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论梁元帝读书》 |
释义 | 《论梁元帝读书》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①、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②之区区者乎?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③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④,好行小慧之不知⑤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⑥,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⑦?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⑧,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⑨,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⑩,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⑪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⑫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⑬,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⑭,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⑮,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⑯,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⑰;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⑱;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⑲,则怠荒废事之陋成。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⑳。”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这篇文章选自王夫之的笔记《读通鉴论》。它针对梁元帝始则沉迷书籍,继则尽行焚烧,最后身死国灭这一段有名的史实,进行了深邃的反思,指出读书既不能“玩物丧志”,更不能不知鉴别导向错误,而要有“高明之量”和“斟酌之权”,以有益于身心和社会之用,表现了作者在读书问题上的卓识高见。 梁元帝即萧绎(508—554),字世诚,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公元552年即位于江陵(今属湖北)。据《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一》记载:他“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然。”喜为诗赋,风格轻靡绮艳。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围攻江陵,危在旦夕,他在晚上巡城时,“犹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城陷,“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遂降西魏。“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十二月为西魏所杀。对于梁元帝如此丧心病狂地焚毁古今图书,造成中华文化重大损失的罪恶行径,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进行过严厉的谴责。 王夫之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再从谴责焚书方面立论,而是透过一层,从读书的根本方法方面落墨,对梁元帝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推求败亡之由,更为发人深思。全文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二段为第一层,着重说明读书沉迷于舍本逐末、只讲求文字技巧的“词章之学”,“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是属于“玩物丧志”。作者先点出梁元帝焚书之事,由此引出“读书”问题,作为立论基础。接着针对“书何负于帝哉”的“非知读书者之言”,着重指出“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意思是说,梁元帝的败亡,不是读书本身造成的,但也和读书的错误方法大有关系。这样通过一波三折,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一篇眼目所在。以下,作者从梁元帝所写的作品进行分析,指出他在“君父(梁武帝)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的危急关头,仍然在书籍中沉迷不返,孜孜于寻章摘句,这和游戏赌博、沉湎酒色,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害己误国的严重性质。然后,从“岂徒元帝之不仁”开始,一笔推开,锋芒所向,直指“宋末胡元之世”那些只知道以所谓正道来解释格物的定义而不考虑这样解释用来做什么的“儒者”;指出他们“饱食终日”,只做些无益于身心、伦物和政教的“雕虫”之事,这种害人子弟、误人国家的行为,与梁元帝、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等昏庸之辈的所作所为,也实在毫无二致。这就进一步对“宋末胡元之小儒”进行了严厉的抨击。第三、四段为第二层意思,在第一层论述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在读书中迷于所谓“良知”(指人的本能的善性,是明代王守仁根据孟子的性善论的观点而创立的一种学说),不知鉴别,其为害比专事“雕虫”者更甚。文章先从“良知”学派反对宋儒只重视书本写起,但殊不知把抽象的所谓“良知”描绘得煞有介事,使大家根据所谓“良知”来读书,不知辨别好坏,其危害就更大了。然后提出读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然而真正能从书中获得有益的知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恰当处理事务的人,却又极少。不仅如此,有些人还专门从书中寻找根据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作辩护,例如“汉儒”、王莽之流;或者径直照着错误去做,变本加厉,那就更是极端错误了。这种错误的读书方法,当然会带来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于是,作者进一步指出:“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这就从深层意义上,指出了不善读书的害处。第五段为第三层意思,总结全文,指出正确的读书方法,是要自己先立定志向,识虑明白,这样才能免于读书受害。文中先引出孔子的话,从正面提出见解,要“志定而学”。接着,从反面说明“无志而学”的恶果,“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而梁元帝的至死不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梁元帝的“自取灭亡”,是和“读书”大有关系的。最后警告“儒者之徒”,不要“效其卑陋”,语重心长,启人深思。 这篇文章虽然是谈论历史,却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作者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明末雕章琢句的琐屑的学习方法,以及王守仁“良知”学说盛行后造成的谈玄、空疏的学风,对于明代的灭亡,起了催化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作者是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明朝灭亡以后,他遁迹深山,痛定而思,借用历史事实来认真总结明朝灭亡的沉痛教训,其中折射出明清之际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反映出一位思想家的历史的沉思。作者以其深刻的见解,透过梁元帝读书而又焚书这件事,指出“玩物丧志”和不知鉴别的读书方法带来的严重恶果,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谓切中时弊。本文在富于哲理的思辨中,闪射着深沉睿智的光辉。 王夫之的文章,不仅以深刻的思想性见称,也以严密的逻辑和谨严的结构见长,篇法特别圆紧。本文围绕一篇眼目,以梁元帝读书这件历史事实为线索,通贯全篇,论述严密:开手交待出梁元帝读书这件史实,提出中心,紧接着就对他的“玩物丧志”的读书方法加以剖析;第二段推廓开去讲“宋末胡元之世”的“儒者”,似乎离题较远,但一句“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奚别哉”,又恰到好处地收拢回来;第三、四段进一步引申、生发,似乎与梁元帝无关,但段末点出“读书万卷,止以导迷”,又暗中与中心和线索紧扣;到最后一段,特别写道:“……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不仅紧扣线索,而且与篇首的意思遥相照应,全篇浑然一气,形成严密的整体。文章有放有收,放能放得开,收能收得紧;用笔曲折,穿插呼应,细针密线;层层递进,步步为营,以阐明其旨。从这些地方,可以见出作者在组织安排、行文布局方面的高度技巧。正由于此,进一步增强了文章深刻的思想性。 全文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文笔显得特别犀利。读了这篇文章,我们感觉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论述入木三分,充满着作者的主观感情。文章一开始,就以论难的方式提出论点,这就与一般的平铺直叙不同,十分警拔有力;以下二、三、四段,都以反问开始,中间不断地反问、感叹,往复辩难,并且使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和排比句,使得文势内生。特别是最后连用两个反问句作结,使激荡于文中的强烈感情,不禁奔涌而出,更增加了雄强的气势。全篇议论严正,气势宏大,激情充沛,具有撼动人心的巨大力量。 字数:6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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