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乱起)到东汉晋恭帝元熙元年(晋亡),这二百年间，死个把人，本来不算得什么一回事的。汉桓帝时，已经 “京师廨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 到了东晋初年，“中原萧条，千里无烟； 饥寒流陨，相继沟壑。” “鄢陵旧五六万户，今裁有数百。”这是怎样一个大修罗场！ 但史家好象不十分关心这些人的死活，只有几个女人的死，倒大书特书给后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给当局开刀，自黄祖杀祢正平始，曹操跟着他把那个多嘴的孔融杀掉了，曹丕又杀了许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连曹植也几乎不能免。(其实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 任城王就给曹丕弄死的。)三国末年，那几个大名士，司 马懿杀了两个——夏侯玄和何宴，司马昭也杀了 一个——嵇康，他们的罪状大致是相同的，不孝。可是臧荣绪在《晋书·阮籍传》上说： “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事，遂酣饮为常。……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倒是真话，我们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昭，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杀那些名士，不过是个托词。
有人问：曹操、司马懿，为什么一定要把文人来开刀呢？我们先找几件外国的故事来谈谈：希腊那么一个标榜自由的民族，为什么容不得苏格拉底那个大哲人多活几年呢？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已经71岁，迟早就要死的了；希腊人就有那么急性非赶紧解决这个人不可。苏格拉底原没有什么大罪过，只是逢人诘问，引起青年们对于现状的怀疑，使希腊人不再醉生梦死下去；所以控诉他的那3个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说他“否认国家所承认的神们，另外唱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败。”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人物，我们中国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罗兰夫人；她临死时候，对着自由神的石像说： “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恶！”她的丈夫听到她被杀的消息，也当天自杀了；身边留一小纸条，说： “但愿通国厌弃这种残杀无辜的罪恶，回过头来，发现真正人道罢！”他们夫妇俩都有欢喜教训别人的脾气，至死不悟！魏晋间文人，大概也害了这种多嘴的毛病的，什么事都要说出一番长长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对黄巾去诵《孝经》的； “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谁耐烦听你的噜苏呢？我们读嵇康写给山巨源的信，就觉得可笑：什么“七不堪”,什么“二不可”,无非惹人头痛，因而送上断头台。这种毛病，连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都不能免，(诸如《杂诗》、《拟古》、《读山海经》诸篇，字里行间，都有愤激不平之气存在着。)更无论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终，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说是命定的！
他们躲避这现实的方法，我们看来颇有点幽默。在他们之间，时兴三部古书，《老子》、《庄子》和《周易》,《老子》、《庄子》都是教人回到浑噩无是非无差别的境界去的，“未尝先人，而尝随人； 人皆取实，己独取虚； 人皆求福，己独曲全。”如不知人心如镜，一到虚静界，什么隐秘，更看得清清楚楚； 反不如在势利场中鬼混，真能昏天黑地，不见天日。这样，他们想在老庄哲学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隐蔽处，结果，更把是非看得分明，更不能安身立命。他们第二种躲避现实的方法是“饮酒”,司马昭要替司马师求婚于阮籍，阮籍一醉60日，使来使无从开口。以酒醉来躲避，只有这一次是有实效的。后来司马炎让九锡，公卿大夫要一力劝进； 那篇劝进文，奉命非要阮籍动笔不可。阮籍也想借酒醉来躲避，毕竟不可能； 只得就案写成，让来使钞了去。大概嵇康也不大赞成阮籍的办法，所以说： “阮嗣宗，唯饮酒过差耳； 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 因为如嵇康那样性格的人，喝醉了酒，方会静默下去； 阮嗣宗本是“与物无伤” 的，酒后反常，会惹些是非也未可知呢！ 第三种躲避现实的方法，是入山修道，学做神仙。可是修道愈有功夫，说起话来愈是刻毒。那位隐在苏门山的孙登，老实不客气，就说嵇康“才多识寡，不得善终”; 好在嵇康并不是得君行道的人，否则孙登自己也就要不得善终的了。魏晋文人种种自己麻醉自己躲避的方法，都不见实效，只能如驼鸟一样，把头钻在树林里，当作自己已经躲起来了，让猎人捉了去拿去宰割。
东晋以后，佛家的思想传播过来了，释迦的教义代替了老庄的教义。第一等聪明人，大都出家做和尚去；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大法事可做，不必和现实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躲避起来。并且在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人间世的种种一切，都有从头来过的公平正直的总算帐，那一切愤愤不平之气，自然而然地沉寂下去。所以要躲避现实，单靠自己麻醉是难得见效的，最要紧的要如佛家一样能有另一乾坤可去，不过天堂、灵魂、来世等等，在现在，已经给科学打得粉碎了；我们要构成另一世界，却不十分容易呢？

(1936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文笔散策》)

赏析 这篇杂文是以曲笔写现实，借古讽今之作。作者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回顾了历史，指出在草菅人命的时代，“死个把人，本来不算得什么一回事”,因为统治者要想置人于死地，何愁找不到一个藉口。但是疑问跟着就来了：在众多的丧命者里，何以文人要首当其冲呢？统治者为何独独对文人那样恐惧、仇视、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呢？纵观历史，自黄祖杀祢衡始，中国文人的厄运有了开端，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直至后世的清代文字狱。文人手无缚鸡力却总是大难临头，这当中必定有什么缘故。
文人云者，不过有知识，问是非。所谓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擅知天下兴衰之事。所以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在网罗人才时便格外留意于文人。偏偏文人天性不大安份守己，更有个“该杀”的毛病，就是“什么事都要说出一番长长短短的道理”,偏偏这“道理”总是不合统治者的口味，甚至触到疼处，或是揭了隐私。古人云：“察见渊鱼者不祥”,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再进一步，文人喜欢多嘴，所讲述的“道理”总是能够“引起青年们对于现状的怀疑，”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由此可见，“文人不得善终，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说是命定的！”然而这也正是文人的光荣和价值所在。一介书生引起统治者惊恐万状，足见文人讲“道理”、多嘴多舌的力量。假若为安身立命计，文人手捧《老》、《庄》,归隐山林，能忘怀一切，那自然不错，可惜愈是如此，对是非曲直看得愈明白，杀身之祸有时就来得愈快。或者遁逸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皈依佛祖，可惜这世界被科学证明是虚无缥缈的幻境，从来不曾存在过。作者通过这些反证，指出文人的真正出路全在他多嘴多舌、关心国事，并且尽力去构建有别于老庄佛道的现实的“另一世界”。这个任务虽不容易完成，却是文人唯一光荣正确的任务。舍此别无他途。
文章表面说的是魏晋文人生活，实则是借古讽今，抒发现实感慨。时值三十年代，正是国民党当局发动文化围剿、大兴现代文字狱的时候，作者的种种议论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文章的语言流畅锋利，蕴藉深刻，言有尽而意无穷，颇耐人寻味、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