说着,泪流满面。皇太后一时也感到非常难过,遂命人将香妃引入旁边一间小屋,梁上系着细绳,让香妃自缢而死。

这时乾隆帝正在天坛大祭,忽听下人飞马来报,说香妃被皇太后锁在慈宁宫,生死不知。乾隆帝闻报大惊,大礼还未做完,即命驾仓卒回宫。因宫门已上锁,无法进入,乾隆帝遂在宫门外大哭。不大会宫门开启,皇太后命人领乾隆帝进入,这时香妃已经气绝。但她肤色仍象活时一样,脸上似乎还含着笑容。乾隆帝见状十分悲痛,命人置备棺木,以妃礼厚葬。

香妃被安葬在陶然亭东北角上,堆了一个大冢,冢前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 “香冢”两个大字。在碑的阴面,刻着一首这样的词:

“浩浩愁,茫茫刼;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 化为蝴蝶。”

这首词是乾隆帝让一个翰林院编修写的,寄托了乾隆帝终古遗恨的心思。自香妃死后,乾隆帝一直闷闷不乐,朝政也赖得处理,不久便激出一场大病来。幸赖御医们百般调护,身体才慢慢地康复过来。这时,偏偏皇三子永琪和十四子永璐接连病死,更使他痛上加痛,无论看到什么,都感到花凄月冷。大臣傅恒与和珅商议,劝乾隆帝再去江南巡游。乾隆帝也正想出去解解闷,遂带着续立的皇后去了江南。

在江南游玩期间,乾隆帝自然少不了干一些访花问柳的事。这位续立的那拉皇后本来就没得到什么恩遇,早已郁闷在胸,现随皇帝南游,看到乾隆帝在外边风流,自然气愤不过,早晚免不了与乾隆帝口角。乾隆帝本来就不爱这位那拉皇后,当然也没什么好话。那拉皇后一气之下,竟将头发剪去。满俗最忌妇女剪发,这使得乾隆帝十分恼怒,立命太监将她送回京师。皇太后本来比较喜欢那拉皇后,现也无法回护。乾隆帝回京后即将皇后废去为尼,居住在杭州一处寺院里。这位皇后不久死去。因废后时没有明旨,所以一个满人御史上疏,请仍以皇后礼安葬。乾隆帝不许,说她已是剃发之人,不能母仪天下,不能葬以后礼。因此,这位那拉皇后的葬礼格外简单。当时就有不少人议论,一个陪伴了皇帝多年的皇后,葬礼竟然还赶不上香妃的隆重。只是到了嘉庆五年 (1800),才重新以皇后礼对那拉皇后进行安葬。

六、平定台湾

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清朝统治者对台湾人民进行疯狂的压迫和剥削。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内地官僚都争着到台湾去当官,以拼命进行搜刮。因此,台湾人民不断掀起反清武装起义。对这种武装反抗的原因,乾隆帝心里雪亮似的明白。他在上谕中明确指出:“我经过细思和访查知道,台湾人之所以不断发生反抗,都是因为地方官贪墨所致力。他们视台湾为利薮,不以冒险渡海为畏途,以到台湾上任为美缺,任意侵剥百姓,以致敛怨殃民,扰累地方,遂使桀之徒有所借口。”乾隆帝的这段话如实地道出了台湾人民武装起义的原因。但他对这些贪官并没有严加惩治,而对起义的人民群众却大加杀戮。

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台湾爆发了以林爽文为首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林爽文是福建漳州人,因家贫难以度日,便随父迁居台湾。他参加了天地会,并成为会中的一个首领。天地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入会的人越来越多。清政府感到天地会是个威胁,对天地会成员大加搜捕。林爽文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于这年一月正式发动起义,一举攻下漳化。台湾南部的庄大田起兵响应,并于一月底攻下了凤山。

林爽文起义的消息传来,乾隆帝非常震恐,严令台湾总兵柴大纪严厉镇压。官兵腐败不堪,在起义军的进攻下迅速崩溃,柴大纪只能困守府城。乾隆帝命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军提督任承恩率军往援,都被林爽文打败。乾隆帝见二位提督赴台无功,遂严旨召还,再命提督常青为靖逆将军,往台湾督师,又命闽浙总督李侍尧调粤兵3000,浙兵3000,驻防满兵1000人,赴台助剿。常青等人率军在府城外与起义军相遇,看到起义军漫山遍野而来,不知有多少人马,吓得常青慌忙撤军,退入城中。乾隆帝屡次遣人催问,常青只是一再请求增派援兵。

这时,乾隆帝越发感到台湾问题的严重,下旨将常青革职查问,加派大将福康安为统帅,以悍将海兰察为先锋,率大军入台。因柴大纪守城有功,升任他为陆军提督参赞大臣。乾隆帝命柴大纪护民出城,与福康安合兵一处,再图进取。柴大纪没有遵命,上疏奏道:“诸罗是府城的屏障,如果诸罗失陷,府城也就危险了。坚守半年来,已经深沟高垒,防守甚坚。如果一朝弃去,难以克复。再说城内有4万百姓,也不忍抛弃任敌屠杀,因此只好固守待援。”乾隆帝览疏,不仅没有因他违命而加以惩治,反而传旨到台湾,对柴大纪大加升奖。乾隆帝封柴大纪为义勇伯,并改诸罗县为嘉义县,等到战事结束后,让他和福康安一起进京受赏。

福康安命海兰察率先进入台湾。海兰察佯称要进攻大里栈,暗中却直趋嘉义城。因大里栈是起义军的根据地,存放着大量的粮草辎重,林爽文生怕大里栈有失,遂分兵回救。实际上,海兰察只以少量兵力佯攻大里栈,而以主力进攻嘉义。在清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起义军被迫撤离嘉义。起义军包围嘉义城已半年多时间,眼看就要攻下,但却功败于垂成。

乾隆帝闻报初战告捷,十分高兴,传旨对海兰察进行嘉奖。福康安闻前锋得胜,自己也胆壮起来,率兵兼程赶到嘉义城。柴大纪只向福康安请安,并没有行跪拜礼。因为柴大纪已被封伯爵,与福康安的地位差不多,感到已无须再跪拜。对此,福康安甚感不快,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好反目,便佯为谦虚,让柴大纪和自己并马入城。柴大纪也不推辞,跨马导入。按照清代的军制,下属迎接长官,要身执橐鞑,不得与长官并马前行。柴大纪这少许的失礼留下了祸害,因福康安气量狭小,认为柴大纪对自己不恭,暗下决心在以后要除掉他。

