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僧元皓南游

刘禹锡

宝书翻译学初成，振锡如飞白足轻^①。
彭泽因家凡几世^②，灵山预会是前生^③。
传灯已悟无为理，濡露犹怀罔极情^④。
从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愿解珠缨？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44岁，由朗州司马召还长安，朝廷有起复之意，因所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语涉讽刺，为权贵所忌，复出为连州刺史。他在京期间，僧人元皓(姓陶氏，本丹阳名家，世代有人封爵)“雅闻予事佛而佞，亟来相从”(本诗《序》),两人纵谈佛理和人生，甚为相得。后元皓辞别南游，刘禹锡作此诗以相送。
诗为七律。首联先叙元皓对佛门的贡献——学习翻译佛教经典已初见成果，又叙他持禅杖到各地云游。“如飞”和“轻”用得极好，它使一个飘逸潇洒的僧人形象凸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这是对元皓的称颂，使人顿生仰慕之情。接下来颔颈两联说，元皓的祖上，已在彭泽(在今江西)居住了几代了，元皓却皈依了佛门。他前生就曾参加释迦牟尼的灵山聚会，听释迦牟尼讲经。元皓到各处传法，自己也更领悟了佛门的“无为”之理，但是，他对父母双亲的恩情却难以忘怀。尾联点出赠别之意，诗人说，你这次南游，一定会遇到许多在家奉佛的居士，你向他们宣传佛门教义，他们谁会不愿意解下珠璎项饰而戴上念珠，彻底遁入佛门、出家修行呢！
诗人在诗中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僧人形象，他的才能，他的飘逸，他的身世，他对佛门教义的精通，他的宣传力和感召力，他的巨大影响，都在这短短的八句中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濡露犹怀罔极情”一句，还写出了他作为一个“人”(尽管是一个高僧)末能忘怀世情而不能完全脱俗的一面，使元皓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亲切感人。
刘禹锡在这首诗的《序》中说：“予策名(即出仕)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诗人在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十一年(795)授太子校书，后入淮南节度使社佑幕府，调补京兆渭南县(在今陕西)主薄，擢为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而被贬为朗州司马，至元和十年召还长安，距出仕恰好二十年。又因《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重遭贬谪。他说：“某坐一蜚语，废锢十年，昨蒙征还，重罹不幸。”(《谢门下武相公启》)这一连串的不幸遭遇，使这个在朗州期间写过《天论》这样充满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论著的诗人，“由是在席砚者，我多行四句(四句，指经中的偈，因四句言为一偈，故称)之书，备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序》)案上摆的是佛经偈语，交游的是佛门僧人。政治斗争失败，转依佛学(尽管是被动的，不虔诚的),正体现了他的宗教出于乱世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和僧人的交往，成了当时他生活和思想上的需要。因此，当元皓远道而来，特意相访时，他的喜悦心情是不难想象的。他在和元皓的交往中体现了人间真情，所以，他对元皓的称颂是由衷地，有真情实感的，因而也是比较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