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金七十论 |
释义 | 金七十论《金七十论》(Suvara-saptati-śāstra)是印度古代哲学数论(音译“僧伽”或“僧法”)派的主要经典,原名《数论颂》(Sākhya-kārikā),用梵文写成,作者名自在黑(Īśvara-ka大约生活于四五世纪)。 陈代有一位名叫真谛(Paramārtha)的印度高僧将《数论颂》翻译成汉文,取名《金七十论》,该原文仅有七十偈,故名。《数论颂》有几个梵文本流传在世,唯《金七十论》所依梵文本迄未发现。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金七十论》是迄今所发现的《数论颂》最早的一个注本。它虽然也受到有神论的影响,但比其他注本要少些,故能较多地反映古代数论的面貌,其学术价值尤为重要。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对数论派的经典作一简略的介绍,是因为它不仅在印度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唯有数论经典《金七十论》和另一个印度哲学流派——胜论派的《胜宗十句义论》作为佛教教义的主要敌论被译成中文并收入《大藏经》。《金七十论》不属于佛教经典,为什么被收入《大藏经》呢? 这在《金七十论》卷上末尾有一段话告诉我们:“……僧伽论(即数论派哲学——笔者,下同)……外道迦毗罗(数论派创始人)仙人造。明二十五谛。……此论及胜宗十句义论者,非是佛法,而诸外道宗,以此数胜二论为上。欲令博学而破邪现正之者,先须委悉异道之,宗故译出之。恐其失而不传,故编入藏中耳”。寥寥数语已将答案讲得十分透彻。尽管它不是佛法,然而数论和胜论哲学在外道中最为优胜,为了让后人广采博览破邪现在,就必须先对此论穷源究委给以透彻的了解,所以才编入藏中的。根据有关史料,数论自迦毗罗创立以后就素享盛名,自在黑的《数论颂》问世以后更是盛况空前、在论战中屡挫外道,锐不可当。当时的佛教大师佛陀密多罗也曾败北于自在黑。可见数论派当时的气势之大。而佛教的另一著名大师世亲(Vāsuband-hu)“闻之愤慨”,故作《七十真实论》将其摧破。当时,佛教在中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势已近鼎盛时期,而对这样一支咄咄逼人的劲敌,不能不为之震惊。为了折服敌手以利自身的发展,对这一派的理论就不能不穷原竟委地进行研究。陈代真谛负时代之使命将《数论颂》的一个释本转译成汉文,取名《金七十论》,为后人留下了这一不朽名篇。 数论派(Sākhya)据称是印度古代新婆罗门教正统的六派哲学之一。相传其祖师是迦毗罗(Kapila)。关于数论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非常古老,从佛陀在得道之前曾跟随数论师学法这一事例可知,数论哲学早于佛数。据德·恰托巴底亚耶(D. Chattopadhyaya)考证,它与发端于史前很久远时代的印度密教有关(参见德·恰托巴底亚耶的《顺世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3—67,74—86,432—533页)。数论的影响十分广泛,史诗《摩诃婆罗多》、医生《遮罗迦本集》、律书《摩奴法论》以及神话类往事书,就它们所触及哲学论题而言,都浸透了数论的学说。然而,奇怪的是,关于这种哲学最初的面貌不能确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数论经典便是六世纪问世的《数论颂》(Sākhyakārikā)的这个注释本的汉译《金七十论》。 据传在《数论经》之前还有般尸阿的《六十科论》(aitantra),在梵本《数论颂》末尾添加的诗句和《金七十论》的评注中都提到了此书的名称,而《释补至要》(Rājavārttika)却介绍了它的大概轮廓。《数论颂》之后称得上数论经典的是约在15世纪问世的《数论颂》(Sākhyasūtra),其实这是被吠檀多化了的晚期有神论著作。 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数论著作只此两部。其余都是评注性质的。然而那些注本无不浸透着注释者自己的思想,正如识比丘在其注本中所说: 实际上,这种“用他自己的语言填充它”的篡改并不始于识比丘,而在自在黑的《数论颂》里就已经表现出来。