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软性毛笔的轻运重行中，在轻重用笔的对比、错综中形成无限丰富的韵律，从而呈现出神机莫测、变幻无穷的境界。书法家的智慧结晶为又一种书艺辩证法。
轻与重在用笔的多少上是有不同的。今人胡小石有过系统的探讨，在其《书艺略论》中说： “书之使笔，率不过腰节以上。二分笔身，分处为腰，自腰及端复三分之。于轻者用端部之一分，其书纤劲，所谓蹲锋。至重者用腰部之三分，其书丰腴，所谓铺毫。界乎腰端之间者为二分。古鼎彝用一分笔者，如《齐仲姜镈》、《王孙钟》等。二分笔者，如 《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三分笔者，如《散氏盘》、《兮甲盘》等。汉石用一分笔者，如 《礼器》、《杨震》。二分者如 《张迁》、《衡方》。三分者如 《西狭颂》、《郙阁颂》。北碑用一分笔者，如 《张猛龙》、《刘玉》。二分者如 《郑文公》、《石门铭》。三分者如 《文殊碑》、《唐邕写经》。唐代用一分者，如虞、如褚、如薛曜。二分者如柳公权、如沈传师。三分者，如唐玄宗、苏灵芝。宋代，徽宗、蔡京用一分，黄、米用二分，苏用三分。元代，赵用二分，康里子山、倪云林用一分，杨铁崖用三分。”(《胡小石论文集》) 用笔的轻重，可以如下表示之：

轻与重的不同用笔在作品质感上也相异。一是轻用笔者与纸面接触少，从而笔道细；重者则与纸面接触多，从而笔道粗，其中又有粗与细、肥与瘦等艺术关系。其二，轻者纤劲，超逸秀发；而重者则丰腴，沉着温厚，美感不同。金文《齐仲姜镈》、《王孙钟》的铭文用一分笔之灵秀表现出一种如水流劲捷、鸟飞轻过的美感。而《散氏盘》、《兮甲盘》以三分笔之凝重又显示另一种苍山郁然、雄奇朴茂般的美感。宋徽宗以一分笔挥洒瘦金体，直如矢，劲如铁，望之如枯藤冒树，夭矫攫拏，亦如游丝袅空，烟緼直上。而苏东坡以三分笔创其 “苏体”,丰腴悦泽，气象雍裕。
然而，用笔的轻与重都有一个分寸。过轻便成“佻”,流为“轻佻”则为书艺之大病。黄庭坚曾口诛书法之“姿媚”,笔伐书法之 “轻佻”,而对后者厌恶更甚。他说道：“凡书害姿媚是其小疵，轻佻是其大病。”(《山谷老人刀笔·与宜春朱和叔论书》)同样过重亦成大病。因其笔道粗重，书艺家讥之为 “墨猪”。清叶昌炽在 《语石》中曾批评过《石淙序》云： “观《石淙序》,其转折之处运笔太重，如黛干霜皮，磥砢多节，又如侧出之水竹箭，奔腾至千里，一曲之处，忽搏而过颡，不免捉衿肘见矣。”书法家曾为轻与重的奥秘煞费苦心，锱铢必较地反复实践。
南齐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揭示的“粗不为重，细不为轻”就是一种辩证法则，而且书家讲究活的辩证法则，他们追求在笔的运行中轻重变幻，以至于风神洒脱，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清周星莲说得好： “用笔之法，太轻则浮，太重则踬。到恰好处，直当得意。唐人妙处，正在不轻不重之间，重规叠矩，而仍以风神之笔出之。褚河南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 《临池管见》)从这种审美理想出发，我们去观照书家在轻与重的艺术处理上完全是一种随手妙变的驾驭。其一，有虽系一人所书，而各书轻重相异者。如褚书 《雁塔圣教》用一分，《孟法师》则用二分；颜书《东方画赞》、《中兴颂》用三分，《颜勤礼》等用二分，《宋广平》则用一分；李北海书《李思训任令》用一分，《李秀》、《端州石室记》则用三分；清人刘石庵中年用三分，有墨猪之诮，晚岁妙迹则改用一分。(参见胡小石 《书艺略论》)其二，有同一作品中轻重不同者，如汉之《衡方》用二分，隋之《龙藏》等用一分，而两碑之额则用三分。即为一碑之中轻重有别。其三，甚至一字之中一分、二分、三分笔毕具，如魏、晋及北朝经卷中多见之。确实不同书家、同一书家不同作品在轻与重的艺术处理上，各显神机，各臻其妙。清梁𪩩在《承晋斋积闻录》中有过欧、颜、柳三家不同情况的分析：欧字健劲，其势紧；柳字健劲，其势松。欧字横处略轻，颜字横处全轻，至柳字只求健劲，笔笔用力，虽横处亦与竖同重，此世所谓“颜筋柳骨”也。三家轻重的艺术处理虽异，但各具美感，同样为人们所欣赏，同样历千百年而不衰。
大约也正是从风神萧散、生机活泼出发，刘熙载在《书概》中主张： “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观其意，即着眼于书法的活泼飞动，神采闪耀。亦如他称道的，“李阳冰篆活泼飞动，全由力能举其身”,“然除却长力，别无轻身法也”。这种“力能举其身”,也是一种长期磨练的结果。

唐寅 《联句诗》

书法通过炼形——炼气——炼神，可以达到“书皆以身轻为尚”,“活泼飞动”,风神洒脱的境界。这其实是学习书法由重入轻，由浊入清，由俗入妙，由低入高的进境，“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不是没有“重”,而是化重为轻，轻中含重，是在一个更高水准上来把握书艺中的轻重关系，有着相当丰富的意蕴。如唐寅 《联句诗》。
虞世南《笔髓论》说：“轻重出于心，而妙用应乎手。”由此可见，得之心应之手，才能把握好两者相随、相倾、相含、相衬的辩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