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中国是最早铸造青铜器的国家。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注意到铜的使用。西安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红铜片可说是中国最早的铜器遗存。至商周则出现了中国青铜器艺术第一个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
陕西位于商代疆域的西部，境内分布着几个重要的方国。至西周陕西则为王基所在，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陕西在中国青铜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概括起来陕西商周青铜器有以下六大特点：第一，数量大。据统计，解放后至1985年的36年中，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千余件，其中有铭文者七百二十六件。同期全国出土有铭商周铜器两千三百多件(含陕),陕西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二，长篇铭文多。仅吴镇烽先生所编《陕西全文汇编》就收录历代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1037篇，其中一百字以上的长篇巨制七十二篇，占总数的百分之七，而占全国历代出土百字以上商周铭文铜器的一半。其中周原出土的西周毛公鼎(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四百九十七字，为两周之冠，史墙盘二百八十四字，是建国以来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者。第三，西周宗庙重器和玉器多。如淳化大鼎、康季鼎、毛公鼎、外叔鼎、大盂鼎、多友鼎、大克鼎、天亡簋、利簋、何尊、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这些铜器形体高大，造型美观。多铸长篇铭文，为贵族宗庙重器。王器有历王㝬簋、王作仲姜鼎、王簋、王伯姜鬲等等。第四，西周断代标准器多。明断时代是考古研究的第一要义，也是发掘利用考古资料的前提和基础。西周金文是研究西周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但对于许多有重要史料价值而本身没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就必须通过各个王世的标准器及相关器物进行比较考察，根据器物的型制、纹饰、铭文风格，结合部分铜器出土的层位关系和器物共存关系，将一件无纪年的铜器年代基本确定。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大家公认的标准器很多，几乎每一个王世都有，如武王世的利簋、天亡簋，成王世的何尊，康王世的叔鼎、叔卣、大盂鼎、小盂鼎、折尊、折觥，昭王世的𫍭鼎，穆王世的登卣、长田盉，共王世的墙盘，懿王世的即簋，孝王世的克镈、师克𪾔，夷王世的克鼎、禹鼎、多友鼎，厉王世的虢仲诸器，宣王世的兮申盘等等。第五，青铜器窖藏特别多。目前已知历代共发现七十二处，这是绝无仅有的。这又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是陕西关中系西周王朝国都所在。当时周原、丰镐一带贵族聚居，经济发达。其次说明厉王奔彘和平王东迁时，周原和镐京遭到很大破坏，周族显贵仓皇出逃后，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启出原来的窖藏。这些窖藏有一个共同特色，即它们都在当时的建筑基址旁，一个窖穴同属一个家族。如周原扶风庄白一号窖藏一次出土一百零三件铜器，其中有铭铜器七十四件，着名的多达二百八十四字的史墙盘即在其中。根据铭文可考订出微氏家族七代世系。第六，商代铜器多方国之物。陕西商代铜器遗存可分为四大区域。陕北的绥德、清涧、子长、吴堡、延长、延川一带出土的蛇头铜剑、马头刀等与山西石楼保德等地商代铜器别无二致，两地隔黄河相望。当属于鬼方、土方或𢀛方文化；陕西城固从1955年至1981年出土商代铜器十三批、共五百三十件。其礼器与中原商文化相同，兵器中三角形戈、双龙纹戣、人面纹斧、面具等则不见于中原而接近于四川新繁水观音等早期蜀文化遗物。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推断此为早期蜀文化遗存。这里当是蜀族最早的活动区。到西周时期，蜀人才转徙至四川成都；西安以东出土的商代铜器与中原相同，不具自身特点，说明商代关中东部曾是商代直接统辖地区；西安以西商代铜器，如乳钉纹簋、方座簋与中原商文化不同，当为先周文化遗存，说明关中西部当时为商代周方国辖地。
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总字数逾三万字，相当于两部今文《尚书》,对重建校正商周历史有重要意义。其铭文内容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1)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如临潼出土利簋，铭文仅三十二字，记载了武王伐纣灭商的重要史实，为西周最早的青铜器。何尊记载了成王五年营建成周(洛阳)的情况。(2)有关经济方面的材料。此类内容最多，如折觥、永盂、大克鼎等记载周王赏赐土地的内容。周原歧山董家村出土裘卫四器记载共王时期土地交易的事情。卫盉记载裘卫第一次用价值八十朋贝的一件玉璋换得矩伯十田土地，第二次用价值二十个朋贝的几件玉器换得矩伯三田土地。散氏盘记载了失散两家田邑交换之事，双方有许多官员参加。在划定田界时，利用山、川、路、树等自然标志，双方宣誓信守契约。铭文说明西周中期以后土地可以转让，土地私有化已开始。全文中还常见赏赐奴隶的记载，如大盂鼎记载周王一次赏赐贵族奴隶两批一千七百二十六人。