清军云集大里栈,林爽文战败,逃到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十四日林爽文被清军俘获,解往北京被处死。台湾南部以庄大田为首的起义军也很快陷于失败。

福康安进入嘉义城后,遣人密奏乾隆帝,说柴大纪诡诈,奏报不实。乾隆帝未敢轻信,只想是柴大纪因屡次晋升,可能稍涉自满,对福康安失礼,遂被参劾。乾隆帝下谕,要福康安与柴大纪戮力同心,尽快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不许以小事互相掣肘,倘贻误军机,定从严拿办。福康安又一连数次上奏,说柴大纪在台如何贪墨,如何残暴,对起义军又如何宽纵,这次起义就是柴大纪激成的。乾隆帝仍半信半疑,就命闽浙总督李侍尧查奏。 李侍尧害怕福康安的威势, 暗中和福康安沟通, 奏称柴大纪成祸乱, 在进剿起义军时还暗中掣肘。这一来,乾隆帝便信以为实。台事平息后,福康安和海兰察都晋封公爵,只柴大纪被革职拿问,在北京午门外被腰斩。

七、乾隆下江南

乾隆帝一生多次外出巡游。他曾四次东巡,到达盛京 (今沈阳),两次到曲阜祭孔,并巡游泰山,还曾漫游了嵩山和洛水,但最着名的还是他六次下江南。自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后,他感到北国风光到底不如江南秀丽。于是,以后或因郁闷,或因闲暇,又五次南巡。这种巡游既达到了游玩散心的目的,也了解了南方的民风民俗、政治情势,因而也有利于加强对南方的统治。

乾隆十六年 (1751) 正月,乾隆帝首次南巡。当时也有几个大臣出班谏阻,都被乾隆帝驳回。他命大学士刘统勋代理朝政,史贻直总揽军务,自己奉皇太后去江南。和珅则迅速通知沿途各省督抚,赶修行宫,预备接驾。乾隆帝从宫中挑了几个嫔妃作为陪侍,外面尽是扈从,仪仗车马更说不胜说。开路先锋自然是和珅。乾隆帝一行到那里,那里自督抚以下都要跪接。一切供奉都由和珅监视。沿途迎驾的督抚都要看和珅的眼色行事,请求和珅代为周旋。这些地方官为了讨好和珅,私下大量馈遗,和珅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此,乾隆帝每南巡一次,和珅就发一次横财。

乾隆帝一行先到山东,因这里以前就来游过,只在济南停了一天,便顺运河南下。到扬州后,扬州富绅汪如龙献给乾隆帝一个名叫雪如的歌妓。这歌妓不只是长得楚楚动人,而且唱得也很好,深受乾隆帝宠爱。为着这么一个雪如,汪如龙竟被赏二品顶戴,并准在御前当差。汪如龙自然是十分得意。接着,乾隆帝经镇江,到南京,供应都十分繁盛。接着到了苏州,各处园林无不尽情游览。从苏州由水道到杭州。地方官知道乾隆帝性喜山水,便在西湖建起行宫,十分轩敞。乾隆帝觉得这里湖山果然秀美异常,凡名胜去处无不尽情游览。趁着游兴浓,不是题诗,就是写碑。一时想不起华丽恰切的词句,就让左右的词臣代笔。他亲祭了钱塘江,渡江祭了禹陵,又回到观潮楼阅兵,到处都留下了乾隆帝的诗文。

乾隆帝奉皇太后到海宁,住在陈阁老家中。这陈家是海宁望族,自明末陈之遴降清后,历陈说、陈世倌、陈元龙都位极人臣。雍正帝与陈氏过从尤为亲密。这次南巡,皇太后也想到陈家看一看。陈阁老听说御驾将到,便将家中的安澜园装潢得万分华丽。通往陈家的大道也整治得宽敞平坦。陈阁老率领全家人到埠头恭候,排班跪接,恭引到家中,让乾隆帝和两宫在安澜园下座。乾隆帝怕陈家过于拥挤,便让大部分人留在船上,只带少数贴身随从住在陈家。因是累世友好,自然格外亲热。席间,乾隆帝当场赋诗,其中两句是: “老成忆告能无惜,皇祖朝臣有几人?”这两句诗一时广为流传,它不仅是对陈阁老的褒奖,即同朝旧臣读了这诗,也都颇为感奋。乾隆帝还特地拨予一笔库银,作为陈阁老的养赡之费。在陈阁老家一连住了三四天,临走时,乾隆帝特地嘱咐陈阁老,自己走后把中门封了,以后非天子临幸,不得再开。陈阁老自然是满口答应。

乾隆帝登钟山,祭孝陵,泛游秦淮河,还在江南召试诸生,玩了一个多月,然后返回京师。以后又五次到江南巡游,史称“乾隆六次下江南”,留传下来许多轶闻趣事,这里仅略记数件。

有一次南下时路过济宁,济宁知州颜希深擅自开仓发粟,下乡赈饥,反耽误了供奉皇差的事。和珅大怒,立命提颜希深家属来问。山东巡抚也吓得屁滚尿流。颜母到后,说河工出了险,灾民纷纷来署,凄惨万状,未等报上司批文,自己擅作主张,要儿子立即开仓赈灾。本来让他快去快回,不料延误了时间,耽误了接驾大礼。皇太后见她应对称旨,认为礼节虽亏,亦应赦宥。不大会颜希深也慌慌张张地赶来,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乾隆帝感到颜希深是个廉吏,自己因顺风,比原定日期提前了两天,虽供奉不周,但情有可原。何况皇太后已说了要赦免的话,所以就赦免了颜希深。颜母和儿子回去后,皇太后对乾隆帝说: “这是个贤母,他这个儿子也是爱民的好官。”不久,颜希深即被提升为河南巡抚。

