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广大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又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广大农民的参加，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盟会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其纲领中提出了解决土地制度的主张，即“平均地权”,并把这一主张作为同盟会的三大纲领之一。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方针、宣言和一系列法令、规章中，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密切相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矛盾，又同封建的地租剥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在革命时，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敢于承认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必要，但在实践上却没有触及封建势力根基的勇气。
当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之时，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极为广泛。在南京临时政府管辖的地区，也到处发生农民的抗租斗争。仅1912年1月间便有多起：江苏昆山、青浦交界地区一百三十余村农民，“宰牲结社，齐心抗租”。上海南汇地区大团等处人民抗租，“聚众千余人，打伤政府收租委员，抢走当地驻军枪支”。江苏奉贤蔡家桥乡民，“闻南汇抗租，遂遍发传单，抗纳租粮，影响遍及全县”。浙江海盐县“澉浦乡民因抗租聚众千余抢夺民团枪械”^[1]。浙江嘉兴府石门湾鸽子滨一地主因催收租米、扣押佃户，结果被乡民一二千人围殴。其中，以江苏青浦县的抗租斗争，最为典型。现将当时关于这一斗争经过的原委报导，节录如下：“青浦县光复后，民政部酌定业户租籽收取八成，乡民借口松城仅收六成，共结团体，饮齐心酒，力图霸抗。民政部以租务攸关赋税，传知地保，谕各地乡民依限还租，地保不善处置，语多压制，致乡民激怒，麕集县城，与民团抵抗。该乡民受伤数人，遂将民政长徐彭龄之子劫去，大起风潮。当经徐君请松军政分府派兵弹压。”^[2]
这些自发的反抗斗争，反映出广大农民渴望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革命党人支持，相反，差不多都遭到各省都督包括革命党人的都督派兵镇压。江苏都督多次出示，严禁抗租，竟说：如抗租不还，“准由各业户禀经该管衙门，按户提案押追以凭照例严办，如聚众抗租或竟持械横行，即属有意破坏治安……惟有按军法从事。”^[3]
由于革命党对农民的自发斗争采取敌视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后，广阔的农村依然如故，一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丝毫触动，封建政治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组织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斗争，因而，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软弱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