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癖印书生》

陈鸿寿

落拓生涯耽笔砚，癖性疑痴，金石供清玩。斐几芸窗何足羡，书生自笑区区愿。

花乳桃红争灿烂，刻琢摩娑，镇日情无厌。锦裹香熏徒点染，题词韵事垂文苑。

题咏印章的诗，用近体诗形式的最多，如厉鹗的《论印绝句十二首》，王灼的七言律诗《赠邓石如》;用古体诗形式的也较多，如倪瓒的《题陆定之臃。但是，用词来题咏印章的却极少，陈鸿寿这首就是以词的形式填写的。 《蝶恋花》为词牌名，本名《鹊踏枝》，属唐教坊曲，后用作词牌，并改名为《蝶恋花》。

陈鸿寿(1768—1822)，清篆刻家。字子恭，号曼生，又号老曼、胥溪渔隐、种榆道人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篆刻取法秦汉，旁及丁敬、黄易，擅于切刀，刀法纵恣爽利，富于激情，别具矫健雄肆的风采，对后来取法浙派者影响颇大，为“西泠八家”之一。工书，擅长行书、隶书，潇洒简远， 自成一格。也能画山水、花卉、兰竹。有《种榆仙馆印谱》、《桑连理馆集》等。

陈鸿寿在这首词的题记中写道：

余平生笃嗜金石，人皆嗤我为迂。琴南出是句属镌，竟应其所求，喜其同有嗜痂之癖也。壬戌三月，曼生并记。

“癖印书生”是其友人琴南请他镌刻的一方印章上的词句。陈鸿寿有印癖，他在“苕园外史”的印款中说： “予性拙，率有索篆刻者恒作意应之，不敢以其人为进退。”可见，他的篆刻通常是有求必应的，并不因人而异。他之所以特别乐意为琴南刻印，是由于要求刻的竟是“癖印书生”四字，这正与自己所嗜相同，而且同是嗜印成癖。于是，不但精心篆印，而且还为之填词作记，这就不同于寻常的应酬之作了。款中记明“壬戌三月”，可知英词均作于嘉庆七年(1802)。

“落拓生涯耽笔砚，癖性疑痴，金石供清玩。”落拓生涯，形容所过的是性情放浪，不拘小节的生活，这已初步勾勒出主要以自己为描写对象的癖印书生的形象：落落拓拓，不注意仪容；行为散漫，不束缚于生活的常规。接着，作者又拈出一个“癖”字来点题，他之所以落拓不羁，是因为把生活的志趣热情均倾注到艺术癖好上去了，以至于他自己也感到性格疑痴，这也如他在印章款识中所说的： “予性拙”、 “人皆嗤我为迂”。他的癖性是什么？就是废寝忘食地耽玩笔砚，笃嗜金石。笔砚，用以借代文房四宝，从而以这类诉诸直观的事物指代书画艺术；金石，是借具体事物的质料来指代用以制成的艺术品，如以铜材或石材刻制而成的印章，以及商周的青铜器、汉唐的碑刻等。 “金石供清玩”，清玩可以是名词，指金石、书画、古器、盆景等可供赏玩之物，这里用作动词，意为对这类清雅之物的品赏玩味。陈鸿寿在宜兴时，制陶家杨彭年曾为其制大量造型雅致的紫砂壶，他各题铭款，风行于时，因而人称“曼生壶”。他的清玩癖也由此可见一斑。

“斐几芸窗何足羡，书生自笑区区愿。”斐几，文彩斐然的精致几桌；芸窗，与“斐几”并提，指代陈设华贵的书房。古人藏书多用芸香驱蠹虫，因此书籍可称“芸编”、 “芸帙”，藏书之所可称“芸阁”。这两句是说，高贵的书斋和精美的几案不值得羡慕；作为癖印书生，我笑自己的区区夙愿。“笑”字表面上似乎有所否定，其实应理解为喜悦自得。区区，有小小之意，又有忠爱专一之意，这里是兼而有之，由此也可见陈鸿寿谦逊的品格和忠于艺术、心不旁鹜的执著追求。他在“书画禅”一印的款识中，具体地表述了这个“区区愿”：

书画虽小技，神而明之，可以养身，可以悟道，与禅机相通。……余性耽书画，虽无能与古人为徒，而用刀积久，颇有会于禅理，知昔贤不我欺也。

他对书画篆刻的“小技”，是多么珍爱，多么忠诚，多么执著，多么笃嗜！这就是他的志趣意愿。

“花乳桃红争灿烂，刻琢摩娑，镇日情无厌。”首句咏赞印材之美。花乳，石名，最早由元代王冕采以刻印，其质地温润晶莹，细腻如玉，易于受刀，价等黄金；桃红也是一种著名的冻石，清朱彝尊《赠许容》诗云： “会稽王冕易以石，细切花乳桃皮红。”钟大源《论印绝句》也说： “佳冻桃皮色浅红”。陈鸿寿举出“花乳”、“桃红”这两种以概括形形色色的“灯光冻石”名品，又用“争灿烂”三字，描画出各种印石的“灯光”璀璨，色泽绚烂，造型各异，争妍竞艳。 “刻琢摩娑”，又令人想见这位篆刻家面对琳瑯满目的佳石，是如何地爱抚把玩，喜不自胜，兴之所至，奏刀砉然，轻重缓急，唯心所欲……清周三燮在《<种榆仙馆印谱>题词》一诗中对此描写得极为精彩，不妨录其片断于下：

曼生(陈鸿寿)擅书名，篆刻尤能事。用刀如用笔，刀胜笔锋恣。写石如写纸，石胜纸质腻。闻其上手时，绝若不经意。……方圆离合间，游刃有余地。奇情郁老苍，古趣变姿媚。秦汉及宋元， 规摹得精诣。……人生一艺精，即属性情寄，磊砢英多材，确乎见胸次。

陈鸿寿确乎把毕生的志趣、精力、性情、才能都投入到篆刻生涯中去了，因而必然是“镇日(整天)情无厌”了。

“锦裹香熏徒点染，题词韵事垂文苑。”锦裹，皇家御印的装藏制度。清朱象贤《印典》 “宋宝制度”条引《文献通考》云： “宋制，凡宝用玉……装裹以红锦，加红罗泥金夹帊，纳于小盝，盝以金装，内设金床，晕锦褥，饰以衬色玻璃、碧细石、珊瑚、金精石、玛瑙。”陈鸿寿认为，尽管这类印章以锦装裹，以香熏染，然而其艺术价值并不高，只是徒然点缀炫耀而已，因为它们缺少文化意蕴和艺术趣味。陈鸿寿感到只有文人治印，然后又加题咏刻款，才是风流韵事，才能名垂青史，誉满文苑。

作为著名篆刻家陈鸿寿的这首词，上阕主要叙说癖性志趣，下阕主要描述治印生涯。它语言生动，韵律流畅，坦露了自己笃嗜金石的真诚心态，塑造了栩栩欲活的“癖印书生”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