乾隆帝南巡时,好微服夜行。一天傍晚,他刚到一村头,忽然下起雨来,衣服都淋湿了。他到一家门口,敲门求宿,这家人看他是个不速之客,没让进。他到另一家去叩门,这家有狗,狂叫不止。这家主人以为有贼,遂大喊捉贼。几个年轻人出来拳打脚踢,乾隆帝大呼救命。这时走来一个白发老头,看乾隆帝仪表堂堂,不象盗贼,遂喝退少年,将乾隆帝请至自己家中。乾隆帝谎称自己是山东人,姓秦名昆,字贡若,祖上都是读书人,因一个表哥在江南开了个店铺,故来相投。老头听说他是书香门第,顿生敬意,遂命家人杀鸡煮饭。这老头有两个儿子,长子已30多,以务农为业,小儿子还不到20岁,长得很秀气,还读了几年书,乾隆帝很喜欢他。夜里,乾隆帝就与这个小儿子抵足而眠,听他讲了半夜乡间风俗。第二天,这一家人再三挽留,乾隆帝颇受感动。临走赠送给老头一块白玉,老头不受,就送给了那个小儿子。过了两天,乾隆帝又到这家来,赐名那个小儿子叫奇逢,并领他到京师就学。村中人听说那天晚上投宿的人是乾隆皇帝,那几个动手打乾隆帝的年轻人慌忙逃跑,害怕受到报复。乾隆帝对那几个年轻人未予计较,而奇逢后来却得了一个不小的官职。为这事,当时的人都说乾隆帝不忘小惠。

有一次乾隆帝在江浙巡游,路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他们听说皇帝要从这里经过,都想瞻仰一下皇帝的仪容。有一个人称乾隆帝为“皇帝老爷”,扈从的卫士认为是大不敬的话,要将这人抓起来治罪。乾隆帝对这种称呼也感到很惊奇,就问身边的一个大臣。这位大臣回答说:“南方的老百姓愚昧无知,不明大体,他们往往称呼天为天老爷,称呼地为地老爷,各种天地神灵,无不以老爷相称。”乾隆帝听后大笑,知道“皇帝老爷”这种称呼并没恶意,遂命卫士将此人放开。其他人都称赞这位大臣回答得体。

乾隆帝到扬州时,有人向他讲述当初史可法守扬州的事,颇受感动。他特赐史可法号为“忠正”,并命在扬州梅花岭为史可法修建祠堂。不久,一个姓蒋的侍御访求到史可法的遗象和一封家书,进献给乾隆帝。乾隆帝遂题五言诗一首,命刻于祠堂壁间,以示奖恤遗忠。有人说,史可法因抗清被豫王所杀,这样褒奖他是否不相宜。乾隆帝则说,臣下各保其主,理应尽忠,虽兵败被杀,其节操足为后人楷模。乾隆帝称赞史可法,实际上就是为他的臣下树立榜样。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清初凡是降清的明朝旧臣,不论对清朝有多么大的功劳,乾隆帝都把他们列为 “贰臣”,命史馆将他们列入“贰臣传”。

乾隆帝在游览杭州金山寺时,看到苏东坡遗留下来的一条玉带,寺中僧人视为至宝。因年岁已久,玉带多处剥蚀。乾隆帝也很崇仰苏东坡,自己喜爱写诗,即颇受苏东坡的影响。他感到这条玉带损坏了太可惜,就命人到内府琢玉补上,并亲自题诗五首,以纪此事。寺中僧人早就想修补,但一直没有合适的玉块。现得到皇帝赐玉相补,这条玉带越发显得珍贵无比。

八、接见来使

乾隆帝生当18世纪,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的时期。因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还拥有相当的抵御力量,殖民主义者还不敢轻易对中国用武。但是,殖民主义者极想打开中国大门,与中国自由通商。同时,南海的一些小国陆续被殖民主义者所侵占,一些尚未被侵占的小国因感到形势危机,就想内附中国。

乾隆十八年(1753),位于菲律宾群岛西南端苏禄群岛上的苏禄国,因感到独立受到威胁,遣使劳独万查拉来华,请求内附。苏禄在明代就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经常来中国朝贡,苏禄的一个国王还死在中国的德州,故双方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乾隆帝接待了这位苏禄使臣,并赐宴款待。关于请求内附一事,乾隆帝下部议后颁旨,对苏禄国 “输诚向化,良可嘉尚。所请将疆土人丁户口编入中国之处,部议毋庸赍送图籍,已有旨了。”这种态度与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计地掠夺殖民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康熙帝在统一台湾后,开四榷关与外国通商,中外贸易一时呈现出兴盛状态。乾隆初年,英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越来越多,他们与中国的行商相勾结,经常干一些违犯中国法律的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十日,因英商洪任辉“屡次抗违禁令”,乾隆帝传谕外国商人,以后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禁止外商再往厦门、宁波等地。两年后,乾隆帝命臣下制定了 《防范外夷规条》,史称“防夷五事”。其大体内容是: 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 外商必须接受中国行商管束稽查; 禁止外商雇用役使中国人; 外商不得雇人传递信息; 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时,在广州设立保商制度,保商都由官府派遣,凡外来人员、船只、货物和纳税等事,都由保商担保。还规定,金银、五谷、丝斤等物一律不得出洋。后世人们所常说的清代的“闭关政策”,主要就是指乾隆帝所颁行的这些法令和措施。

乾隆二十四年 (1759),英国大商人洪任辉迳赴天津,打算“上京师申冤”,控告广州行商黎光华欠银5万两不还。直隶总督方观承在天津接待了洪任辉,立即将此事专折报告乾隆帝。乾隆帝因“事涉外夷,关系国体”,非常重视,马上派官员赴广州查验。他对中国行商借外国人的钱非常痛恨,同时,对一个外国商人竟然要来京告状也十分反感。事情查实后,广东海关提督李永标被革职,黎光华以及与此有牵连的几个行商全部被抄家,用所抄家产偿还欠银。乾隆帝严令查找代洪任辉作呈之人。后来查出,原是四川人刘亚匾所为。乾隆帝立命将刘亚匾“明正典刑”,以 “使内地棍徒,知所警惧”,也为了使外商“共识天朝威德”。对英商洪任辉本人,以他“勾串内地奸民”,“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将他在澳门圈禁3年,期满逐回本国。

当时,英人在对华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贸易额也最大,广州的中国行商欠英商债款的事件时有发生。乾隆四十一年(1776),行商倪弘文赊欠英商货银,无以偿还。广东地方官奏闻乾隆帝,他非常生气,但为了“顾全中华大体”,特令广东督抚代为偿还。乾隆四十五年(1780),行商颜时英等人因为赊欠英商债款日久,利息滚算,数额越来越大,无力偿还。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此事专门派官员到广州强索,遂成为国家间的纠纷。广东地方官不敢擅作处置,便专折奏闻。乾隆帝为怕“贻笑外夷”,命广州海关先以关税代偿。

