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送王含秀才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贞观、开元之丕绩，在廷之臣争言事。当此时，醉乡之后世又以直废。吾既悲醉乡之文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识其子孙。今子之来见我也，无所挟，吾犹将张之，况文与行，不失其世守，浑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于其行，姑与之饮酒。

《送王含秀才序》亦作《送王秀才序》、《送进士王含序》，是韩愈所写的一篇赠序体散文。据序中“建中初，天子嗣位”一句，此文当撰于德宗之世，参见此文在韩文集中的前后篇，当作于贞元二十年前后。

“序”这种文体始于汉代，至唐逐渐流行。原指说话、叙事有条理的文章。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中说：“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谓其言次第有序，故曰序也。”后指为书籍、文章所定的介绍性文字，即序言。至于唐代以后开始盛行的，则是由书序派生出的一种赠别文体。唐人在朋友出行时，常写文章为其送行，表示安慰和勉励。这种文章，称作赠序。序在韩愈古文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一生中写了大量的赠序文章，一方面劝勉友人，一方面对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抨击。这些赠序笔法灵活，摇曳多姿，变化万千，无一雷同，而且大都写得言真意切，寓意深远，情理兼备，韵味无穷。本文便是韩愈为进士王含送别时所写的一篇赠序，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

王含，生平不详。由本文所见，当为初唐诗人王绩之后，命途多蹇，怀才不遇。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为隋朝大儒王通之弟，“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之叔，隋大业(605)年间中举孝悌廉洁科，授秘书省正字，出为六合县丞，后因嗜酒被劾去职。唐初，绩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曾任太乐丞，不久即辞官归田，隐居东皋，自号东皋子，才智英敏，性格豪放，由于官场失意，仰慕阮籍、陶潜，放诞贪杯，寄情于酒，著有《东皋子集》五卷，《酒经》、《酒谱》各一卷。《五斗先生传》和《醉乡记》为其著作中的名篇。

酒，自古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诗经》中有大量以饮酒为题材的诗篇。秦汉以降，众多文人骚客的诗歌创作都与酒有关。被尊为“诗仙”的李白更是无酒不诗，酒气愈酣，才气愈盛，杜甫称之“斗酒诗百篇”。散文方面，比较著名的要算“竹林七贤”中的沛人刘伶所作的《酒德颂》。文中描述一位“居室无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觞，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的大人先生，“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槽，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生动形象地反映出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精神面貌，同时也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蔑视以及返朴归真，向往自然的思想倾向。王绩的《醉乡记》即承此文之意而作。《唐书·隐逸传》称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贱贵辄往”。王绩在《醉乡记》中，虚构出一个距中国几千里之遥的“醉之乡”。这里“其土旷然，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龟鳖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是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阮籍、陶潜等前朝名流在此纵情饮娱，乐而忘返。文章反映出王绩对世俗生活的厌倦、弃绝和对安适、闲散的田园生活的追求、向往。也正是由于文中流露出的这种遁世思想，使韩愈在他这篇劝勉友人的赠序中，藉这篇《醉乡记》人笔。

韩愈少时读《醉乡记》，对那些前朝隐士的行为很不理解，不知他们在摆脱一切世事的困扰之后，是否真能沉湎于“衔杯漱醪”之乐，流连忘返。后来读了阮籍、陶潜的诗，才知道那些隐逸不仕的贤者们虽然落落寡合，“唯酒是务”，却并非真的六根清静，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他们对世事不满，以逃避现实作为一种消极的反抗。阮籍是建安七子中阮瑀之子，竹林七贤之一，魏诗人，为人放浪形骸，酣饮为常。有诗作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四言《咏怀诗》十三首，主要以表现惧祸忧生心情和自述生平经历、理想为旨。其三十八首曰：“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鸟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显然可鉴。陶潜，即陶渊明，东晋文学家。他因对司马氏专权不满而辞官归田，享尽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之乐，然而也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饮酒》其十六)之嗟叹。韩愈显然从这些诗句中感受到了隐居前贤们的壮心未已，固守穷节的心境以及这种壮志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他们纵情狂饮，不过是借酒浇愁，是一种感情上的宣泄罢了。作者对阮陶等人怀才不遇的惋惜之情在文中已隐隐可见，然而又不便明言，因此韩愈举出两位身处乱世，却能独善其身的例子说明自己的观点。颜氏子即颜渊，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孔子称其“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被尊为“复圣”。曾参被尊为“宗圣”，以孝著称，主张“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庄子·让王篇》 曰：“曾子曳蹝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因此韩愈说他们“得圣人而师之，汲汲每若不可及”，自然没有时间去借洒浇愁了。

一句“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将笔触由魏晋拉到了当世。建中初年，德宗继位后，曾想有一番作为，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因此韩愈称之“有意贞观、开元之丕绩”。可惜成效甚微。德宗在位期间，广开言路，大臣争相进谏。然而醉乡的后世，却又因直言而遭黜废，作者为此忿忿不平。他既悲《醉乡记》的文辞，又嘉许良臣的忠烈，因此愿意与《醉乡记》作者的子孙结识。文章至此，才将话题由《醉乡记》转到了秀才玉含身上。王秀才品行端正，文笔隽永，不辱祖宗的名声，可惜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作者要极力赞誉他，为他张扬。然而又恐怕自己的力量不能使他声名大振，自己的话不为别人相信，因此只能在他临别之际，与他共饮一怀酒为他送行。文章至此，戛然而止，留下无限惋惜之情，令人细细品味。

本文篇什简短，仅得二百余字，却写得曲折、委婉，含蓄深沉。韩愈为文，尚新求奇，构思极为精妙。本文也充分显示出了韩文的这一特点。秀才王含怀才不遇，悻悻而去，正值忿懑不平之际。此时为其送行，惺惺相惜，既要对其有所抚慰，以平其胸中之愤，又要对其鼓励、劝勉，以防其一蹶不振。若直言相劝其随遇而安，听天由命，未免过于唐突、迂阔，令人难以接受，若过于强调其怀才不遇，又恐有讥刺君相不能用才之嫌，冒犯时忌，实在难以下笔。韩昌黎不愧为文章大家，他能独出心裁，从故纸堆中翻出王含的祖宗王绩来，由王绩撰《醉乡记》说开去，深入发掘其撰《醉乡记》的用心，罗列古之圣贤、名士对待荣辱、进退的态度，劝勉王含当以圣人为师，汲汲自治，不以不遇为悲，可谓用心良苦。

文章以《醉乡记》发端，篇中历数阮籍、陶潜、王绩等醉乡之徒的际遇，处处紧扣一个“醉”字。篇末又以“姑与之饮酒”与篇首醉乡暗应。一个“醉”字贯穿全篇，前呼后应，结构严谨，完整。开篇起笔不凡，出奇制胜，结尾简洁有力，言简意丰，无一赘笔，体现出韩文运思严密，结构精巧的特点。

全篇行文纡徐舒缓，曲折委婉，一改韩文大气磅礴，“猖狂恣睢”之风，足见韩文风格多样，富于变幻。文中夹叙夹议，情理兼备，既有逻辑严密的推理、议论，又有浓烈、凝重的感情交流。文章似感慨而非感慨，似慰藉而又非慰藉，从容淡泊，朴素无华，语言清新流畅，感情诚挚真切，看似随意文字、闲来之笔，实则匠心独具，涉笔成趣。娓娓道来，意尽笔止。文从字顺，曲尽其妙。受到历代文学家的好评。桐城派刘大櫆称此文“含蓄深婉近子长”，曾国藩亦盛赞此文“淡折夷犹，风神绝远”(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