舀鼎记载五个奴隶价值仅相当一匹马和一束丝。(3)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甚多，如小盂鼎详细记载了康王时盂受命征伐鬼方的情况，多友鼎、虢季子白盘记载了周对猃狁作战的史实。另外在其他铭文中还有伐楚荆、御淮戎、克鄂国等等重要内容。诸多材料对研究周王朝与周边方国的关系、周军队的组织、战争规模与作战方式都有极高价值。(4)涉及法律方面的铜器铭文。有的记载民事契约形成过程，有的铭文本身就是一个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西周诉讼程序和审判制度。如五祀卫鼎、舀鼎等。(5)西周礼仪完备繁缛，金文记载颇多。如天亡簋记录了王室祭祀大典，何尊记载训诰仪式。(6)商周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上自王室下至一般贵族都要祭祀自己的祖先。商周青铜器铭文特别是西周中期以前的铭文，几乎皆与祭祀祖先有关。(7)很多铜器铭文，文字精悍，层次分明，韵文散文互见，既是学术价值很高的史料，又是古典文学的佳作和书法艺术的杰作。(8)青铜器铭文还记录了西周奴隶全贵族通过联姻来巩固自己家族和宗族的权势和地位等等。(参见《陕西商周青铜器的出土与研究》,《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期)
秦青铜器总的来讲远无法与青铜器鼎盛的西周相比。秦孝公之前的秦国各时期青铜器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关中地区一批等级较高的墓葬和窑藏中，数量最多的是小型兵器，如弩机、戈、矛、箭、镞、削等。其次是铜容器和其他各类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及明器等，如鼎、簋、壶、甗、盘、𠤷、敦、钫、豆、鬲、盂、蒜头壶、盆、带钩、斧、凿等。另外还有一部分铜器则出于建筑遗址和车马坑，主要是各种建筑构件、车马器和装饰品等。以上铜器都有较浓厚的西周风格，但应该说与两周铜器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西周时期铜器类型多，器型大，厚重精良，纹饰华丽，使用广泛。而秦国铜器数量少、类型少、质地大都较薄，有一部分秦国青铜器继承了西周青铜器纹饰和铭文风格，铸造精良，但大多数器表纹饰简陋而素面无纹。从王室贵族到下层平民都普遍使用西周青铜器，而秦国青铜器仅供上层统治者和平民价层的族内首领享用，一般平民使用青铜器的情况近于没有。既使用，也是青铜带钩、带扣之类的小件。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秦国限于关中，铜原料短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限制了对青铜手工业的投入。未必是青铜制造水平很低。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的秦武公(前697—前678)钟和镈、凤翔高王寺铜器窖藏的“宴射壶”等可以为证。秦公镈为大型青铜铸器，造型精美，器身两侧的扉棱由九条夔龙及一凤鸟蟠曲而成，舞部一龙一凤回首顾尾，镈身饰有蝉纹、凤纹、窃曲纹和菱形条带纹等；秦公钟上亦饰夔龙和夔凤纹，秦公钟和秦公镈上同铸有长篇铭文。秦兼并天下之后，按说为青铜器制造业提供了各方面有利条件。但统一后青铜器的数量和使用范围反而远不及孝公之前的秦国。究其原因当是秦始皇为加强和维护中央集权，严格抑制地方青铜制造手工业的发展，防止各地利用青铜及其他金属材料制成武器，从而对中央形成威胁。如世人熟知，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刚平定天下，便“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一时期各地方制造的铜器产品仅有为数极少的生活用器，不见礼器和冥器。更不见兵器。而中央的铜铸手工业却相当发达。秦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青铜)人十二，煌煌巨制，足见工艺水平之高。1980年，考古学家在秦陵西侧一座陪葬坑内，发现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每套车还包括四匹马、一个俑。尺寸相当于真车、真人和真马的二分之一。每辆车约包括各种形状大小的零件三千多个，采用铸接、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套接、铆接、销钉连接、镶嵌、连轴连接等多种工艺组合而成。两车冶铸精巧、通体彩绘，铜马戴金银铬头、缰索和项圈，当卢纯金，象镳纯银。整个车马工艺精湛，足见秦代青铜制造技术高超之一斑。
到了西汉，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素面铜器更是普遍流行，即使宫廷御用也不例外。如1961年在西安三桥镇发现一批西汉上林苑窖藏铜器，包括铜鉴十件、铜鼎五件、铜钟五件、铜钫和铜销各一件。二十二件铜器系皇家御用，皆为素面。素面铜器的流行、青铜工艺的衰落，可能是由于轻便华丽的新兴漆器在日常生活中更优越，人们的兴趣已从铜器上移开。
汉代铜器工艺简素，而铜器使用的数量则大大增加。如根据三桥镇窖藏出土八件铜鉴研究，仅上林苑宫馆所用铜鉴从阳朔元年到鸿嘉三年的八年中就造了一千二百五十八件。当时上至皇家，下到一般中小地主，普遍使用青铜器。
汉代铜器种类和器形多有变化。周代流行的簠、簋、敦、豆等食器到了汉代已不见了。鼎、钟、壶、钫是当时最主要的容器。 其他容器以𫓶、洗、鍪、樽、盘、卮、杯、𨱓斗、釜、甑等饮食器和炊事用具最为常见。汉代还出现了许多新铜器，如灯、博山炉、案、熨斗、炉、漏壶等都是前代极少或不见的。
虽说西汉中期后，素面青铜器成为主流，但鎏金铜器在上层仍颇流行。如兴平布豆马村出土的阳信家的竹节熏炉和铜马都使用高级鎏金工艺，显示出高贵的皇家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