这种纠纷不断发生,乾隆帝颇为恼火,命广东地方官对外商严加管束。外商在中国发展贸易愈加困难。为了发展对中国的贸易,英国决定派高级使臣来华,这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马夏尔尼来华事件。

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英王遣马夏尔尼出使中国。此人富有外交经验,曾出使过俄国,并且在印度任过长官。为了显示英国文明程度高,所带贡品都经过精心选择,主要是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图象、军器、音乐、器用等物,共19件,价值1. 3万英磅。为了显示马夏尔尼地位隆崇,除了东印度公司派有两艘船以外,另派兵船一艘。在启程来华之前,东印度公司先期通知两广总督,由总督奏达乾隆皇帝。乾隆帝听说大英帝国遣使为自己祝寿,满心欢喜,传旨准英使由天津入京朝觐,以满足英人 “航海向化之诚”,并命准备一些小船,以备在大船难以进口时延误时日。

马夏尔尼一行由广州经舟山,到达山东登州海面。当地官员上船迎接,并向英使宣读乾隆帝的谕旨。因为这时正值夏季,乾隆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马夏尔尼则表示,他愿意“敬赴山庄叩祝”。英使到天津时,乾隆帝特派直隶总督梁肯堂亲到天津照料,优加款待。乾隆帝在有关款待英使的谕旨中说:“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从谕旨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英使虽予优待,但仍视之为 “贡使”,乾隆帝仍在以 “天朝上国” 自居。

乾隆帝发出这道谕旨后,又怕臣下对英使“过为优待”,转使英人“不知天朝体统尊严”,所以又发了一道更明确的谕旨,其中说: “于应接款待之间,务宜加倍留心,不卑不亢,以符国体,而示怀柔,此为最要。”

马夏尔尼八月初到热河,但关于觐见礼仪问题却颇费周折。乾隆帝要臣下导英使行“三跪九叩”礼,马夏尔尼认为不合英国礼俗,拒绝接受。为此,乾隆帝大为不快,要臣下传谕英使,既然来中国,就要遵守中国法度和礼仪。乾隆帝认为英使“妄自骄矜”,下令“全减其供给”,实际上是向英使施加压力,预示着这次朝觐有夭折之势。最后达成折衷办法,许英使跪一膝行礼。

农历八月十日正式觐见。马夏尔尼向乾隆帝呈递了表文,奉献了礼品。乾隆帝回赠英王的礼物也很多,对马夏尔尼本人也厚加赏赉,并颁予一道敕书。马夏尔尼虽然在热河一个多月,但关于商务问题却一直未得表达。回北京以后,马夏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要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人在广州居住,请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在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先后颁予英使三道敕谕,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特别是对英人想占用中国岛屿之事,乾隆帝更是严词申谕:“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封疆,各有专属。”乾隆帝在敕谕中反问道,倘若别的国家纷纷效尤,也要中国赏给岛屿以住买卖之人,怎么都能答应它们的要求呢?

对英国殖民者的领土要求,乾隆帝作出如此严正的回答,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马夏尔尼感到所求无望,遂于九月三日离京返国,颇有怨望。乾隆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派大臣松筠沿途伴送,意在弹压。马夏尔尼临走时表示,以后还要 “另具表文,再来进献”,乾隆帝表示允准。英使这次来华,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

乾隆年间,西方国家中除了英国遣使来华外,其他不少国家也都曾遣使来华。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来中国。乾隆帝对葡使颇为优遇,特令沿途供应“量从丰厚,以示怀远之意”。乾隆帝还特派内务府郎中和德人钦天监监正一起到广州迎接。乾隆帝在回复给葡王的“敕谕”中,除了表达友好的语言以外,有关通商诸事全未涉及。

乾隆六十年(1795),荷兰以祝贺乾隆御极六十周年为名,派德胜为正使来华。乾隆帝认为 “此系好事”,特令广东地方官派人沿途护送,妥为照料。军机处官员验礼品后,颇嫌菲薄,认为都不是贵重之物。乾隆帝未予计较,仍照常予以赏赐,还赐予使臣一个亲笔写的 “福” 字。

九、宠信和珅

和珅是乾隆朝第一权臣,从后来被查抄的财产来看,也是中国第一号大贪污犯。他之所以能骄横跋扈,自然是因为深受乾隆帝宠信所致。但是,乾隆并不昏庸,而是一个非常老练刚毅的皇帝,怎么能对和珅的奸贪毫无觉察呢?更何况,即不算和珅当侍卫小官的年月,仅从进入权力核心算起,和珅弄权亦有20余年,如果说乾隆帝毫无觉察,那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乾隆帝对和珅却一直宠信不衰,其中必有极深的原因在。

原来,雍正帝有一个妃子,长得十分娇艳美貌。那时,乾隆帝是个年近20的皇子,一次因事进宫,从这个妃子身边经过。这个妃子正在对着镜子梳发,乾隆帝忽地从后面将她的头抱住,用两手捂住她的两眼。其实,乾隆帝只是与她开玩笑,说不上有什么不正的心术。这个妃子不知道是乾隆帝,一时惊慌,用梳子向后击去,正打在乾隆帝的额头上,还留下了一个小伤痕。第二天,乾隆帝进宫去看她的母亲。他母亲即雍正帝的皇后,皇后见他额头上有个伤痕,问是怎么回事,乾隆帝支支吾吾地不想说,但经不住皇后的再三盘问,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皇后一听大怒,怀疑这个妃子调戏太子,立命将妃子赐死。乾隆帝十分惊慌,想坦白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不能责怪这个妃子,但又未敢直说。踌躇了半天,未想出好法。当他跑到妃子住所的时候,这个妃子已经上梁自尽。乾隆帝非常悲痛,用手指在妃子颈上按上硃印,默默地说:“是我害了你,魂如有灵,等20年以后再来与我相聚。”说罢,满怀悲痛回到自己的住所。

