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寇志》

俞万春

《荡寇志》七十回，附“结子”一回，是所谓“纠缠旧作”的一部小说。明末金圣叹将《水浒传》“腰斩”为七十回。金本以卢俊义“惊恶梦”作结。二百年后，清朝道光年间俞万春紧接“惊恶梦”续写了《荡寇志》，以结七十回本。咸丰三年(1853)初刻本则由古月老人提议改称《结水浒传》。

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山阴(今绍兴)人，青壮年时曾追随其父“负羽从戎”，并参与镇压粤东瑶民起义。尔后行医于杭州，晚年信奉释道。《荡寇志》一书草创于道光六年(1826)，“三易其稿”，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历时二十二载。据他的儿子龙光说，俞万春对此书“未遑修饰而殁”，龙光加以修润，在咸丰元年(1851)最后告成，然后付梓。

鲁迅先生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荡寇志》作了高度的概括(见《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首先，他指出，《荡寇志》的“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具体地说就是它与《水浒传》的“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专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其次，他认为《荡寇志》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具体地说也就是，“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像，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鲁迅先生的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是解读《荡寇志》的一把钥匙。

创作《荡寇志》，俞万春面对两种现实：其一是社会现实，其二是广为流传的水浒故事的现实。面对社会现实，俞万春反对任何破坏既定的封建秩序的行为，尤其痛恨人民有组织地进行反抗。在他的心目中，封建秩序是天经地义的。咸丰二年(1852)陈奂在《俞仲华先生荡寇志序》中引汤西箴的一段话：“社稷山河，全是圣天子一片爱民如子的念头撑住。天下受多少快乐，做百姓的如何报得？只有遵依圣谕，孝顺父母，敬事师长，早完国课，做好人，行好事，共成个熙熙皞皞之世界。”这段话正好刻画出了俞万春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因此，《荡寇志》一开篇就忧心忡忡地说：“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作什么话？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俞万春深深懂得：“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水浒传》是一部官逼民反的思想倾向十分强烈的小说，而历来又有忠义之名，所以俞万春要极力诋毁它。特别是受招安、平方腊部分，俞万春更不能容忍。此外，《水浒传》虽然屡遭禁毁，但是它照样流传不衰，于是俞万春无可奈何地感叹：“在下亦不能禁他。”为了消除影响，俞万春便着手对《水浒传》进行改造，用来破除所谓罗贯中的“伪言”，证明“并没有甚么宋江受了招安，替朝廷出力，征讨方腊，生为忠臣，死为正神的话；也并没有甚么混江龙李俊投奔海外，做暹罗国王的话”(结子)。

俞万春的创作动机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他所期望的效果却落空了。《荡寇志》问世后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水浒传》照样广泛流传，为人们所喜爱，而《荡寇志》却总是被排除到多数读者接受视野之外。《荡寇志》的这种悲剧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假如我们把《荡寇志》的悲剧仅仅归结为“反动小说”，当然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是这样的结论显然太简单化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同样问世于道光年间，也同样曾被定性为“反动小说”的《儿女英雄传》却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但改编成戏曲上演至今，甚至还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究竟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造成了《荡寇志》的接受障碍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且原因也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小说艺术规律本身。

在中外的文学史上，许多作品都是根据传统题材进行创作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浮士德》等。这些作品都遵循了原题材的情节逻辑、人物形象所可能发展方向，而这些作品的成功反过来又制约这一题材的情节逻辑和人物形象，使之难于向别的方向发展。水浒故事就是这样。南宋以还，水浒故事流传了几百年，其情节逻辑和人物形象逐渐趋向稳定，《水浒传》的创作就是因为没有违背这种明显的趋向才取得成功的。《水浒传》创作的成功反过来又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征服了读者，同时也就进一步制约了水浒故事的情节逻辑和人物形象，从而使之更加稳定化，或者说是使之失去了可塑性。《荡寇志》的悲剧在于恰恰是作者不理解这样一条不可抗拒的艺术规律。