到了9世纪,吠檀多不二论后商羯罗派的波察斯帕提·弥尸罗使他的《数论颂》注本更倾向于吠檀多。数论体系特别不幸,它没有恪守其本有思想的注释家,以至使它在随历史长河的漂移中不断为注释家们用自己的语言所填充,所蛀蚀。大约到了15世纪,以数论面貌出现的《数论经》以及以后的所有注本都异化成了犹如虫草一样的僵死躯壳,其实质已为吠檀多思想所取代。就这样,数论哲学渐渐“为时代的烈日所吞没,所剩下的只是一弯知识的残月”不为人所瞩目了。但依据流传至今的古典数论经典《数论颂》,我们仍能了解数论哲学的大概轮廓。 二十五谛 我们所说的数论主要是古典数论,而古典数论的主要依据是《数论颂》,也即《数论颂》一个注释本的汉译《金七十论》。这派哲学是以寻求解除痛苦的方法起论的。《金七十论》开篇第一颂说:“三苦所逼故。欲知灭此因,见无用不然,不定不极故。”意思是说,由于三种痛苦的折磨,便想寻求根除痛苦的原因,(外道说)根除痛苦的原因(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你们对根除痛苦的原因的欲求)是无用的。(数论派答曰)不然(你们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灭苦原因)不一定,也不能彻底根除痛苦的缘故。 这里所谓“三苦”是指内因苦、外因苦和天因苦。“内因苦”是指身体疾患所造成的痛苦(亦称“身苦”)和别离所爱(“爱别离”)、结合所憎(“怨憎会”)所产生的精神痛苦(“心苦”);“外因苦”是指人、禽、兽、虫、山崩、岸坼所造成的痛苦;“天因苦”是指雷电、风雨、寒暑所造成的痛苦。(外道说)消除这些痛苦的原因(方法)不外乎医方、结合所爱、别离所憎和诸种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那种寻求根除痛苦原因的欲望是无用的。数论派对这种责难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方法(灭苦因)对于解除痛苦说来是不一定,也不彻底的。(外道说)四吠陀中有根除痛苦的方法。(数论派)反驳说,那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吠陀教人们以杀生而求升天,这种行为是不洁净的;二是即便依靠吠陀升入天堂的人也终有一天会退失天堂,反生尘世的;三是在天堂也有贫富不均等不平的现象,因此仍会有痛苦。既然显而易见的方法是无效的,那么数论所要寻觅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自然是数论自身。数论主张通过它所给予的智慧穷原竟委地认识了世界,就会实现从痛苦中彻底解脱出来的目的。数论派虽然不舍印度教传统的解脱宗旨,但在剖析苦因的过程中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哲理画卷。 《数论颂》的作者在提出了寻求根除痛苦方法的必要性之后,紧接着便开始探讨世界本原,在剖析自然界,主要是剖析生命体的过程中去发现形成痛苦的原因。而其理性主义的精华也就寓于这剖析之中了。用数论的观点看来,特殊的生命体就是缩小了的宇宙。这析刀切入这小小的机体,首先析离出来的是皮肉等粗大物质,这粗大物质被归纳为地、水、火、风、空五种粗大元素,故名“五大”(Pañcabhūtāni)。 而后是眼、耳、鼻、舌、皮等五种感官,素称“五知根”(Pañcabuddhīndriyāñi);口、首、足、生殖器、排泄器,素称“五作根(pañcakarmendriyāñi);心,素称“心根”(manas);声、色、香、味、触五种细微物质,故称“五唯”(pañcatanmātāni)。 再后依次是感觉到自我存在的意识“我慢”(Ahakāra),专司决断的“觉”(Buddhi)或曰“大”(Mahat)以及原初物质或曰“自性”(Prakti)。另外还有类似灵魂的东西“神我”(Purua)。 总共有二十五个部分,亦即二十五个范畴。数论对这二十五个范畴的阐释就构成了所谓的“二十五谛” (Pañcaviśatitattvāni)。 无疑,数论哲学捉到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因果环链,断言世界万事万物无不贯穿于这条互为因果的环链中。任何事物都是有因的(终极原因除外),凡是在结果中发现的东西在其出生之前都以隐伏的状态孕含于它的原因中。所以这种学说被称作“因中有果说”或“转变说”。根据这种学说,无不能生有,有必赖于因。