乾隆中期,出身于满洲正红旗的和珅在銮仪卫当差役,即为乾隆帝抬轿子的脚色,地位很低。有一天,乾隆帝到圆明园中去闲逛,起初天气有些阴,不觉得炎热。但是到了中午,云开日出,遍地阳光,顿感炎热起来,仓卒间却找不到黄盖。原来是掌黄盖的忘记携带,被乾隆帝痛斥了一番。突然,随从中有一个人大声喊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回头望去,问是谁在说话,和珅随即跪倒叩头。乾隆帝看他唇红齿白,是个美貌少年,其相貌似曾相识,就问:“你是何人?”和珅应道:“奴才名叫和珅,是满洲官学生,现充銮仪卫差役。”乾隆只觉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又一时记不起来。回宫以后还一直惦念着这件事。他忽然想到,和珅的面貌与那个妃子相似。于是,便密召和珅入宫,令跪在跟前,反复端详,果然相似。再看和珅的颈上,也有一个痣,宛如手指的印痕。这时,乾隆帝便认定和珅是那妃子的后身,倍加怜爱。经询问,知道和珅原来还是个官学生,颇通文墨,于是立即就提升他为宫中总管。

和珅骤升要职,自然十分感激,侍奉乾隆帝十分尽心。乾隆帝常令他跟在身边,有问必答,句句称旨,乾隆帝心里也格外高兴。和珅日受宠任,乾隆帝似乎日夜少他不得,对和珅的宠爱甚至超过了汉哀帝对男宠董贤的宠爱。乾隆帝似乎感到,对和珅宠爱一分,就能减轻一分自己对那位妃子的的负罪感。原来,身为皇帝的乾隆帝信奉佛教,很迷信,他相信佛家生死轮迥的学说。他既然把和珅看成了那妃子的后身,那末,在和珅身上多施恩德,就等于是对那妃子的报答。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和珅便直步青云。

和珅本来只是一个侍卫,乾隆帝一下子就把他提为户部侍郎。和珅口齿伶俐,办事干练,处处合乾隆帝的意,只是贪墨成性,要他去掌管户部,侵渔货财十分方便,所以不久就遭到御史们的弹劾。你一本,我一本,说和珅如何贪赃,如何欺君,但乾隆帝全当成耳边风。乾隆帝甚至还对和珅说: “你我是一家人,你喜欢多要几个钱,也无妨,那些御史们说,就让他们说去。”得了乾隆帝这话,和珅的胆子就更大了。外廷臣僚见参劾和珅不但无效,反而和皇帝越发亲热,甚至晚上他还陪乾隆帝在御书房睡觉。这样一来,任凭和珅如何贪墨,如何弄权,也没人敢弹劾他了。

和珅很快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在乾隆后期执政达20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珅的弟弟和琳也迅速飞黄腾达,由一个生员升为兵部侍郎,不久又升为工部尚书,乾隆末年还曾代福康安为主帅。在外人眼中,和珅一家与乾隆皇帝简直就是一家人,看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和珅势盛时,朝臣们都争相趋炎附势,以能与和珅攀谈几句为荣,但和珅的一个邻居却不卑不亢,并不奉承他。这个邻居姓陈,是一个七品小官,所以人们都称之为陈小官。他从不到和珅家登门拜访。而和珅却常想拉上关系,要将陈小官的儿子纳为义子,被陈小官婉言谢绝。和珅及其家人常给陈家小儿子一些吃物或其他礼品,陈小官觉得这是比邻之谊,应予接受。过上一两天,陈小官就以加倍的礼品回赠和珅家的小孩。后来和珅被抄家赐死,陈小官却未受株连。人们都说陈小官深谋远虑。

乾隆帝无论到哪里去,总要把和珅带在身边。后来,乾隆帝把自己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孝公主最受乾隆帝喜爱,自己出猎或微行时,常把和孝公主带上。和孝公主好穿男子的服装,骑马射箭也是好样的,又伶牙俐齿,遇到乾隆帝有什么烦恼事,她三言两语就使乾隆帝转愁为喜。乾隆帝把自己最喜爱的女儿嫁到和珅家,使和珅更加有恃无恐。有一次他们同行市中,衣铺中挂着一件大红呢夹衣,和孝公主很喜欢,说了一句好,和珅便立即买了下来,花了28两银子,双手捧给和孝公主。乾隆帝微微一笑说: “你又要大人破费了。”和孝公主高兴,和珅比他还高兴。

和珅与乾隆帝做了儿女亲家,更加横行无忌。朝中大臣,多是和珅党羽。他家中的积蓄,比皇帝家里还多。他的一些家奴在京师横冲直撞,无人敢惹。有一个叫刘全的家奴,仗着和珅的威势四处勒索,家资万贯。御史曹锡宝上了一本,未敢直接弹劾,只是弹劾他的这个家奴。乾隆帝命廷臣勘查,廷臣怕得罪和珅,也不仔细查问,就说曹锡宝风闻无据,反而加给他一个妄言的罪名。象和珅的一个家奴都参劾不倒,谁还敢对和珅怎么样呢!

直到乾隆晚年,和珅一直受宠不衰。乾隆六十年(1795),要禅位给嘉庆皇帝,这使和珅吃了一惊。和珅极力劝阻说:“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有所闻,但也并没有多少荣誉。现在皇上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再过上一二十年禅位不迟。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天,我等奴才也愿皇上永远庇护。”话说得面面俱到,十分恳切。以前,和珅怎么说,乾隆帝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执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样长久相处。如果换别的人,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在乾隆帝当太上皇的4年间,嘉庆帝未处治和珅。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将和珅抄家,和珅被赐死。和珅被抄家产达8亿多两白银,包括嘉庆帝在内,朝野上下无不吃惊。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十、对文人软硬兼施

乾隆帝继承了康熙、雍正时的政策,对拥护清朝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进行笼络,乾隆元年就开了博学鸿词科,拉笼一批有名望的汉族文人到朝中做官,另一方面,对不那么顺从的知识分子则大兴文字狱,进行残酷迫害。

清代的文字狱是从康熙时开始的,雍正时最为严酷,乾隆时仍在推行,到乾隆末年基本停止。绝大多数的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织罪名。康熙、雍正时,文字狱主要打击对象是上层士大夫,乾隆时则主要打击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吟诗作文,往往莫明其妙地被曲解为反清复明,招来杀身灭族之祸。