首先，它否定了《水浒传》对宋江的伦理评价，认为宋江只是“口里忠义，心里强盗”，实际上是个“大奸大恶”之徒。今天看来，宋江是不是个忠义之士并不影响宋江这个艺术形象，问题是俞万春在否定宋江忠义的同时把一个值得同情、值得歌颂的复杂的艺术形象改造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的可憎形象。这就完全违背了《水浒传》固有的内在逻辑。《水浒传》中梁山泊全伙受招安、征辽、平方腊的故事，不管人们进行怎样的评判，它还是描绘了一幕令人感伤的惊心动魄的悲剧，它无疑是水浒故事内在逻辑的必然发展。《荡寇志》则抹煞了这种悲剧性，并向读者展示了一百零八人非死即诛，都是罪有应得的画面。这就完全同《水浒传》割裂开来，使读者很难接受。

《水浒传》中的王进被高俅逼走之后就没了下落，《荡寇志》又重新把他请出来并让他加入扫荡梁山好汉的行列。第103回王进与林冲对阵，大骂林冲是“贼配军”，并且说：“你做的是殿帅府教头，我做的也是殿帅府教头；你受高俅的管束，我也受高俅的管束；高俅要生事害你，高俅何尝不生事害我？我不过见识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个男子，见识些许毫无：踏着了机关，不会闪避；逼进了陷阱，尚自游衍！” 他还进一步指责林冲“绝无上进之心，不顾礼义是非，居然陷入绿林。”并质问道：“难道你舍了这路，竟没有别条路好寻么？”王进的这番话“实在未免煞风景，它与水浒精神背道而驰。一个武艺高强却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被高俅步步紧逼，直到走投无路才被迫造反，这一曲折的情节和这一艺术形象是感人至深的，它所引起的美感是难以磨灭的，于是，王进的指责和辱骂就失去了依据。而《荡寇志》居然让林冲被骂倒，并且神气溃散，不久“狂叫一声，倒身仰卧而绝”，就完全不符合林冲性格发展的规律。

然而，俞万春毕竟是小说家而不是政治理论家。他对现实中的封建秩序顶礼膜拜，但当他艺术地把握世界时，当他进行艺术构思和艺术创作时，他的信仰就不能一贯到底了。于是，《荡寇志》就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从总体角度来看，《荡寇志》难以为多数读者接受；另一方面，从局部来看，从某个侧面来看，它仍显示出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

俞万春自觉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既定秩序的立场上仇视梁山好汉，他通过郓城知县徐槐之口对卢俊义的斥责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天子圣明，官员治事，如尔等奉公守法，岂有不罪而诛？就是偶有微冤，希图逃避，也不过深山穷谷，敛迹埋名，何敢啸聚匪徒，大张旗鼓，悖伦逆理，何说之辞？”(第119回)这一番话实际上可归结为两句话：“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如果俞万春用这种简单的逻辑一以贯之地结构他的小说，那末这部书必然会出现另一番景象，但是，他在构思《荡寇志》时却违背了自己规定的逻辑，让他所肯定的人物也做了强盗。

剿灭梁山好汉之后而被封为三十九名功臣之一的苟桓，就曾是“啸聚至四千多人，也免不得打家劫舍，抢夺客商”的强盗。不是“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吗？俞万春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但他并不去深究这些，而是稀里胡涂地给予了开脱：一是让苟桓的父亲托梦教诲“切勿背叛朝廷，错了念头，坏我家声”;二是“梁山上屡次来招致他们，众人都不肯从”(第83回)，然后让他加入围剿梁山的行列之中。这样一来，俞万春就难以稳住自己的理论阵脚，使《荡寇志》发生了微妙的喜剧性的变化。

如果说苟桓的形象还过多地涂着概念化的色彩，因而难以显现这种微妙的变化，那末，俞万春精心塑造的他心目中的真正英雄陈希真，特别是做了猿臂寨寨主的陈希真，就十分鲜明地显示了这种变化。

陈希真原是东京南营里的一个提辖，曾经设奇谋，以八千官兵打败五万西夏兵，功劳却被上司冒了去。尔后又辞了提辖做了道士。当风云庄的云威听说陈希真“恶了高太尉”，各处追捕紧急时，云威大为不平，说：“怎么这般颠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错，怎的竟把他逼走了，却怎生还想望天下太平？”(第76回)尽管云威接着又说：“他不上梁山，不过一身之祸；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祸。”但是毕竟掩盖不了“这般颠倒”的社会客观现实。这个现实形象地反映在陈希真父女是如何被逼走的过程中。

