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来华

出于稳定战后远东局势以及与苏联争夺战略势力范围的需要，中国问题占据着战后美国远东政策的中心位置。对于中国局势，美国当局一直存在着担心，即中国可能爆发西班牙式的内战，从而使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但范围更大，危险性也更严重^[1]。而在一场世界大战之后，再爆发一场这样的战争，则是美国人十分不愿意见到的，那将使美国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处境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按艾奇逊的说法，面临着三种选择： 1.自中国完全撤出； 2.大规模军事干涉，援助国民党击败共产党； 3.援助国民党尽可能确立对中国的统治，同时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以避免内战^[2]。第一种选择，是刚刚成为超级大国，并必然与苏联竞争未来世界领导权的美国所不甘为的；第二种选择，是刚刚经过大战的美国所不能为的；因此第三种选择便是美国政策的必然，保持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稳定”,这样既可以保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又可避免美苏可能有的直接对抗。还在战争末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中，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便有明确表示，即：我们应该负起领导责任，援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稳固和统一的政府，使其成为远东稳定的主要因素；美国政府关于中国的长期政策，应该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赖于中国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我们的政策是在政治上促成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中国，并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政府^[3]。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美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前提是并不以武力直接卷入。杜鲁门曾经表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力协助维护中国的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有限度地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同时避免卷入中国内部自相残杀的战争。如同美国舆论的代表《纽约时报》所言，帮助任何一方去进行内战，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正当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影响来求得协议与和平^[4]。
美国在考虑战后对华政策时，除了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外，苏联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如同魏德迈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说，“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联和美国的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傀儡国……那么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欧亚大陆。统治如此广阔的空间，特别是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强国来统治，将会使世界和平受到危害。……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有关中国的政策，那就不能允许俄国取得对它的统治”。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未来与苏联可能发生冲突的危险也困扰着美国当局，即如魏德迈所言，“如果美国的政策是要在国民党军队统治下使中国和满洲统一起来，那就必须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以至可能卷入对苏联的战争，而为实现此项政策，肯定需要增派远远超过目前在该战区可以动用的更多的美军”。但是这样行动带来的麻烦与困扰，诸如美国军人驻在海外的代价，中国内部斗争可能引起的困难，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外国内部事务而引起的批评，以及同俄国之间可能产生的麻烦，等等。都不是魏德迈所能决定的，而只能由华盛顿最高当局决定^[5]。
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坚决扶蒋政策引起广泛争议而突然辞职，杜鲁门旋即任命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调处中国内部冲突。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拟订了在华行动方针备忘录，提出美国应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北上，收复满洲，在国际上继续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但不进行军事干涉，同时谋求和平解决中国的政治纷争。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其大框架是确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在政府官员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这又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共之间的矛盾随着日本投降而渐趋激烈。这一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方式，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也关系到美国在中国、远东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利益。如何在美国介入中国问题时处理国共矛盾，是美国当局不能不考虑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备忘录又提出美国鼓励和支持国民政府召开有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以扩大政府基础，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建立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这样的政策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即以武力支持蒋介石抗拒共产党人，而同时又倡导努力在他们之间寻求一种政治上的解决办法^[6]。马歇尔来华调处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基础上进行的，即一方面谋求国共妥协，在约束中共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另一方面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尤其是接收东北，同时鼓励其进行民主改革。马氏起初并未完全意识到他的使命的艰巨性，而是满怀信心地出任调处使命，并且一度取得了成功。
