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绝句十二首 (其十一)》

丁敬

古人篆刻思离群， 野卷浑同岭上云。

看到六朝唐宋妙， 何曾墨守汉家文？

丁敬 (1695—1765) ， 清篆刻家。 字敬身， 号钝丁， 别号龙泓山人， 浙江钱塘 (今杭州) 人。 篆刻吸取秦英 汉印及前人长处， 擅长以切刀法刻印， 苍劲质朴， 别具面目， 形成 “浙派”， 为 “西泠八家”之首。 爱好金石文字， 工书能诗。 著有《武陵金石录》、 《砚林诗集》等。

这首诗是丁敬论印的得意之作， 他在给清代 “扬州八怪”之一的著名画家金农刻了一方印章——“金农”之后，在款识中再一次录下了这首诗，接着写道：“此予三十年前论印诗也。乾隆七年二月，吾友寿门(金农，字寿门)出石索刻小印，钝丁仿六朝樱”乾隆七年为1742年，上推三十年，可知此诗作于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后亦被吴骞收入《论印绝句》汇编之中。

古代优秀的篆刻作品，其艺术构思总是超群出众的，其审美风格总是不同寻常的。这就是所谓“古人篆刻思离群，野卷浑同岭上云”。对于古代优秀的篆刻作品，丁敬以“云”来取譬设喻。试想，野外岭上的白云，总是纵横舒卷，形态自如，结构无痕，不可端倪；而优秀的篆刻作品也如同岭上之云，它富于变化而又自然天成，意趣盎然，有不期然而然之妙。丁敬的这一比喻，是极妙而又十分贴切的。

古代篆刻，一般印家均以汉为宗，而贬抑六朝唐宋，见于著作的如：

印章兴废，绝类于诗，秦以前无论矣。盖莫盛于汉、晋。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盘回如缪篆之状，至宋则古法荡然矣。(明沈野《印谈》)

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明朱简《印经》)

丁敬对于汉印，也是极为尊崇的。他在几则印章款识中写道：“秦印奇古，汉印尔雅，后人不能作，由其神流韵闲，不可捉摸也”(“王德溥颖); “古印留遗，莫精于汉” (“寿古”); “秦印之结构端严，汉印之朴实浑厚，后人不能拓摹也” (“金石契”) ……但是， 他又善于吸取六朝唐宋印章的优点， 而不是一味指斥其缺点。 所以他在诗中说： “看到六朝唐宋妙”。

六朝唐宋印章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甘旸 《印章集说》写道： “迎…三代始之， 秦、 汉盛之， 六朝二其文 (谓文之朱白)， 唐、 宋杂其体 (谓易其制度)。 ”这说明秦汉只有白文 (阴文) 印， 六朝才开始刻朱文 (阳文) 印， 而朱文如刻得好， 就会清雅而有笔意， 线文流动有神。 至于唐宋， 则又改变制度， 或方或圆， 其文还用 “斋”、 “堂”、 “馆”、 “阁”等字， 用为书画引首……这也不无可取之处。 丁敬正是看到了六朝唐宋印章的某些妙处， 将它融入到自己的篆刻中来， 这就必然会活化刀下的艺术， 并易于酝酿自己的独特风采。

丁敬既不一味崇拜秦印汉印， 又不一味贬抑六朝唐宋印章， 于是， 写出了 “何曾墨守汉家文”的警句。 不墨守前人典型， 敢于突破其樊篱， 这是艺术独创的必要条件。 艺术大师齐白石在 《印说》 中就这样写道：

秦、 汉人有过人处， 全在不蠢， 胆敢独造， 故能超出千古。 余刻印， 不拘昔人绳墨， 而时俗以为无所本。 余尝哀时人之蠢。 不思秦、 汉人， 人子也； 吾侪， 亦人子也。 不思吾侪有独到处， 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丁敬主张不墨守汉家风范， 虽早于白石 《印说》， 但二者也有相通之处。正因为如此， 丁敬治印， 既脉承了汉人篆刻的艺术妙谛， 又能跳出汉人窠臼， 创造出个人的独特风貌。

这首论印诗从秦汉古印的“离群”落笔，最后归结到自己不墨守陈规的创作个性，其实，这种创作也是一种“离群”。由此可见， 丁敬对于汉印，除了师法其艺术风格外，更注重师法其不同凡响的独创精神，所以其作品多自然天成之趣，也颇有“野卷浑同岭上云”之妙。

这首诗所阐发的既尊重传统，又不墨守传统的理论观点，对于篆刻艺术乃至其他艺术，是颇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