《荡寇志》开卷第1回就写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到玉仙观进香，像林冲的娘子一样遭到高衙内的调戏。陈丽卿明知是高衙内，但她并不畏惧，还说：“我怕不认识高俅的逆种，倒是我无礼！ 待我结果了他，为大家除害。”接着又撕破了高衙内的耳朵，说：“撞在我姑娘手里，连你那高俅都剁作肉酱！”(第72回)刚刚出场的陈丽卿和《儿女英雄传》的何玉凤一样，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陈丽卿的遭遇同样说明了“这般颠倒”的社会现状。范天喜说：“近来一样不好，那些官宦子弟们十分啰唣，所以小户人家略好看看的女娘们都不敢出来。”(第71回)范天喜的话说明一个普遍的事实，连俞万春也不否认。“这般颠倒”的事实还不仅仅如此，陈希真也说过，高俅那厮掌握兵权，“他同我作对，插翅也难飞。你可记得，凡是被他害的人，只走脱了一个王进，其余那个走得脱？你讲动武，那林冲何等好汉，被他颠倒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他只同你文做，把王法当圈套用，那里防备得这许多？古人说得好： 覆巢之下，那有完卵；权臣煽威，人无死所”(第72回)。陈希真的这番话包涵了多少辛酸的事实啊！ 特别是“他只同你文做，把王法当圈套用”，倘没有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体验是很难写得出来的。这正是俞万春艺术地掌握世界战胜了自己偏颇的理论信仰的表现。

面对高太尉“早晚便来生事”的严峻现实，陈希真既不像王进那害怕得及早溜走，也不像林冲那样消极防范，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谋划对策，紧紧握住主动权，牵着高俅父子的鼻子走，最终使他们掉进陷阱之中。一开始，陈希真就清醒地估计到，高俅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也十分清楚，这场斗争是很艰难的，任何鲁莽的举动，甚至稍有不慎，都会陷入高俅的圈套。于是，一场智斗展开了。作者用了三回半的篇幅描绘这场表面平静而内里紧张的智斗，有声有色，陈希真的胆识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知道硬干没有好结果，于是先用甜言稳住高衙内，接着假意答应高衙内做干儿子，假意应允把女儿嫁给他做妾。在这同时，陈希真却暗中做好一切准备。当准备就绪之后，陈希真才施展出强硬的手段来。女儿陈丽卿割掉高衙内的耳朵和鼻子，父女俩又杀死两个承局和两个轿夫，然后悄悄地安然逃出东京。

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俞万春极力诋毁梁山好汉，但当他艺术地掌握世界时，他仍然不得不把他心爱的英雄陈希真送上“戕官拒捕，攻城陷邑”的道路。陈希真既已杀人出逃，想要“深山穷谷，敛迹埋名”则是不可能的，虽然投奔猿臂寨本身有偶然性，但“啸聚匪徒”落草为寇却是无法避免的。陈希真、刘广率猿臂寨喽罗打破沂州城，“放火劫狱，杀人不计其数”(第84回)。这些描写都直接否定了俞万春的理论信仰，从而突出了陈希真性格中敢于反抗的一面。当然，陈希真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是有条件的，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他投靠猿臂寨是为了援救刘广的母亲和儿子，他的理论是“忠孝不能两全”，“报效朝廷有日”(第83回)。不管怎说，他把孝放在忠之上，使之不能调和，这和封建伦理道德毕竟发生了抵牾，同时也反映了俞万春本人的思想矛盾。

俞万春坚决反对招安，因为一旦招安就等于“朝廷来赔他的不是”，更会使“那些不长进的小厮们”“学样去做”强盗(结子)。可是，俞万春却让陈希真受了招安。陈希真在与林冲对阵时说出了自己真实的心理： “林将军且慢，希真有实言奉告。希真为想受招安，不得不伤动众位好汉。为我回报宋公明： 如此方是受招安的真正法门！”(第101回)死心塌地报效朝廷的思想使陈希真泯灭了良心，剿灭被迫造反的梁山好汉成了他的最高目标。而他对迫害他的仇人高俅却援兵相救，以致使高俅声泪俱下地感激说：“道子仁兄，不料你是我救命的大恩人。”(同上)尽管陈希真说是救“官家的地方”，而不是去救高俅，然而高俅毕竟是“官家的大臣”，结果还是陷入了为虎作伥的境地。

