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

陕西古代雕塑大致可分为陶俑、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几大类。提起古代陶俑，最着名者无过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在三座兵马俑坑中埋葬着约七千件陶制车马和人俑，还有实用兵器万余件。俯视兵马俑坑，军阵有序，气氛肃穆，想到这些秦军曾在秦王嬴政的统帅下，在短短十年中摧枯拉朽般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禁给人心理以极大震撼。武士俑一般身高一点七五至一点九五米，略高于正常人。视觉规律告诉我们，要使人物塑像有与真人一样高大的感觉，塑像必须塑得比真人大一些。两千年前的秦代匠师已深谙此道，令人感佩。俑的服装、姿态、表情以其兵种、年龄、性格的不同而不同。其俑头面部塑造最为传神。或憨厚、或机警，或老成、或稚气，无不各具情态。纵观秦俑艺术、其造型之大，数量之众，场面之恢宏，都无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艺术宝库的奇珍。
西汉陶俑以大批出土的汉景帝阳陵从葬坑裸体陶俑和咸阳杨家湾兵马俑为代表。阳陵从葬坑1991年发现大批裸体俑。这种形式当为汉代京畿帝王所专用，而阳陵裸体俑又属年代最早者。其制作流程为：成型—→窑烧—→绘彩—→着衣四步。俑分头、躯干、腿、脚四部分制作。秦兵马俑塑绘衣饰，杨家湾汉兵马俑描绘衣饰，而阳陵汉俑裸体着衣，体量适中，艺术概括力强。兵马俑易受禁令的约束而显得严肃。在宽松欢洽的气氛中，阳陵汉俑却情态传神，表情喜多于忧，更为活泼。俑头塑造尤为杰出。五官端正，面像多样，和颜悦色，神采飞扬。
唐代陶塑艺术的代表是唐三彩。它是一种低温釉陶，以绿、蓝、黄色为主，故名。主要见于唐代两京(长安、洛阳)。作为一种随葬品，它流行于唐高宗至玄宗时期(650—756),开元天宝朝(713—756)为烧制鼎盛期。陕西唐墓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唐三彩，如鲜于庭诲墓的载乐驼俑、女立俑，李贞墓的三彩骑马击鼓俑等等。这些唐三彩一方面保持了秦汉以来我国彩塑的写实传统，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运用低温铅釉色彩的绚丽、斑斓，烘托出极富浪漫色彩的盛唐气象。在造型上有的三彩俑衣折稠叠帖体，颇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风韵。唐代黄堡窑(宋耀州窑前身)是唐代烧制三彩的少数最重要的窑址之一。唐代已远销海外，流风波及新罗、日本，彼地始有“新罗三彩”、“奈良三彩”的创制。
与陶塑相比石雕以其质材的晶莹厚重，更宜表达润泽与分量。陕西古代石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定都于长安的汉代揭开了石雕艺术的帷幕。当时宫庭园囿陵墓前都已开始设制大型石雕。长安昆明池畔保存的雕刻于元狩三年(前120)的牛郎、织女石雕，使我们得窥西汉早期浑厚坚实的风格。至于最富艺术性和时代精神的无过汉武帝时名将霍去病墓前的一批稀世杰作。这批石雕包括马踏匈奴(长190厘米)、跃马(长240厘米)、卧马(长260厘米)、伏虎(长200厘米)等。马踏匈奴石雕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一匈奴人仰面在马蹄之下垂死挣扎，象征大汉帝国的战马却岿然不动，神态自若。动静对比中，显示着西汉王朝不可撼摇的自信与力量。跃马雕刻大刀阔斧，极富体积感和厚重感，极好地表现了骏马在跃起一瞬间那种不可遏制的力量。
咸阳出土的一对东汉石兽堪称东汉石雕的代表作。石兽综合狮虎特点，昂头挺胸，做快步行走状。怒目张口，似发出阵阵咆啸，显示它百兽之王的神威。石兽雕刻精细，从头到尾脊线呈S形，极富运动感。绝无明清以来石狮(虎)卑琐的外强中干之感。
三国、两晋、南朝时，政治中心移出陕西，因此陕西仅有个别陵墓石雕和佛道造像。其中现存耀县药王山的一批北魏、西魏、北周造像碑和另外一些西魏、北周单身圆雕佛教亦不乏佳作。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盛鼎时期，石雕作品多如绵亘的珠屏玉嶂，质和量都是空前的。在陵墓石雕方面，唐十八陵散布渭北山区，每座陵前都有一批精美的巨型石雕群。有“三百里唐代露天石刻艺术馆”之誉。其中高祖李渊献陵前的石虎、石犀，唐太宗李世民昭陵上的“昭陵六骏”,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乾陵前的蹲狮和翼马，武则天母杨氏顺陵上的走狮和独角兽等等，都是中国唐代石雕中的菁华。其比例准确，气魄宏大，刻划简练而精美，历千载而雄风不减。
宗教石刻以五十年代在唐长安安国寺出土的一批白石雕像最为杰出。其雕刻之精美、洗练，为唐代雕刻艺术中所罕见。另有大明宫遗址附近出土的一尊汉白玉残菩萨像，肌肤质感之柔美、体态之婀娜、衣带之流畅，仿佛有血有肉的绝代佳人，而非冰冷的石头刻像。
北宋移都开封，全国来讲开窟雕佛之风已衰，但陕北因是通向北方的要道，与辽、金、西夏对峙的前沿，却成军事、商业集结之所。战乱动荡又使当地官僚、地主笃信佛教，于是开窟造像之风反而炽烈。其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全国他处罕有可比者，如着名的子长县北钟山石窟等。通过陕北宋代石窟我们看到宋代佛教造像已显着走向世俗化，更贴近生活，手法更为写实(参见《陕西古代石雕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