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答尉迟生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有问于愈者，亦以是对。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

“气”作为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的术语，《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吾养浩然之气”句，当属早出；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则是其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滥觞。以后，“气”与“文”的关系，历代多有论述。或以气为文之风格；或以为其根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韩文公庙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兼顾二者，力倡“文以载道”、“气盛言宜”。他从“明道”出发，更重养“气”，认为只有对“圣人之道”确有心得，“成人”在前，才能“成文”于后。那么，如何养气呢？他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这样，就可以做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了(《答李翊书》)。《答尉迟生书》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点。在这封与青年论文的信中，他着重强调了“君子慎其实”的要旨，并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入浅出地加以论述。信的形式自由，语言简练，说理透彻，不失为议论文中的上乘之作。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信的开头，舍去常见的客套寒暄，开门见山引入正题，看似漫不经意，实则意蕴颇丰：韩愈倡道讲学，致力“古文”，颇不为士大夫阶层所齿。如今遇到不慕仕途经济，有志古文的青年，真有“他乡遇故知”、“酒逢知己”之感，遂不讲客套，直言以出。此其一； 从信中可看出，这不是他们之间首次通信，故不需客套，“请继今以言”，道出这只是互相讨论的一个问题，此其二。从表现手法上看，文章形成一种奇峰突起，高屋建瓴之势，突出主题，给人以深刻印象。是故，“君子慎其实”; 有志为文的人注意自己道德、思想及学识的修养。紧接着，“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因为个人修养的好坏，通过所作文章的差异表现出来，“心苟未明，劬劳憔悴于章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便是至文” (黄宗羲《论文管见》)。所以，为文章者须“慎其实”。这里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把立论表达得清清楚楚：“文”“有诸其中”，故要“慎其实”;“慎其实”因人而异，故“发”有“美恶”;“发”即“有诸其中”。循环往复，层层相衔，互为论证，脉胳清晰，极有法度。下面，作者旁征博喻，耐心地巧比曲说。“本深而末茂”是自然界人所共知的常识，信手拈来，却极熨贴工致，形象生动。丝毫无牵强附会，刀削斧刻之痕。接下来，作者文如泉涌，妙笔生风，由自然界的树木，横向引喻到人的外貌；“形大而声宏”; 从外貌到品格，言语，“行峻而言厉”; 到脾气性格，“心醇而气和”; 到思维，“昭晰者无疑”;到行状，“优游者有余”。排比连章，喻句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工致的词句，音韵平仄的和谐，使文章语调抑扬顿挫，读来琅琅上口，感受到一种艺术美。这里，并不是作者有意堆砌比喻； 所引喻的情事，本身都具有对事物的准确判断，概括了事物的一般规律，与文字内容融合无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生动形象的比喻纵横仰俯，从各个角度铺排，不仅使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可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观点，而且造成行文直泻而下的气势，清晰地显示了文章的感情脉络，加强了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在具体丰富的想象和感觉中对作者的观点留下强烈的印象，而以对偶警策出现的“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 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的结论，则是极其自然的了。刘熙载《艺概》说：“昌黎文两种，皆于《答尉迟生书》发之。一则所谓‘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是也； 一则所谓‘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是也。”本文正是体现了这些特点。

尉迟生名汾，品学兼优，虚心求教。韩愈对其不慕仕进，矢志为文的作法极为赞赏，“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竭力奖掖后学的热情，体现了一代宗师的博大胸怀。这里，作者抒发了“有志乎古者，必遗乎今”的感慨。对“在上比肩”的“贤公卿大夫”，“在下比肩”的“始进之贤士”表示极端的鄙薄，“子欲仕乎？ 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表明了自己与他们的“道”截然不同。这段，初看与上而论述似乎无大关系；细细揣摩，作者是在说，“君子慎其实”的内容，就是古人之“道”; 同时以世人的行径为据，从反面论证了观点。使文章主题突出，全篇浑然一体。

韩文特点之一是善用比喻。这也是唐宋古文一大特色。

我国古代文化作品较早使用譬喻方法的是《诗经》和《论语》。前者有“取譬不远，昊天不忒”之诗(《大雅·抑篇》);后者述“为政以德，譬若星辰，居其如而象星共之”之言(《为政》)。其后，《孟子》、《庄子》、《韩非子》多有譬喻杰作。这些，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很大。然而，佛经“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讲诸法”(《法华经·序品》)，“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后汉书·西域传论》)，对韩愈及唐宋古文巧用比喻更起过积极的作用。佛典中有“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犍因婆城，如梦，如镜中象，如化”(《大品般若》)的譬喻，并且总结出“顺、逆、现、非、先、后、先后、遍”八种喻。“法非喻不显，喻非法不生”(唐·华严宗大法师法藏语)。观唐宋散文，这种影响清晰可见。韩、柳、苏等人文中不仅譬喻手法与佛经时有互见；而且韩愈《获麟解》与佛著《理惑论》中“麟难识”一节相类；柳宗元《黔之驴》、《蝜蝂传》分别化自印度古代民间、佛经故事和《旧杂譬喻经》;苏轼《日喻》则从立意到表达方式都本之于佛经中“盲人摸象”的故事，其“水月之吟(指《前赤壁赋》)盖自《肇论》，所谓‘不迁’之意，文人冥搜内典，往往如凿空，不知乃沙门辈家常饭耳”(董其昌《书禅室随笔》)。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在政治上严辟佛老，但散文创作上却自觉不自觉地吸取了佛经优秀的表现方法，并加以消化、挥发，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刘熙载《艺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