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事件”

蔡廷锴等指出：“一二八”事变的“近因完全为暴日军阀蚕吞中国之支动作。日僧事件及抵货运动不过如中村失踪及满铁被毁，为其同一自然之导火线耳。”^[1]
“日僧事件”是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促使海军迅速出兵。
田中后来承认：“上海有一个叫做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工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就托她(指川岛芳子——引者)‘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2]
日莲宗是13世纪兴起于日本的一支佛教流派，近世分为左右两翼。上海日莲宗山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是日本日莲宗极右翼代表人物、海军特务、“血盟团”盟主井上日召的弟子。“血盟团”主张搞恐怖暗杀活动，发动政变“改造”政府，推动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为此同海军激进分子相勾结，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由于作为政变骨干的海军青年军官大部分随舰队调往上海，因而不得不推迟国内行动计划，井上日召遂派天崎启升以化缘为名，到上海与日本海军继续保持联系，一旦上海事情结束，即刻着手国内政变。田中隆吉想“牺牲”与日本海军关系密切的天崎启升，借以激起海军的愤怒，挑起日中冲突，达到既转移国际视线，又镇压上海抗日活动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在田中隆吉的助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的煽动下，1932年1月18日，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佛教徒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五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寒中修行，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故意寻衅闹事，同该厂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当时流浪到上海的日本浪人立即跑去拔刀相助，发生了争端”^[3]。这些浪人实际上是重藤千春和川岛芳子操纵的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成员，他们埋伏在既定地点，待时机成熟时出击，结果日僧三人被殴伤，一人伤重身亡。
19日，村井仓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头抗议，要求缉凶，并保留其他要求条件。
20日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的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纵火焚烧毛巾工场厂房，并打死公共租界华捕一人，打伤二人。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4]。当日下午1时，在田中隆吉的煽动下，约一千余名日侨以“日僧事件”为借口，在公共租界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第四次侨民大会，决议：“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5]嗣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游行请愿，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海军大佐向狂热的日侨保证：“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而且现有兵力不足，随时准备增兵。”^[6]散会后，日侨在虬江路和北四川路一带闹事，殴打行人，撕毁标语，捣毁商店多家。
田中隆吉眼看着暴动化的状况而暗自高兴，加紧工作，一方面向日本公使馆及“支那派遣军”游说出兵的重要性，一方面进行侧面活动，以手枪胁迫“三井物产”的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致电东京三井财阀负责人团琢磨，请其主张出动日军。“盖出于三井财阀的派兵要求，是可以促使日本政府拿出决心的一张王牌”^[7]。
21日上午，村井仓松见吴铁城，就日人纵火、击杀华捕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缉拿纵火的日本浪人，同时递交关于“日僧事件”的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实行；(三)对于被害者五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四)关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尔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及时解散之。”吴铁城口头答复说，“第二项关于伤害罪之处分，中国律有明文，自当依法办理，一、三两项亦可考虑，惟第四项事关民众运动，其在法律以内者，无权取缔，如有非法行动自当依法制裁。”村井态度强硬，对于第四项尤为坚持，声称若不接受将采取自由行动^[8]。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同日在上海各日报发表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于日本提出要求，若非予以满意答复，并将要求各项立即实行，则海军司令官决采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9]鲛岛具重表示，如日领要求中国上海当局“解散抗日团体等条件无圆满答复，即派兵占领南市、闸北及高昌庙之兵工厂”^[10]。日本外务省举行会议，决定要乘此机会，消灭中国“国内以抗日为目的的一切抗日团体为先决条件”,并命令村井要求中国当局道歉、赔偿、惩凶，并保证不会再有抗日运动^[11]。
日本海军陆战队极力给中日之间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22日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国日报》社，就该报21日为三友实业社事件刊载的《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一文，指为故意破坏日本陆战队名誉，要求“(一)主笔来队提出公文陈谢；(二)揭载半张大的谢罪文；(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此种事情；(四)罢免直接责任记者”,限23日午前5时答复，并威胁道：“若不承认，莫怪也。”^[12]23日下午3时，日侨一千五百余人又在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大会。日陆战队派军车载运三十余名日军，在途中各车站警戒。俱乐部门口张贴《每日新闻》、《日日新闻》两日文报刊，对《民国日报》颇多指摘。与会者大多数主张日军自由行动，结果一致请村井向上海市政府严重交涉。在日方的压迫下，租界工部局劝告该报停刊，结果《民国日报》于27日被迫关门。
为进一步扩大事态，23日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在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官邸放火，以制造借口。23日、24日，日大队军舰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陆续抵达上海，形势更趋紧张。24日，村井以海军实力为后盾，向吴铁城提出：“如果在相当时期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则保留采取必要行动之权。”^[13]
25日，村井谒见吴铁城，询问就“日僧事件”提出的抗议何日可得到答复，并说日侨态度愤激，若不从速解决，如有意外发生，应由上海市政府负责。27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对所提4项要求，限24小时以内(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日陆战队将采取其所认为必要的手段，以实现其要求。同时，为防备中方不接受要求，盐泽下达了有关行使武力的命令。在日方的压力下，吴铁城28日下午1时45分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四项要求。村井对此表示满意。
尽管如此，日海军当局发动战争的决心早就下定，战争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