如油不能从沙出,而必从麻出;任何结果不能随便从哪一个原因生出,如草木不能生出金银等;所成之物必成于能成之物,如陶师有了足够的工具等就能够聚土为瓶等;任何结果都随其相应的原因,如麦芽必随于麦种。结论是,任何原因都蕴涵了本质上与其相似的结果,并且,因与果相依相袭,环环相扣。数论师用这条因果链将析为二十五谛的自然界倒串成一个整体:自性生大(觉),大生我慢,我慢生十一根(五知根、五作根、心根)和五唯(声、色、香、味、触等五种微细物资),五唯生五大(地、水、火、风、空等五种粗大物质)。在这里,数论师把我们通常所理解为精神的东西“觉”和感觉自我存在的意识“我慢”提高到如此地步,并赋予它们以衍生万物的能力,是后人难以理解的。但根据它的结果随因又似因的因果律,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包含了其生因——自性的物质属性,也即它们是具有意识功能的物质,抑或干脆称它们为“意识素”。“觉”是遍漫性质的,所以又称“大”。它是具有觉知性质的意识素,而所由构成的生物体的一个内部器官亦称“觉”,其职能专司决断。“我慢”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意识素,所由构成的生物体的一个内部器官亦称“我慢”,其职能专司“我执”,即执我不释的那种意识。“心”是具有了别或分辨职能的意识素,所由构成的生物体器官亦称“心”或“心根”,其职能专司了别或分辨。以上三者都处于生物体的内部且具有工具的属性,故称“三内具”。“五知根”是具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性质的微细物质,所由构成的生物体器官称眼、耳、鼻、舌、皮,其职能专司视、听、嗅、味、触。“五作根”是具有运动或行动性质的微细物质,所由构成的生物体器官称口、手、足、生殖器、排泄器,其职能专司言(或食)、执、行、生殖(或享乐)、排泄。“五唯”被设想为与五知根相应的五种无意识的微细物质,亦称色、声、香、味、触。“五大”是具有可见性质的粗大物质,名曰地、水、火、风、空。 “自性”是梵文Prakti(阴性名词)的旧译,即不假任何外在条件而自我独立存在的物质,在《数论颂》亦即汉译释本《金七十论》中表示宇宙本源的第一谛,为了给它以更准确的规定性,在梵文原典中往往被冠以mūla(根本),这样就形成一个复合词Mūlaprak-ti,意译“根本自性”,在《金七十论》中被译为“本性”,亦即“根本物质”或“终极物质”或“原初物质”抑或简称“原质”。 自性(不赖它物而独立存在的原初物质)演化变异到五大(五种粗大物质)似乎已经完成,但实际并没有停止,反过来又从五大逆向发展:为五大所形成的有形事物坏灭[数论用了很唯物的词“分解”(pralaya)来表示“坏灭”或“死亡”],坏灭的五大容没于五唯(五种细微元素),五唯和十一根(五种感官、五种行动器官和心)容没于我慢(强烈地感觉到自我存在的微细物质),我慢容没于大(觉,即觉元素),大容没于自性(原初物质),最后达到“遍相无别”的境界。数论体系把宇宙设想为一个由一演化为多,再由多回归为一的循环往复的整体。据数论对自性的规定性,这遍相无别的统一性应该就是物质性。 那遍相无别的自性境界是什么状态呢?据数论的设想,那时的自性处于精微和隐伏的状态,它是未显的、弥漫的、无差别的和不被感知的。问题是,既然不被感知,那怎么知道它的存在呢? 为了驳斥敌对派的非难,数论师列举了存在之物也有8种不可感知的情况:(1)远故不见,因为太远,超出了视力范围不可见;(2)近故不见,因为太近,譬如细物入眼不见;(3)根坏故不见,譬如聋盲不能取声色;(4)心不定不见,譬如心不在焉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5)细微故不见,譬如烟热尘汽散于空不可见;(6)覆障故不见,譬如隔壁有物不可见;(7)伏逼故不见,譬如日出而星月不显;(8)相似聚不见,譬如一粒豆落入群豆而不可见。(见《金七十论》第7颂)。由此可见实际存在的事物也有上书8种情况是看不见的,或不可感知的,而真正不存在的事物不可感知则有4种情况:(1)“生前不可见”,如泥还没有被做成陶罐以前,此陶罐不可见;(2)“坏无故不见”,如瓶已坏碎,不复存在,即不可见;(3)“互无故不见”,如牛中不见马,马中不见牛;(4)“极无故不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见,如二头三手者或龟毛兔角不可见。(见《金七十论》第7颂释文)。