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送孟东野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序》作为文体共分两种性质：一是书序；一是赠序。前者问世较早，如《太史公自序》、《齐民要求序》等，都是叙述著作者的意趣的。后者则创于唐初，专为临别赠言之用。这篇《送孟东野序》正是此类之中的佼佼者。

孟东野(751-814)名郊，字东野，浙江人氏，韩愈的学生和挚友，唐代著名的诗人。孟郊一生穷困潦倒。早年屡试不中，直到46岁才成进士，仕途更是坎坷，直到50岁才被任命为溧阳县尉。这篇序文，就是韩愈送他去江南时的劝慰之言。

孟郊有“诗囚”之称，这当然是指他作诗时颇下苦心，但由此亦可知其命中多舛的程度了。对于这种心情抑郁已久且又将远行的至友，到底以何种文章才能够既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又可达到宽慰、鼓励之目的呢？ 身为散文巨擘的韩愈，一起手就开门见山地道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句贯穿全文的中心论点。此真神来之笔也！ 对于一个愁眉不展、郁闷已深的人来说，与其和他不着边际的东拉西扯，不如瞧准病源、一针见血进行针砭来得痛快。换言之，把问题谈开、讲透要比回避矛盾积极有效得多。

韩愈首先着重分析了“鸣”的产生原因，从自然界的草木金石、风雨雷电之类到人类社会中的三皇五帝、至圣先贤，作者一口气用了三十八个“鸣”字，其中文笔千变万化，议论恣肆纵横，恰如清代吴调侯、吴楚材所评，是“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更不能逐鳞逐爪观之。”韩愈在此以泼墨之法述古编新、竭力铺陈的用意就在于要以本文“不平则鸣”的中心论点去对孟郊进行一次思想上、心理上的说服、启发，因而这其中包含这样几层意思： 一是不要认为自己不该“鸣”，认为今日之不幸均因“鸣”字而起； 二是“鸣”乃天性，想不“鸣”也难做到，不如当个“鸣之善也者”，三是为世所用则“鸣”“国家之盛”，为世所疾则“自鸣其不幸”，两者无不可。总而言之，韩愈以古今万物为例，说明的正是一个极普通但却很重要的道理，即为人不能不“鸣”，为文人更不可不善“鸣”，至于“幸”与“不幸”，在“上”还是在“下”，那就不必强求了。依此看来，韩愈在此文中所阐发的理论基本上还是没有超出儒家“穷达”之说的范围。

对于这个“鸣”字，前人大致有三种见解。宋代洪迈指出“但如皋陶、禹、伊尹、周公等人，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 清代的何焯与之相似，他认为“‘不得其平’四字，与圣贤之善鸣及鸣国家之盛处，终不能包含。”这两位的意思，是身处高位之人，就丧失了“不平则鸣”的资格。清代林云铭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俗眼错认‘不平’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独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伊尹、言周公，皆称其鸣之善。其不平处岂亦为不得用而然乎？”这一位的看法是凡有言自胸中出，都自有其不得已的原故，这“不得已”就是不平，不必以社会地位的高下来作为划分“平”与“不平”的标准。而清代吴调侯、吴楚材认为“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为多，谓凡形之声音皆不得已，于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谓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显然，这是对上述两种意见的调合，认为少数得意者的歌颂之辞也可视为“鸣”的一种。如此，就出现一个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鸣”的概念上的争论。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是现成的。试问，“百家争鸣”之时有高低贵贱之分吗？有得意与不得意，幸与不幸，居上位还是居下位之分吗？ 韩愈“不平则鸣”的论点之所以能够百世流芳，其高妙之处就在于这一句投人脾胃的箴言可以博得所有想发议论之人发自内心的拥护和赞许。韩愈在此篇中提出的“不平”的问题，讲到本质上则是一个处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人的心理状态是否平衡的问题。凡心理不平衡者，都有“不平”之感，也就必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鸣”。这种逻辑现象经韩愈一总结就只能得出下面的结论，即“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鸣”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鸣”就不成其为人类社会。韩愈以良师诤友的身份使临别赠言达到了如此的高度和深度，孟郊的心情大概总会开朗达观一些了吧。

文学家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学家的生平际遇与其创作实绩之间的关系，是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有所发挥的另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宝贵的见解。