从陈希真的形象中可以看出，当描写陈希真被迫反抗时，这形象就显得有血有肉，而当他与梁山好汉放对交锋时，这形象就显得苍白可憎。这恰恰说明了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业已深入读者之心，他们所引起的审美情感难以磨灭。陈希真的反抗过程很少与梁山好汉产生瓜葛，飞龙岭的黑店、冷艳山的强徒，虽系梁山一伙，但究竟不在一百八位好汉之内，所以陈氏父女剪除他们时，人们的同情也还在陈希真一边，并能激发读者的美感。一旦陈希真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梁山好汉而又显示不出任何悲剧气氛，读者就难以接受，陈希真的形象就不再会产生美感效果了。

俞万春既然接七十回本而续写，就不能不照应七十回前的原著，照应的结果也使《荡寇志》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李成原在北京大名府和杨志共过事，梁山好汉攻打清真山时，李成正做防御使。交锋之后，李成被俘。宋江劝李成入伙，李成假意投降。这时杨志出来“向李成叙礼，诉说别后相念，两人执手洒泪”，场面很是感人。可是，当杨志正集中精力与闻达交战时，“李成在杨志背后看着杨志，立马挺枪待刺，心中忽然不忍，猛咬牙道：‘今日如此徇情，臣多一友，君少一臣矣！’骤马上前，一枪直透杨志背心，穿出前胸，大叫：‘杨志，我顾你不得了！’”(第112回)这就活画出一个不讲友谊，不讲情义的可憎形象。杨志死得虽然不算壮烈，但并未失去一个铮铮汉子的光辉。

以打虎而著称的武松在《水浒传》中处处表现出他的勇武神威，这一形象在《荡寇志》中也难以改变。因此，武松之死的描绘就显得十分悲壮：经过几番与官兵车轮大战之后，武松已精疲力竭，但他还是与闻达恶战了五十余个回合。直至他“端的支持不住”时，“天上忽起了一阵怪风，尘土障天，武松方得乘机逃脱。闻达失了武松，只得与唐猛、庞毅同趋泰安城去。”其实，武松阵亡了。开始是探兵发现“武头领独自一人，执棍挺腰，怒目圆睁，踞坐石上”。接着是宋江绕到拔松山寻找武松，“只见他挺棍怒目，威风凛凛。宋江叫他几声，只是不应，近前向他脸上一按，冷如凝冰，方知他早已亡了”(第128回)。这一描绘，使武松刚毅英武的形象更加突出，他那至死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色彩鲜明，更加令人敬畏。

再如秦明之死。他与颜树德本是表兄弟，秦明早先曾邀颜树德入伙，可颜树德根本不顾兄弟情谊，狠心将秦明差遣的人杀了。在梁山泊下，颜树德按照徐槐的指示，施以反间计，使秦明进退两难。但是，秦明最终还是不肯背叛梁山弟兄。在上有檑木滚石下有本山弟兄辱骂他反叛的危急当口，秦明奋不顾身杀上山岗，与颜树德恶战了四百个回合，颜树德又有任森助战，“秦明措手不及，树德的刀已从下三部卷进”，秦明死于表兄之手(第119回)。秦明之死，表明了心迹，死得光明磊落。对比之下，颜树德倒令人厌恶。

由于有《水浒传》作为不可排除的参照系统，《荡寇志》有些描写所激发的美感恰与作者创作意图相反。

陈希真为朝廷效力有功，升调河北都统制，驻扎大名府，起兵攻打濮州。当时林冲正镇守濮州。双方交战之时，扈三娘生擒了娄熊，陈丽卿活捉了王英。于是林冲下书陈希真，要将娄熊换王英。双方在阵前交换战俘时，“林冲叫把娄熊推出阵前，却是穿件单衣，散着手，步行出来”。接着“一声鼓响，娄熊跑回本阵”。梁山好汉并不伤害娄熊。陈希真、祝永清则不然，他们先已把王英弄死，然后“取过那王矮虎的尸身，七窍的血都拭抹干净，仍与他穿着衣甲，反剪绑了，擎将起来，把那枝铁杆尖头往粪门里套入，插将进去，直通到胸口，两腿跨在鞍上，两脚套在镫内，又把条绳子吊住了两脚，兜在马肚下，扎抹好了”。王英回到本阵，“众喽罗上前解了绳索，直待松了肚带，鞍鞒滚落，方抽出那枝血淋淋的通条来，血和尿粪一齐流出(第130回)。这一段描写勾画出陈希真、祝永清一伙残忍至极的面目，令人可憎，反衬出林冲等众好汉大义凛然，心地坦诚。