上述两者虽然都不可感知,但它们之间是有本质差别的。因此,若根据不可见就判定自性不存在,那是不可以的。那怎么知道自性的存在呢?数论师回答说,那是借助推理证知的。推理说:那种不明显的终极存在——自性可以从各种特殊事物的局限性推出(“类别有量故”)。(见《金七十论》第15颂)。譬如陶师用土所做成的陶器是有数量的,如果陶器根本就没有,那它就没有数量。同样,“大”(即“觉”)等变异(之物)也有数量,如“大有一,我慢一,五唯五,根十一,大有五”。凡世间所制造或被产生的事物都是有数量限度的。反之,凡是有数量限度的事物也都是被制造、被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有因的。今见大等变异有数量,便知它们有生因。这个最终的生因就是自性(见《金七十论》第15颂释文)。另一种解释是:凡是有数量限度的事物都受因果律的制约,因为它们是有限的,所以,由互为因果的不同事物所形成的因果链也是有限的。这个因果链必定有一个开端,那个开端,或者说,那个最终的始因,即自性也自然是存在的。可以从同性事物中推出(“同性故”)。譬如破碎的檀木,檀片虽然多,檀性却是一。大、我慢等变异(之物)也是如此,它们彼此虽然不同,但它们所含三德(三要素)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有一致性,所以,推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原——自性。可以从特殊事物凭借某种潜能所表现出来的衍生活动推出(“能生故”)。如制陶,制陶必定凭借制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必有所依,其所依就是制陶师。同样,大等变异被产生的能力也必有所依,所依者就是自性。可以从因果之间的差异推出)(“因果差别故”)。譬如土聚为因,瓶等器皿为果,瓶等器皿能盛水,土聚则不能。这就是因果的差别。大等变异之为果也必定有与其不相似的因,这个因就是自性。可以从万物的统一性推出(“遍相无别故”)。千差万别的事物最终容没一处,这归一之处便是自性。自性不能被直接感知,是因为它细微的缘故,而不是不存在。 这一番颇具理性的描述说明数论体系承认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承认物质性世界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是它的明显的唯物论倾向,却招致了有神唯心论的非难和攻击。吠檀多派著名理论家商羯罗(Śakara)坚持称它仅仅是“无意识因说”或“无意识的第一因说”,并把它看做吠檀多派的主要论敌加以批驳。在《梵经》中第1章(adhyāya)的第4节(pada)和第2章的第2节开端部分都是计划用来批驳数论的。《梵经》总共555句格言,批驳论敌的有103句,其中致力于驳斥数论的就有60句,批驳其他论敌的有43句,这43句中,批驳耆那教的只有4句,批驳佛教的有17句。《梵经》的作者在批判了数论之后,声称其他论敌的理论事实上也由此受到了批判。商羯罗解释说:战胜了最危险的敌手,实际上也就战胜了其他所有弱小敌手。 数论体系的唯物主义的倾向是如此明显,以致遭到有神论和唯心论的攻击,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个体系在自性家族之外又提出了被理解为完全精神性的东西——神我。即类似于灵魂那样的范畴。由于神我的渗入,使这个体系几乎变成了二元论。之所以使用“几乎”这个词,是因为“神我”还没有被赋予明显的辖制和派生万物的能力,也还没有篡夺物质第一性的宝座,即是说它还没有异化为主宰万物之神。但是,并不能说它没有接近“第一性”的趋向,也不能说它没有映射出一丝神的灵光,更不能说它是与自性家族和睦相处的一员。它对自性说来,似乎是异己的。总的来看,神我在自性的转化、变异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只是处于被裹挟、被束缚的地位。但是,今天看来,它在数论体系中,却有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其实,如果追溯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裂缝似乎可以弥合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述及。 