在马歇尔来华之前，美国高层对他赴中国的任务进行了反复讨论。在支持国民党的问题上美国决策层其实并无根本的分歧，但在运用什么方法上，则意见不一。军方主张继续运送国民党军队北上，国务院认为，这将损害马歇尔的努力，并导致内战的爆发。麦克阿瑟和魏德迈则建议，美国应支持国民党，但是否运送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可由马歇尔相机行事。结果，这个建议被接受。12月11日，杜鲁门和马歇尔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讨论马歇尔此行的目的。贝尔纳斯说明了美国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即美国将为国民政府继续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但目前不必将此通知蒋介石，以便马歇尔可以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对国共双方施加影响，以达到美国结束中国内部冲突，建立统一政府的目的。在对中国两大党的态度上，如果中共不合作，美国将全力支持国民党，然而如果国民党不合作，美国怎么办？贝尔纳斯主张，可以通知蒋美国将不再为他运兵，也不会给予进一步的援助。马歇尔不赞成贝氏的意见，他倾向于即便蒋不让步，美国也应继续支持蒋，并帮助他运兵。最后，杜鲁门明确授权给马歇尔，无论蒋让步与否，都应继续支持蒋介石^[7]。他们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为此应成立一个以蒋为首的联合政府，既使中共处于从属地位，又防止俄国在广泛程度上插手中国事务^[8]。实际上，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军方，对国民党政权战胜共产党和武力统一中国的前景并不乐观，而恰恰是这种担心，使他们主张支持国民党，以保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方针之下，马歇尔在中国可以用来压蒋让步的手段十分有限，他一方面要压国民党让步，另一方面又必须支持国民党，这种内在矛盾很难解决。一旦蒋介石摸清了美国的底牌，马氏的活动余地就相当有限了。不幸的是，以后的形势发展，恰恰是向着这个方面进行的。
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一份指示，内称：他和国务卿切望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成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使，以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影响达成这一目的。你可以以最坦率的方式告诉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款和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方面，一个不统一的、并为内部冲突所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认为是按既定方针接受美国援助的合适地区。就在这同时，国务卿贝尔纳斯根据和杜鲁门及马歇尔讨论的结果，致送陆军部备忘录，要求陆军部指示魏德迈，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前往满洲，作好运送军队去华北的部署，在不妨碍商谈或协商失败时，可由马歇尔决定付诸实施^[9]。美国对华政策这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注定马歇尔的使命很难成功。也在15日，杜鲁门发表公开声明，阐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手段和目的(见上目),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蒋介石对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非常敏感的。当他得知报载美国有意派艾奇逊和谢伟思等人为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协助决定美国远东政策时，在尚未证实消息是否可靠的情况下，便交给赫尔利一份备忘录转呈杜鲁门，指艾、谢两人“均曾发表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确实不利之意见，并明显表示拥护共产党之政策”,对美国表示了不满^[10]。实际艾、谢两人只驻东京，处理有关对日占领问题，并无来华之意。所以，蒋极力邀请支持国民党的赫尔利回任驻华大使，但赫尔利因为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辞职，使蒋颇为失望。对马歇尔来华的消息，国民党喜忧参半，喜的是美国派出如此高级别的特使，表明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自然获利多多；忧的是对马歇尔态度把握不定，担心其有对国民党不利之言行。得知马氏来华消息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一面对马氏来华表示欢迎，一面又对赫氏辞职表示婉惜，希望“中美合作更加密切化”,马帅“本其素具的抱负，卓绝的才能”,必能执行杜鲁门总统的政策^[11],可谓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真实心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与马氏会见时也表示，“此时美对远东态度，必须明朗，切实协助，当不仅使远东形势改进，可望由此打破世界僵局”^[12]。所谓“明朗”,“不为浮言所动”,实际即希望美国能够坚定地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
12月17日，马歇尔抵达北平。21日，马歇尔在南京与蒋介石首次正式会见，蒋首先告马：“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马歇尔则表示：“中美关系友好，惟美国人民不愿干涉他国内政，此种情绪相当强烈，足以左右杜鲁门总统之行动，是以今后对中国援助，将视国共双方能否互相让步，达成协议而定。”^[13]于此可见，蒋企图拉马歇尔站在国民党一方，但马氏初来乍到，态度谨慎，双方立场尚有一定距离。不久，蒋便慨叹“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14]。
中共对马歇尔来华抱谨慎的欢迎态度。中共当时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是，“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15]。这种“中立美国”的政策，即争取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中立，只要美国保持中立，实际则有利于缓解其对中共的压力，而于国民党不利。当时中共甚至有让英国和苏联也参加调停的考虑，在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所拟致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中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胡乔木认为，“这个设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它反映出党中央当时的一个策略思想，就是要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们党的独立地位，在国际国内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16]。中共的对美政策，随着美国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基点是“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17]。当马歇尔来华之初，一方面被中共认为是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的某种契机(因为马氏来华是反共的赫尔利辞职后的产物),寄希望于美国可能对其对华政策作一些修正；另一方面，马歇尔来华已是既成事实，中共希望能够有利于至少不妨碍自己的既定政策。在周恩来与马歇尔的首次会见中，周态度热情地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一致的。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同意的。”^[18]因此，当国民党提议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后，周恩来认为，“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我如完全拒绝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将处于不利地位”,只有如此，才能迅速达成停战。中共中央予以同意^[19]。唯其如此，在马歇尔初到中国的一段时间中，中共与他维持着还算良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