胡中藻刻印了一本《坚磨生诗抄》,清廷认为这“坚磨”二字本身就用心不良,其中的一些诗句更有明显的反清倾向。例如,“又降一世夏秋冬”,被说成诬蔑清朝,大清盛世,远逾汉唐,怎么能说“又降一世”呢?“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放在清字前,是何用心?“天非开清泰”,大清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怎么不“清泰”?“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帝对这句诗尤为反感,说是讥讽他不上朝。乾隆帝说: “我每天上朝听政,召见臣工,哪里有朝门不开的事呢!”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说成是要恢复明朝,推翻大清。诗集中 《咏正德杯》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说“壶儿””就是骂清廷为 “胡儿”。杭州卓长龄着有 《忆鸣诗集》,“鸣”与 “明” 同音,即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称卓氏一家“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

有的诗人因诗句被随意引申曲解而得罪。“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被说成是反对剃发; “布袍宽袖浩然巾”,被说成是反对清朝服制; “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被说是希望天下大乱;有人感叹米价昂贵,写了一篇《吊时文》,被斥责为“生逢圣世,竟敢以吊时为题”。

有些字词几乎成了皇家的专用品,倘有人不慎误用了这些字词,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山西人王尔扬为别人的父亲写墓志铭,用了 “皇考”二字,被指斥为“擅用皇字,实属僭逆”。有人写了一篇《祝寿文》,其中有一句说: “创大业于河南”,说“创大业”就是要做皇帝。大理寺卿尹嘉铨,因年过70,自称“古稀老人”,不料乾隆帝也自称“古稀老人”,触犯了御名。这些人中轻则被抄家,罚边充军,重则被杀头,满门抄斩,已死了的还要焚骨扬灰。

有些人不是因为有什么反清思想,而是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只是因拍马屁犯了忌讳,所以遭了杀身之祸。直隶的一个江湖医生智天豹,编了一本《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长久,其中说,周朝只有800年天下,大清国运比周朝更长。但是,这本《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乾隆帝为此大怒,认为这是在诅咒自己短命,实属罪大恶极,遂下旨将智天豹处了死刑 。

哪里发生了文字狱案,地方官就有了 “失察”之罪,所以惩治起来宁严勿宽,株连人似乎越多越好。即使这样,乾隆帝还经常责怪地方官判得太轻,有时将督抚和州县官员一并治罪。于是,一些文人都不敢议论当代的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历史,而埋首于故纸堆中,去搞繁琐的考据。自乾隆时开始,考据学大盛,史称为“乾嘉考据”。这与清代的文字狱是有关系的。

乾隆后期,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清王朝统治不稳,乾隆帝渐渐改变了以前的做法。他希望拉扰知识分子,共同对付下层人民的反抗。清朝的官员不察此意,仍在文字间苛求挑剔,乾隆帝对这些官员进行了训斥。乾隆四十七年(1782)发生了高治清编《沧浪乡志》一案。湖南巡抚李世杰签出书中许多所谓“悖逆不法字句”,其实都是望文生义,罗织罪名,故入人罪。如果在以前,作者可能就要受严惩了。但这一次不然,乾隆帝反而将巡抚李世杰臭骂了一顿。乾隆帝指出,李世杰签出的话“德洋恩溥,运际升平”等语,乃系颂扬之词。乾隆帝还训斥道:“各省查办禁书,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办理地方事多,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从此以后,其他官员也不敢在文字上苛求过甚了。

乾隆帝在不断兴文字狱的同时,对汉族知识分子也采取了一系列笼络的政策。他集中了一批文人,陆续编纂了一些大型图书,其中有《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等。他又开“三通馆”,编纂了大型的典志书 《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最着名的是乾隆帝所开的“四库全书馆”。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馆,以着名文人纪昀为总裁,历时15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参加编纂工作的有360名知识分子,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最着名的有:纪昀、于敏中、金简、任大椿、戴震、朱筠、姚鼐、王念孙等。《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是,人们很少想到,乾隆帝正是在编这套图书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在谕旨中指出,明末野史很多,一些文人在书中任意毁誉,其中必有诽谤本朝的话,正应趁此查办一番。凡是此类的书都要一律销毁,“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他还严令地方官府派人四处查访,将查出的禁书送往北京。四库全书馆就从采进本中检查禁书,然后呈送给乾隆帝过目,经他批准将书销毁。乾隆帝下令销毁的书籍“将近3000余种,6. 7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象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张煌言等人的着作都在违禁之列。

乾隆帝把大批着名文人集中到京师,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建立了密切的来往。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 《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的编纂,乾隆初年已基本完成。在刊印时,乾隆帝常亲自校勘。明史馆的人员便故意在明显处错写几字,待乾隆帝去改正。乾隆帝也为自己校出错字而高兴。但是,经他一过目,就成为“钦定”,其中有些故意写错的字未被校正过来,只好将错就错。现在《明史》清宫刻本常有错字,原因就在这里。

朱筠曾入四库馆,乾隆帝常称赞他说,其学问和文章殊过于人。于敏中对乾隆帝说,朱筠办书事太慢。乾隆帝回答说: “可以催促一下,但不要责备他。”其中多含有爱护的意思。朱筠闻知后,对乾隆帝非常感激。

着名考据学家戴震也进了四库馆。他校的第一部书就是《水经注》,难度很大,但他校注得却非常精到。乾隆帝对他多次褒奖,并在卷首亲自题诗,表示慰劳和赞许。后来刻印书时,乾隆帝派一个小太监去问: “戴震尚在否?”当他听说戴震已死了时,叹息良久。

乾隆帝和这些着名文人常有诗文往来。他自己喜欢写诗,诗中也常用一些罕用的典故。他写好后,往往交给这些儒臣去注释。这些儒臣往往在家查找许多书还不得要领。乾隆帝对此也不加责怪,说中国书多,有的典故你们知道我不知道,有的是我知道你们不知道,并不奇怪。

乾隆帝为表示自己注重文化,特命按宁波范家天一阁的样式,建造七阁,以供藏书用。在阁的内廷斋额上,他亲题了“知不足”三个字。他在这里时而和着名文人相聚,写诗作画,谈古论今。他经常赞赏范家在天一阁珍藏书籍的事,并多次向天一阁赐书。