阳从于阴 前已所述,数论体系所倡导的是阴性法则,或称自然法则。之所以称为“阴性法则”或“自然法则”是因为数论所主张的万物之源是一种不赖它物而独立自在的阴性物质——自性(原初物质),表示她的是一个阴性的梵文名词——prakti。 这个法则主张,世间万物追本溯源是由这个阴性物质——自性(即原初物质)不赖任何外力自然地演化出来的。但是让人费解的是,在自性以及所由衍生的万物之外还伴有一个阳性的神我(purua,音译“布鲁沙”,类似灵魂)。他在阴性物质衍生万物的过程中独立无牵不起任何作用。它在人体中只起观照和旁证的作用。所以在一些学者看来,如果丢弃神我,数论显得更加合理。加布总结那些学者的观点时说: 事实是,神我不仅存在于《金七十论》,而且据称也存在于《金七十论》之前很久远的《遮罗迦本集》(Carakasahitā)。 然而在《遮罗迦本集》中却只提到24谛。这24谛包括11根(5种感官、5种行动器官和心)从数论的观点看来都是物质的。其中根本没有神我,即灵魂的独立地位。这种对灵魂的缺失是那样引人注目,以至于使遮罗迦本集的注释者轮手(Cakrapāi)觉得有必要给它创造一种解释:自性(原初物质)和神我(灵魂)都是未显现的存在(未显avyakta),两者合起来是一个东西。这种解释如果符合遮罗迦的精神就等于否定灵魂的任何独立地位。 尽管像在《遮罗迦本集》这样的早期数论经典中没有神我的独立位置,但是我们从未见过任何数论文献不曾提到神我。问题是,为什么早期数论哲学家一定要创设这个与自然法则不相协调的神我法则。这是一个难解而有趣味的问题。让我们考察一下《金七十论》,在第16颂讲到宇宙的派生是如水注器或如乳生酪的无性转异方式。这种无性转异方式可能反映了最原始的数论观点。在十分遥远的蛮荒时期,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生命体的诞生与两性不可分的密切关系。而到后来,人类发现了这种关系。但这种发现有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其中经历了相当长的朦胧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母权制时期。在这个时期,男女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可能还处于杂乱无序状态。但妇女处于主导地位,男人在这个社会,乃至在人类的繁衍过中却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生殖自然是妇女的事情。卡西人(Khasis)有一句格言:“从妇女生出一个氏族”。而中国表示氏族名称的“姓”字义为由妇女所生。这个“姓”字被现代学者解释为中国母权的象征。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母权会产生这样的格言:“父亲与他的子女没有亲缘,他们属于母亲的氏族。”父亲被认为是外人,或是客人。他们不住在我们称之为“妻子”的家里,也不在那里吃饭,只是在夜里去幽会。在中国现在的某些地方被称作“走婚”。这种状况即便是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少数民族,甚至在中国的个别少数民族中还仍然存在着。这样一来,作为父亲的男人在这个社会没有留下多少地盘。他只是作为一个外人,或一个客人出现,但是也不能不正视他的存在。他的辅助作用似乎得到了认可。如果没有了他,即没有了父亲的存在,妇女的生殖似乎也就成了问题。 神我的反常地位反映到数论中,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密教照人类生产模式了解宇宙奥秘倾向的扩展,前期数论哲学家一定曾经想象过,宇宙的产生也像妇女生小孩子那样是由阴性物质——自性(prakti,原初物质)来完成的,但需要阳性的神我(purua,灵魂)来配合。另一方面正如母系社会小孩与父亲没有亲属关系一样,宇宙作为阴性(原初物质)派生的结果与阳性(神我)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来,神我在中古,即自在黑数论中的反常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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