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入仕的必由之路

明清的科举制度是中国考试制度的最后阶段，其方法最严谨细致，而弊病亦丛生。
宋倡八股文
唐代科举以进士和明经为最重要。进士试诗赋，明经试帖经。帖经和墨义只要求考生熟读经书中的正文和注释，至于经书的大义，并不在考试的范围之内。宋初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仍然以诗赋、帖经、墨义作为进士和明经诸科考试的内容。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的考试也不再用诗赋、帖经、墨义。士各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并拟定大义的格式颁布全国。“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大义，亦即经义。王安石罢相之后，他倡导的许多新政都被废除，科举制度也有改变，但这种科举考试的新文体却被保存了下来。所以，人们在读到八股文的时候，往往把王安石视为它的创始人。然而，王安石时代的经义还与论体相仿，与后来的八股文有很大的不同。到了南宋，经义已有一定的格律。有破题，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总称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有原经，有结尾(倪士毅《作文要诀序》)而杨万里、汪立信等人的经义，已有四股、六股、八股等作法了。
元代“四书”取士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政权，维护和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便大力提倡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学思想，于是程朱理学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武宗至大元年(1308)诏加号孔子曰“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皇庆二年(1313)六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许衡一批著名理学家从祀孔庙。十月，中书省臣终于奏准实行科举，以经义取士。诏“以皇庆三年(1314)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能者充赋有司，次年(1315)二月会试京师”。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考两场，第一场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熹章句集注；第二场为时务策一道。汉人、南人考三场，第一场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用朱熹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熹为主，《尚书》以蔡沈为主，《周易》以程朱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安国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经疑的特点是“设为疑事以问之，以观其学识”,经义则“不过得之记诵”,人云亦云。第二场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为经史时务策一道。从上述的考试内容来看，显然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最有影响的诗赋已完全丧失其重要性，而儒家经典却是科举的主要内容，解释这些经典的权威又钦定为程朱学派的学者，于是把科举视为猎取禄位的手段的士子们不得不把程朱理学奉为圭臬。而这次科举的最大特色在于以《四书》取士。这是我国科举以《四书》取士的开端，从此相承，直到清末。由此，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便被确定起来了。
明朝统治者“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下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出现了“天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明史·选举志》)的盛况。为了驱使士阶层归膺程朱理学，洪武三年(1370)八月，京师及各省举行乡试，规定第一场试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易》主程朱注，《书》主蔡沈注及古注疏，《诗》主朱熹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谷梁、公羊以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另试《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试礼乐论及诏诰表笺。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一道。洪武十七年(1384)更定：《四书》义主朱熹集注；经义中《诗》主朱熹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春秋》与《礼记》同洪武三年所定。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广大士子为利禄所驱使，出现了“家孔孟而户程朱”的盛况。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凭借政治权力而被确立并巩固下来了。
明八股完备
明初科举，兼用经疑，不久废经疑，而专用经义。但是，在英宗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成化之后，经义形式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成化二十三年(1487),会试试题《乐天者保天下》,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1496),会试试题《责难于君谓之恭》,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如题为两扇，则每扇各讲四股，作法和上述二题相同。如是长题，则不拘此格。这样，作为科举考试的特殊文体文股文就趋于完备了。
八股文的开头两句，称为破题。其作用在将题目的意义破开。破题之后为承题。承是接的意思。因为破题的文字往往简练含蓄，所以要将破题中的紧要字样承接下来。承题之后，最初还要说明圣贤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称为原题。后来将原题减去，承题后即入口气，称为起讲。起讲的作法很多，有的用起、承、转、合，有的用反、正、开、合，有的反起正收，有的正起反收，有的单行中仍用排句，有的则全系散行，不用对偶。而总括全题，笼罩全局，则是对起讲的基本要求。起讲后，用一、二句或三、四句引入本题，称为领题。领题之后，就是文章的主要部分了。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这四个段落中，各有两股。两股的文字繁简、声调缓急，都要相对成文。合共八股。八股文这一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详见王道成的《科举史话》中“八股文”一节，中华书局1988年版)
清科举寿终
清朝仍用八股文取士，顺治二年(1045)规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1681)增为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1704)又增至每篇七百字，违者不录。此后成为定制。
清朝统治者执行“表彰经学，尊重儒先，一以孔孟程朱之道训迪磨厉”的思想文化政策，采取种种措施，提倡儒学，强化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朱熹的地位急剧上升。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的灵牌被抬进孔庙，配祀于“十哲”之列。清循元明科举考试的旧制，于顺治三年(1646)颁《科场条例》,规定科举考试内容采用程朱学派的著作。以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规定乡、会试第一场：《四书》文三篇，《五经》文各四篇，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诗》主朱熹《集传》,《书》主蔡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以后不用胡安国传而主《左传》,参用谷梁、公羊。第二场：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经史时务第五道。为了表示对八股文的重视，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会试，由皇帝亲定第一场《四书》文题目。康熙二年(1663),以“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下令停止，以第三场时务第五道移至第一场，第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以策论表取士。四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言制科考试历来三场，首场“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清史稿·选举志三》),报准。康熙七年(1668 ),又恢复旧制，仍用八股文。康熙二十四年(1685),用给事中杨尔淑请，会试和顺天乡试《四书》文题俱由皇帝钦定。当时“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率多雷同剿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道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同上)。于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废诏诰。不久，又令五经卷兼作，论题皆由《孝经》出。康熙二十九年由《性理大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出。康熙五十七年，论题专用《性理大全》。世宗初元(1723)诏《孝经》与《五经》并重，同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之书虽是羽翼纪传，然未若圣人之言广大，故论题仍用《孝经》。乾隆二十一年(1756),考试内容有所调整。乡试第一场，《四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会试则于第二场经文之外加试表文一道。明年会试，将表文一道改为试帖诗一首。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开始，乡试第二场经文之外，也加一首试帖诗。会试和顺天乡试的诗题和《四书》文题目一样由皇帝钦定。
由上可见，元、明、清以来的科举考试其内容主要在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士子要获取功名利禄就得熟读儒家典籍及其注释。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只不过是“得第则舍之矣”的“敲门砖”(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八股文的文体过分讲究格式，局限于细节末叶，而忽视了义理的阐发。影响所及，大家只习作文，只谈坊间所刻的墨卷，一旦登第，便把这些东西抛诸脑后。而且八股文的题目始终不脱经书樊篱，学者毕其精力于经书之中，全然不顾人情世事，毫无实用之价值。清末，八股文终告废弃。
科举制度的精神和理想源于二千年前儒学的尚贤政治理想，它在传统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为内容的儒学正是通过科举制度的实施而形成了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士绅阶级”。儒家的尚贤政治理想含有浓厚的道德理想色彩，但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却是对这种道德理想的冲击。考试的目的在于给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但考试的结果只是表明，科举考试却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同时，科举考试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使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对于实际事务不闻不问。加上八股制艺，禁锢创造心灵，而且科举考试忽视了知识的多元性，不注重于实际切用的知识。如此种种，遂使科举制度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