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

在官制改革中，清朝统治者完全回避了国会与责任内阁的问题，毫无开放政权的意思，这是立宪派最感失望的。他们指出：“国会乃立宪之真精神所在”,“政府靳而不与”,这是无意实行立宪的表示^[1]。某些立宪派分子不但懂得开国会是实行立宪的关键，而且认识到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会自愿实行立宪，自愿开设国会，给人民以参政权。要实行立宪，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他们说：“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恃吾民自任之。”^[2]“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因此，不能“坐待他人之以政权授我”^[3]。从这种认识出发，立宪派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
最早提出国会请愿问题的是宪政讲习会的领袖杨度。他在1906年冬写的《中国新报叙》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07年春，在给梁启超的信里他更明确地提出，应把国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请开国会这一个目标上来。当时，梁启超表示赞同他的意见^[4]。杨的这一主张还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宪政讲习会成立时所发布的《意见书》中。宪政讲习会是国会请愿运动的首倡者。
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和沈钧儒、雷光宇、恒钧(满人)等人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其中已经把立宪派关于开国会的理由、国会应有的职能等基本主张都明确提出来了。
请愿书宣称，专制制度的最大弊害是政府与人民隔绝，“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5],因而不能有力地抵御侵略。立宪国因有国会把人民同政府联系起来，上下同负责任，使国家独立而强大。请愿书还认为，在专制制度下，由于人民的要求总得不到反映，久而积成怨愤，有一部分人就会铤而走险。革命都是由专制制度本身造成的，所以要防止革命“祸乱”,只有开设国会，真正实行立宪；靠镇压和杀戮是无济于事的。请愿书指出，中国正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外部列强环逼，内部革命蠭起，如不赶紧实行立宪，“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它要求一两年内就开设国会。
解救“内忧外患”,这是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最根本的理由。以后历次请愿书都是反复强调这一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熊范舆等在请愿书中，用了最多的篇幅来说明他们关于国会职能的主张。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一、国会是监督政府行政的机关。专制制度下因没有国会监督政府，所以腐败放任；有国会监督，“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宜，质问之声即起”,可保“官无尸位，责有专归”,使政府对国会负责任。二、国会监督全国的财政。捐税经国会认可，便不致有横征暴敛；财政由国会监督，才不致有贪污中饱。三、国会是立法机关。经国会制定民刑各法，使司法渐次独立，并逐步收回治外法权。立宪派显然是把国会制度理想化了。但却充分地反映了他们参与政权的渴望，这是国会请愿运动的基本精神所在。
这份请愿书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发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就有一些海外华侨、留学生等相继上书和致电朝廷，要求速开国会。
熊范舆及宪政讲习会的一些活动分子，首先在湖南、上海等地展开活动^[6]。他们在湖南的活动，很快取得了进展，这个省最早派出请愿代表入京上请愿书。由此带动各省立宪派陆续发起请愿签名运动，于是逐渐形成为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高潮。
1908年3月，河南省立宪派在省教育会召集许多府县代表集会，讨论请愿速开国会的问题。当时路过河南的熊范舆，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便在省内掀起请愿签名运动，并很快推出代表赶赴北京呈递请愿书。继河南之后，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也陆续有代表入京上请愿书，有的要求二三年内召集国会，有的更提出一年以内即开国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如河南有四千余人，安徽五千余人；有的更多，如江苏为一万三千人，而山西省据称达两万余人，显示运动带有相当的群众性。有些省未及选派代表入京，但也展开了请愿签名运动，如江西、福建、贵州等省。在请愿运动高潮时，湖南省女界单独上了一道请愿书，一时传为美谈。在上海，成立了国会期成会。这是由宪政讲习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发起组织的，专门从事请愿联络活动。北京八旗士民也有一千五百人签名上书请开国会。郑孝胥、张謇等人，在请愿发动初期，一度表现迟疑。后来，在运动进入高潮时，也领衔发了请愿电。这一情况既反映了郑、张等人的保守，同时也反映出请愿运动所造成的声势，它终于推动这些谨慎、懦怯的上层分子也下决心投入运动。当时的报刊(革命派直接控制的报刊除外)舆论是一片请开国会的呼声，连某些官员也为形势所推动，表示赞助请愿运动。从1907年冬到1908年夏，先后有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等上折奏清速开国会。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李家驹等也电奏请开国会。一时全国上下，以请开国会为时髦，给顽固守旧势力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宪政编查馆馆员们有一次讨论国会期限问题，有一个福建人叫高种，他主张二十年后开国会。消息传出，人人争骂高种“愚顽”,福建同乡会宣布不认高种为福建人。可见当时舆论的声势。
清廷对这场请愿运动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运动发展的形势超出他们的预料，感到难于应付。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陆续交到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员曾多次声言拟于某日某日代奏，结果却总没有代奏，可以反映出统治阶层的彷徨无策。
当时正在德国“考察宪政”的顽固派于式枚，给朝廷上一道奏折，攻击请愿运动是“胥动浮言，几同乱党”,要求朝廷“遇事弹压”^[7]。其实朝廷也正打着同样的主意，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当上海国会期成会成立时，清政府特电江督端方，要他查清该组织的内幕，如稍有可资借口之处，就准备予以取缔，从而达到压抑请愿运动的目的。但端方是一向标榜赞助立宪的，他与立宪派，特别是张謇等人关系很密切，自然不肯说坏话。稍后，便发生了政闻社员陈景仁电奏激怒朝廷的事件。清廷不但下令将陈景仁革职，而且下令查禁了政闻社。这次上谕中说：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8]但奇怪的是，把政闻社的案情说得如此严重，而令下之后，却并没有抓任何一个政闻社员，足见处分政闻社的目的全在于镇慑立宪派，遏止请愿运动。当时《字林西报》有一段议论说得很明白，它说：“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箝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员，不过借端而已。”^[9]在查禁政闻社的第三天，又以刊登康有为为海外华侨写的请愿书为罪名，将《江汉日报》(武汉)封禁。这一连串的打击，出乎康、梁及所有立宪派的意料，政闻社遵命解散了，其他请愿代表也偃旗息鼓，各回本省去了。
西太后之流不愿居镇压请愿运动的恶名。当宪政编查馆拟就了“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纲要”时，她立即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定下九年后开设国会的期限。遂于8月27日——查禁政闻社后两个星期，将“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同时公布，算是对请愿运动的一种答复。
这个宪法大纲，根据赴日考察宪政大臣达寿的建议，照搬日本天皇钦定宪法的模式，逐条详列君主大权。其中包括君主对行政、立法、司法有最后裁定的权力；对议院有决定开会、停会、展会以及宣告解散的权力；统帅陆海军的权力；更动宪法的权力；宣战、媾和与实行非常法的权力以及任免官吏的权力等等。同时明文规定，议院不得干预君主的这些权力。这是一部典型的君权宪法。清廷急于炮制和公布这样一个宪法大纲，不啻是预先警告资产阶级立宪派，不要存分享政权的打算！自然，软弱的立宪派不敢直接攻击钦定的宪法大纲。但他们也不肯放弃自己分享政权的要求。以后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九年筹备清单规定明年各省谘议局就要开会，他们随即把注意力放到谘议局的筹备活动上去了，所以国会请愿运动暂时沉寂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