从中国文学史来看，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孟子。即“天将降大任斯是人也……”一段，而具体分析这一现象的则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写下了下面这段掷地有声的文字：“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而司马迁本人更是在忍宫刑、受奇耻之后，发愤著述，才写完《史记》的。由此可见，古今中外震撼人心，垂之永久之作，多为郁郁不得志者不平而“鸣”的产物。与“兵至死地而后生”相通，文人墨客也只有在穷困之中才能“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才能以纯真的至情至理感人至深，历久而常新。

从孟子的“苦其心志”到司马迁的“发愤之说”，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们所走过的是怎样一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同时也可以体察到他们是用怎样一种理论使自己能够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坚韧不拔地行进下去。

在分析了“鸣”的产生原因之后，韩愈又从“鸣”的“善”与“不善”入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涉及三代，论述百家，以“鸣”字为经线，用旁逸侧出之笔，突兀峥嵘之法。时抑时扬地表达出自己对历代名人雅士的评价。韩愈把从唐、虞、夏、商到魏、晋、隋、唐的历史时期划为三个阶段。认为周以前及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是盛世之言；周衰后的孔子至西汉的司马迁也是“善呜者也”，但属衰世之音；至于魏晋之后则“鸣者不及于古”，纯属乱世之音了。这种厚古薄今的论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是出于反对六朝以来骈文占统治地位的反常现象的考虑，再是对于魏晋以降志士仁人愈发地“不得其鸣”之现状的极大义愤。

由此，韩愈就在末尾一段里以正大的议论，闪烁变化的语言向孟郊表示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即：温故可以知新，从上古至今众多人物的遭遇就可以懂得，立身处世的关键是毋以胜败得失论英雄。一个人只要敢“鸣”，只要善“鸣”也就足够了。至于幸与不幸，遇与不遇，在上位还是处下位等等则一概不足论。更何况贤才不被知遇实为古今通例，本无可悲之处，如此，则“其在上也奚以喜？ 其在下也奚以悲？”就可以达到一种不悲而乐且幸，“鸣”之而已矣的最高境界了。

对于“鸣不及于古”，其中“善者”，韩愈以“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衰，其志弘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作出评说。但对于怎样“鸣”才算是“至善”，韩愈却一字未提，反以“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作了反问。为什么三代两汉各种人物都可以“鸣”而且评之为善，到了魏晋以后却一落千丈了呢。作者以“天怒其德”作口实，此含糊其辞之法也。其本意显然是在指出乱世之中大批人才被埋没、被轻视的事实。由此也就讲明了“不及于古”的真正原因，并流露出对历代当权者压抑、摧残人才的强烈的不满情绪。

《送孟东野序》一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从结构上看，全篇紧紧扣住一个“鸣”字进行论述，其中“鸣”字出现三十八次，句法变换二十九回，声调顿挫之处更是层出不穷。明代茅坤论及此文时说：“以一‘鸣’字成文，乃独倡机轴，命世笔力也。前此唯《汉书》叙萧何追韩信，用数十‘亡’字。”既指出了连用一字贯穿全文的先例，又给予此文以高度的评价。韩愈在这篇赠序中溯古论今，独辟蹊径，反复以古人之鸣与今人之鸣相比较，于论述之中寄托感慨，在叙说之中有讽刺，达到了奇而不诡，收放自如，波澜迭起，令人击节的阅读效果，体现出变化多端，格调高奇，深刻雄健，气象万千的行文风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文采用了几种相当成功的手法。

其一是陪衬手法。此文粗看似给人以拉杂散漫，不可捉摸之感，故而清代曾国藩认为此篇的毛病在“征引太繁、颇伤冗蔓。”其实，这条意见正好从反而说明了此文的成功之处。因为，它的所有陪衬都是在为它的主旨服务的。对于“不平则鸣”的问题，对于“鸣”之善与不善的问题，如果不论及古今名家是不可能讲得通透的。其二是层层深入的手法。先说自然事物中的不平者之鸣，次说音响乐器之中的善鸣者流，再次讲到人类社会中由于种种矛盾现象而引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鸣”。如此就愈发显出这一个“鸣”字具备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多方位的不同角度。其三是立意新颖、尽去陈言。以一“鸣”字为通篇主旨，充分体现出了对孟郊郁结心情的理解与劝慰之情，更真正做到了立异标新，以“鸣”惊人，文成法定，性情毕见。其四是语言错综，摇曳多姿，或长或短，或骈或散，均能灵活运用，恰到好处。毫无堆砌牵强之态，反有笔力宏迈，流水行云之感。

《送孟东野序》是韩愈散文中脍炙人口的一篇。不论从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写作技巧方面，都是值得认真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