魏辅梁足智多谋，大为李应器重，他自己也说：“李应虽是强盗，待我未尝失礼，我怎好算弄他。”但在陈希真的怂恿下，魏辅梁决心帮助陈希真做内应攻打兖州城，并为自己解脱说：“也说不得了，欲报朝廷，不得不灭梁山；欲灭梁山，不得不取兖州。日后辅梁见李应于地下，辅梁亦有以借口。”(第106回)自此，他假意给李应出谋策划，实际上都是为陈希真攻打兖州做准备。陈希真又为魏辅梁配上一员武将真大义。真大义用调包计假称杀死他的堂弟真祥麟，连宋江也“从此深信大义”(第108回)。然后里应外合，攻破兖州。直到最后，吴用才明白过来：“叫甚魏先生，我中他内间毒计也！” (第110回)这些描写固然反映了梁山好汉轻于信任，疏于防备，从而造成了军事上的失误；同时也暴露了魏辅梁、真大义一流人物的道德卑下。真大义明明知道打入梁山大军做内应，事成之后必然连累好友张魁，但他听了陈希真“若如此瞻徇朋情，殊非食毛践土、戴德报恩之义”(第108回) 的一席话，立刻说道：“是极，是极。”把朋友一骨脑忘在脑后了。一方是真情实意，一方是虚情假意；一方是诚诚恳恳，一方是心怀鬼胎。从道德角度说，魏辅梁、真大义已是输了一筹。

兖州城破之后，祝方年、祝永清等把孙立、杜兴、石秀三人当做“活三牲”来祭祝家庄的祝朝奉一家神位。三位好汉毫不畏惧。祝永清 “扑到杜兴面前，将杜兴乱割。廷芳拦住道：‘一阵乱割，登时死了，不是便宜了这厮。’永清听罢，便慢慢细割”。他们对孙立更是残忍，“用细钩钩皮肉，用小刀割，备下盐卤浇洗创口”，昏晕之后，又“将人参汤灌下，令其不死”，“那孙立自辰牌割起，直至申末，方才绝命”。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面对这伙捍卫朝廷、邀功请赏、兽性发作的伪君子们，孙立“扬眉”大叫，指斥魏辅梁；石秀更是骂不绝口，祝万年只好用“刀撬开石秀牙齿，割去舌头”，接着“在石秀身上搠了十七八个洞”，最后“一刀捅进石秀心窝，直割下小肚子，取出心肺” (第110回)。梁山好汉死得如此凄惨，又死得如此悲壮，而陈希真、祝永清一流面目如此可憎，心地又如此残忍，这种描写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决非作者主观创作动机所能决定得了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荡寇志》现象的复杂性。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它既具有抑制读者接受的一面，又有在某种程度上激活读者审美感受的一面。造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作者本人的理论信仰和他艺术地掌握世界之间的矛盾，作为续书要受到原小说的题材制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时代风气的影响。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27篇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说：“清初，‘流寇’悉平，遗民未忘旧君，遂渐念草泽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则使李俊去国而王于暹罗(见第15篇)。历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慑服，即士人亦无贰心，故道光时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则使一百八人无一幸免(亦见第15篇)。然此尚为僚佐之见也。《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这段文字把从《水浒后传》到《荡寇志》再到《三侠五义》等小说的相继问世，从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尚、心态的变化角度作了扼要而精到的分析，说明《荡寇志》现象的出现不是孤立的。从《荡寇志》到《三侠五义》的过程，也就是从表现“僚佐之见”到“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过程。《荡寇志》不能不打上时代的印记，它有一条“但明国纪写天庥”(结子)的明线，但也有一条忽隐忽现的暗线，那就是“这般颠倒”的社会现实。这个现实不但表现在陈希真父女被逼反、落草的过程中，也表现在俞万春所肯定的人物言谈话语中。真大义说：“当今江湖上，营务中，市井内，但本领略高些的，都被盗贼招去。即如大义，自问无甚本领，却早吃那梁山贼徒有书信招致，正不解仕途中倒无此等人来汲引我。”(第108回)这些方面和俞万春同期的进步文人龚自珍的作品未始没有相通的方面。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荡寇志》的总体倾向正表明了积淀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征，从而它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价值。如果说文学艺术作品是打开了的时代心理学，那末，《荡寇志》就是产生它的时代的心理学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