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943年的两党谈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了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判断：由于中国已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过程仍是慢的”,对国民党应实施“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的方针，在宣传上“务必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等^[1]。针对国民党中央五届九中全会决定的方针及随后准备策动反共摩擦举动，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决定了“巩固自己，沉机观变”的方针，并为恢复两党谈判作了艰苦的努力。
1942年6月30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国民党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在战时首次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2]。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该是团结的”,希望“按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争论问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3],宣言拉开了本轮国共谈判的序幕。
7月3日和11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周恩来先后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指出克服抗战困难的主要办法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请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速回延安，并指派人员和共产党代表经常接洽，同时要求国民党释放叶挺、廖承志^[4]。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已指定张治中、刘斐同中共谈判，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并提出想同毛泽东会面，请周电告延安^[5]。迄此，国共两党领袖都表达了见面的愿望，但两党谈判的实际进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却使蒋、毛在此轮谈判中无缘相见。
8月19日、29日，9月3日，毛泽东曾三次致电周恩来，表达了见蒋的意见，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关系根本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10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6]周恩来力持异议，8月19日，致电毛认为“目前形势虽有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实行压迫，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蒋毛会面似嫌略早”^[7]。9月5日，再电毛，陈述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如“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则“于我损失太大”。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林彪去西安，“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8]。但毛泽东依然表示：“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如此较妥”;并指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此时毛见蒋的愿望并未完全消失^[9]。
9月14日，林彪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前往西安，但蒋介石已返回重庆，留话要林转往重庆面谈。林彪在西安先后与国民党方面李宗仁、胡宗南、张治中、谷正鼎等进行洽谈，初步交换双方意见。10月7日，林彪一行抵达重庆，协同周恩来正式与国民党开始皖南事变后两党间的正式谈判。13日，周恩来、林彪会见蒋介石，主要由林彪表示中共方面意见。林首先传达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的意见，指出“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林彪进而全面阐述了国共两党在理论、政纲、组成等方面的共同之点，关于理论，“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不主张将恩格斯、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教条，主观的搬来中国应用，我党共产主义之目的，在救中国，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理论上并无二致”;“就两党之理论方法与所处同一之客观情势与所抱同一之总目的而言，并无纷歧之点”。关于政纲，“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过去所制定之所谓十大纲领、三大纲领，语其要旨，不外求民族之独立，民权之平等，与民生之自由，近半年来，我党已将向来之理论与方策作一总检讨，结果不外上述三要旨，此项检讨不久在会议中即可宣布”。关于党的组成分子，凡属中共党员“只以目击当时帝国主义者所施于中国之侵略压迫，如划设租界，实行领事裁判权，夺取我内河航行权等种种不当中国人为人，不当中国为国家之事实，大家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故相率入党”,“中国目前既在救国之阶段，则国共两党目前惟一共同之任务即在救国，此客观事实之需要与时代之使命既属相同，然则两党之间尚有何鸿沟之可言？”林彪批评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希望挑起内战，“果如所期，则抗战建国将前功尽弃”,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等，林彪的谈话重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未涉及具体问题，蒋频频点头，但未表示意见^[10]。
10月16日，周、林会见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林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发饷、发弹、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允许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11]。一涉及具体问题，国民党代表即开始推诿塞责。周恩来很快感觉到国共谈判具体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国民党方面虽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并不急于解决，也不先提要求，而是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让步，他们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12]。据此，中共中央决定“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13]。
随即，国共两党均为双方关系的缓和做了一些努力。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中全会，通过《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宣布“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14]。29日，中共中央就此发出党内指示，认为该决议“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15]。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问题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并无二致”^[16]。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毛泽东两次与他会面，并请携信转交蒋介石，称赞郑之来延安，“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表示“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17],表示出相当的和解精神。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民党十中全会后，趋向好转的一面已渐增长，坏转的一面已渐减弱的新情况，制定了“三争取，三勿忘”的应对方针，即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18]。
12月16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林彪，以此为标志，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24日，周、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四项要求：
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2.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待遇；
3.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19]
周、林声明：如此四项可以谈，林即留此继续谈，倘相距太远，就请蒋介石提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就中共方面而言，此为迫蒋对于各项问题表态。@@
12月31日，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就上述四项要求的研究意见呈报蒋介石，其结论是：该四项要求“系根据本党所示宽大政策而来，其目的在对于党政军各方面皆欲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认为有悔祸诚意”;“本党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项不能作为商谈基础”;如须商谈则应以“中共不应有军队”、“中共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为商谈基础，“假定上述原则中共不肯接受，则不必强求商谈，尽可加紧防制，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以期动摇其内部，增加其苦闷，俾便将来之解决”;“如采取敷衍态度，似可告以此事牵涉太多，并令林彪先行回去”等^[20]。这个文件表明国民党上层此时并无解决国共关系的准备和愿望，这给本轮谈判埋下了失败的根子。
1943年1月9日，周、林与张治中再次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四项办法与国民党方面要求“相距较远”,解决问题必须根据“皓电”提示精神，共产党方面则认为四项办法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距离只在部队数目和移动时间，谈判无果而终。随后国共两党代表又进行数次谈判，除争执中共的四项办法外，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共军队问题，中共方面也提出了要求释放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毛泽民等140人问题等，但谈判毫无进展^[21]。
2月12日，毛泽东电复林彪、周恩来，判断“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正在注视日、苏关系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尽管如此，为了推动谈判有所进展，仍指示“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可以提出李先念部与于学忠部对调作为委曲求全的表示，可以答应少编一二师等^[22]。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致电各战区，就主动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作出指示，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民党上层虽仍采取拖的办法，而下层与局部已出现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方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事件，主动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并命令“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不许自由行动”^[23]。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无论国民党对我态度怎样不好，都不要与国民党以外之中外人员团体或党派签订秘密协定，以免给国民党以借口。”^[24]即便如此，本轮国共谈判仍无进展。2月下旬和3月28日，周、林先后约见张治中、何应钦，双方交涉不仅依然没有结果，而且其重点已转移到讨论当时已经发生的国共军事摩擦问题。此后，双方间的谈判实际已经停止。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发动新的反共攻势，国共谈判再也无法继续。6月4日，张治中通知中共代表：前方摩擦正在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周恩来表示：谈判暂搁是“意(料)中事”,林彪决定回延安，如要谈时可以再来，他本人也拟回延安，以便延安了解外面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7日，蒋介石会见周、林，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此为皖南事变一年半以来，蒋介石首次同意周恩来回延安。本轮国共谈判历时近一年终于无果而终，但双方都留有余地，继续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