与乾隆帝过从最密的要算是纪昀了。纪昀字晓岚,博古通今,是当时着名的才子,被乾隆帝选为 《四库全书》的总裁。纪昀身子肥硕,最怕暑热。有一次,他夏天在馆内校书,赤着上身,圈着辫子。正巧乾隆帝踱入馆门,他来不及披衣服,赶忙钻到案子下面。不料被乾隆帝看见了,便不慌不忙地踱到纪昀座旁,静静地坐了下来。时间一久,纪昀汗流浃背,焦躁起来,伸头问: “老头子去了么?”话刚出口,就看到这位当今皇帝正在那里坐着。乾隆帝喝道: “纪昀不得无礼! 为什么叫我老头子,有说处就饶你一命。”纪昀只得爬出来,穿好衣服跪下请罪,并不慌不忙地解释说: “皇帝称万岁,岂不是老?皇帝居兆民之上,岂不是头?皇帝便是天子,所以称子。连起来就是老头子。”乾隆帝听后大笑,以后对他更加优待。纪昀被一再擢升,任总宪三次,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昀死后,乾隆帝还亲自写了一付挽联,挽词是: “执笏无愧真宰相,盖棺犹是老书生。”

十一、驭臣有术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是个20余岁的青年。当时,朝中大臣分为鄂尔泰和张廷玉两大帮派,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鄂、张都是先朝重臣,党羽甚多,朝野臣僚要么投在鄂尔泰门下,要么求张廷玉庇荫。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连刚毅果断的雍正帝都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两人都有大功于国,所以雍正帝特许二人死后附太庙配享。太庙是皇帝家族的祖庙,臣僚能得到配享的待遇,那是极高的和十分罕见的荣宠。这两大派系朋党的存在,给乾隆帝提出了一个突出的难题,即能否妥善处理两派的关系,这成为朝政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

乾隆帝首先是威柄独操,不假权予人,明确表示痛恨私立朋党,不以国家利益为重,结党营私,不是正人之所应为。同时,对两派臣僚一视同仁,有功即赏,无功即罚,决不少贷。如果要起用哪一个人,不只询问一方,而是令各人直陈,同时还要询问许多其他的人。被询问的人都需质言直语,倘被发现故意掩盖或美化,轻则被训斥,重则被解职回籍。于是,朝中虽有门户对立,但双方都竞竞业业地为朝廷尽力,任何一派都不敢骄横。在乾隆朝,这种门户对立不但没有明显影响朝政的运行,有时反而促使双方都争相为国立功。

乾隆帝对臣下恩威并施,凡是为国立功者,可以顿升公侯;凡是失职或贻误战机者,虽王公亦立置重法。

在平定四川大小金川的叛乱中,身为大学士的满洲王公讷亲前往督师,因轻敌失败。乾隆帝不但不以祖上的功劳而宽宥他,反而将康熙帝赐予他祖父遏必隆的宝剑取出,发往军前,令讷亲自杀。很明显,这也是对讷亲的一种羞辱。同时,川陕总督张广泗因推诿贻误战机,乾隆帝毫不犹豫地将其处死,尽管有人进谏,说张广泗在贵州平叛中立有大功,但乾隆帝毫未动摇。军机大臣于敏中是元老重臣,也是当时着名的文人,只是因为向内监打探乾隆帝“硃批”的内容,亦被赐死。即使象张廷玉这样的重臣,乾隆帝也不许其有半点儿骄蹇。

张廷玉是《明史》总裁,自康熙至乾隆,历事三帝,居官50年。乾隆帝即位时,他和鄂尔泰同为辅命大臣。乾隆帝特命进二等伯,赐号勤宣。乾隆帝还特地发了一道谕旨,说本朝文臣,爵位没有到侯伯者,只有张廷玉为例外。但是,张廷玉的爵位只能自兼,不能世袭。因张廷玉已年过70,特谕不必每早入朝,遇到刮风下雨或特别炎热的天气,都不必强入。因张廷玉年老体衰,上朝需人扶持,乾隆帝特命其次子张若澄任职南书房,以让他搀扶父亲。乾隆十三年,张廷玉以老乞休,乾隆帝说:“你受三朝厚恩,我父亲还有遗命,让你配享太庙,哪里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的呢?就以我对你的十多年的眷待,你也不该说走的话。况且我还不忍让你离去,你怎么就忍心离我而去呢?”张廷玉确实年老多病,回答说:“屡蒙上恩,不敢说走的话,希望能暂时让我回去,养好病再来效力朝廷。”乾隆帝这才答应了张廷玉的请求,让他明年春天乘船回乡,并亲自赋诗三首相送。张廷玉受此恩荣,第二天入谢,趁机说,雍正时曾有遗命,让他配享太庙,请乾隆帝说一句话,他就放心了。乾隆帝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颇不高兴,但还是勉强颁了手诏,重申雍正帝成命。第二天,张廷玉派儿子张若澄入谢。乾隆帝以张廷玉不亲自上朝谢恩,十分恼怒,立命削去张廷玉的伯爵,取消配享的资格,缴回历年颁赐诸物。张廷玉数年后死去,乾隆帝又颁诏,仍遵雍正帝遗命,许张廷玉附太庙配享。终清一世,汉族大臣配享太庙的,仅仅张廷玉一人。

对不遵守满洲习俗的大臣,乾隆帝往往给予严厉的惩处。乾隆十三年,乾隆帝的第一个皇后孝贤皇后死去,锦州知府金文淳在百天内剃发,认为这是大不敬,命处死,继而缓期。江南总督周学健在27日后剃发,其属下官员只有一个人未剃。乾隆帝闻知后,立命逮至刑部治罪。满人总督塞楞额随即上奏,谓湖南、湖北的官员在27日后皆已剃发。因人数众多,下属官员免于惩治,但周学健和塞楞额都被解职,发往直隶筑城。一个封疆大吏被罚去做城工,这是一种很大的羞辱。

福建总督伍拉纳贪酷用事,以至将一个县令倒悬起来,强索贿赂。乾隆帝闻知后,立命将伍拉纳槛解入京。巡抚浦霖既不能阻止,又不报告朝廷,亦命解职,拿来京师问罪。当时和珅擅权,曾得到伍拉纳的大量贿赂,故多方营救。他故意让押解的人在路上迁延时日,希望时间一长,乾隆帝的怒气自消,自己再劝谏一番,事情也许就完了。乾隆帝计算日期,伍拉纳应该被解到了,却不见人来,随即命一个侍卫飞骑召入,在丰泽园廷讯,伍拉纳和浦霖二人皆被处以极刑。

臣下犯罪,乾隆帝立予严惩,毫不手软; 臣下为国立功,立予升迁,不吝重爵,有的大臣因功高连升数级。

出征将领凯旋归来,乾隆帝通常在紫光阁宴劳。后来,乾隆帝命画工为功臣画象,挂在紫光阁中,以示荣宠。因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功臣100人画象入阁,其中以大学士傅恒为第一。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又画功臣100人象入阁,以大学士阿桂为第一。第三是以平台湾功,绘功臣20人象入阁。阿桂虽未至军中,但图象仍为第一。第四次以击退廓尔喀进犯,绘功臣10人象入阁,阿桂以自己未亲自参予战斗,恳让福康安为第一,阿桂列第二。乾隆年间,将领在外多能用事,战争都以胜利告终,这与乾隆帝不吝褒奖是有关系的。

吴湛山原来是个级别很低的小官,因功升至湖北按察司使。因廉洁有政声,乾隆帝闻知后,立即升吴湛山为湖北巡抚,继而又调任直隶、陕西、福建等地为巡抚,时传“一岁九迁”,荣宠一时。吴湛山愈加奋舒,在任上兴利除弊,勇于任事,多有善举。他在任福建巡抚时,看到福建穷民偷渡到台湾的很多。当时海禁甚严,禁止穷民偷渡台湾,许多人因此而遭刑戳。吴湛山毅然上疏,请求驰禁,使大批福建穷民免于因渡台受刑。当时台湾地广人稀,福建穷民大批偷渡入台。弛禁后,渡台者更多,对台湾的开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乾隆帝擅于写诗,有时一天写数首。他常用诗与大臣相赠答,借以联络感情,增进君臣情谊。他一生留下了十余万首诗,其中有一些确实为他个人所写,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为他人代笔。他个人写好诗后,让太监把草稿拿出来,交给外廷大臣缮写一过,谓之“诗片”。他还常常为碑石题文,其草稿大都由臣下代写,然后交给他删改。象汪由敦和于敏中,都是经常代笔的人。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留下诗作最多的人。

乾隆帝对臣下并不是经常板着面孔,有时显得非常随和,还常和臣下开几句玩笑。乾隆三十一年 (1766) 会试,尹继善奉命为会试同考官。当时,尹继善还仅仅是翰林院一般官员,乾隆帝开玩笑说:“你可谓新妇生子了。”监试为刘松台,以前也未充任过此职,故自称“似未字女”,意即自己好象是个没有嫁人的姑娘。一时传为笑谑。尹继善为此事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说: “杏苑悬弧典故新,每因生子意生身。”

一些大臣借笑谑的话向乾隆帝进谏。有一次,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游玩,对身边一个武臣说:“这里气候凉爽,真不亏称为避暑山庄啊!”这个武臣回答说:“您说这话还是与宫廷对比,宫廷高大宽敞,而城内民房都十分低矮,加以户户相俟,灶房一个连着一个,其炎热超过宫室数倍。所以民间有句谚语说:‘皇帝山庄真避暑,百姓仍在真热河!’”乾隆帝听后十分懊恼,为此数天没有笑容。大家都为这个武臣捏一把汗,觉得他这个笑谑太过分了些。但乾隆帝仔细一想,这话也不是他个人编造,敢于直说出来,需要一定胆量。自己作为万民之主,正应体恤民情,所以对这个武臣并未治罪。

十二、禅位嘉庆

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年间,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数端功绩可述,况且在位时间之长古来罕见,他对此十分得意。乾隆四十五年 (1780),他70高龄,自称“古稀老人”,并镌刻了 “古稀天子之宝”。又因五世同居,所以又刻了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五十年(1785),为庆祝自己御极50周年,特在宫廷举办“千叟宴”,特邀请朝野1000名年过古稀的人入宴,以粉饰升平。乾隆四十九年(1784),河南偃师县任天笃一家九世同居,他闻知后非常感奋,认为这是天下太平的象征,特赐诗致贺,并为他们一家题写了匾额,称任天笃为“人瑞”。当他80高龄时,又镌刻了“八征耄念之宝”。他自称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自己的年岁之高,在位时间之长,为自古以来所未有。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了3亿多,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未有。但乾隆帝却感到,这正是在他统治下中国进入了太平盛世的表现。

乾隆六十年(1795),有一天乾隆帝把诸王大臣召入内廷,说自己准备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称太上皇。各位大臣倒也不感到十分惊疑,只是说他身体还很康健,禅位事缓缓无妨。最吃惊的是和珅,他怕太子登极后自己要遭祸,故极力劝阻。乾隆帝执意不允,为此专颁谕旨,说明自己决心要禅位的原因: “我25岁即位,当时曾对天发誓,如能在位60年,就将传位给嗣子,不敢上同皇祖61年的在位年数。现在初愿已偿,怎么还敢再生奢望呢?现立皇15子颙琰为皇太子,命他嗣位。我自应随时训政,不劳你等忧虑。”遂确定明年为嘉庆元年,命礼部制定禅位大典。因内禅为创例,清代未实行过,礼部只有参酌古制,定得冠冕堂皇,乾隆帝立批照行。

嘉庆元年的第一天举行内禅大典,乾隆帝在太和殿亲自将御宝授予嘉庆帝。诸臣先恭贺太上皇乾隆帝后,太上皇还宫。嘉庆帝遂登帝位,接受众臣朝贺,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普免全国钱粮,并下诏大赦。

嘉庆元年颁时宪书时,嘉庆帝恳请乾隆帝,时宪书仍用乾隆年号。乾隆帝不允,只许每年准备用乾隆纪年的时宪书百本,颁给内廷和亲近王大臣诸人,通行全国的时宪书一律采用嘉庆年号。时宪书就是历书,一般家家户户都要备上一本,故传布甚广。在宫廷中,有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六十三年、六十四年的时宪书,世人视为珍本。

乾隆帝退位后称太上皇4年。嘉庆帝每遇有军国重事,都要亲到内廷请乾隆帝裁决。当时,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以湖北、四川为中心,暴发了全国性的白莲教大起义。乾隆帝留下来的实际上是个烂摊子。嘉庆四年 (1799),乾隆帝寿终正寝,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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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9/20 6: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