绀弩离开我们快五周年了。我们怀念他、谈论他时，还是亲切地感到，他仿佛依然活在我们身边：一位难得的率真的人，一位难得的才气纵横的人。
我是1933年在上海和他认识的。那时他刚从日本回来，参加了左联。我却转到了电影工作的岗位，和他的接触不多。接触得最多的是1938到1941年在桂林的时候，和他和宋云彬和秦似合作办了《野草》。1948年又在香港复刊了《野草》，这期间接触也不少。
他是一个落拓不羁，不修边幅，不注意衣着，也不注意理发的人。讲真，不怕得罪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属于古人所谓的“狂狷之士”。他不拘小节，小事马马虎虎，大事决不糊涂，他重友谊，重信义，关心旁人远远胜于关心自己。他从不计较自己的待遇和地位。
以他既是黄埔毕业，又是留苏学生的资格，以他多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解放后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对于安排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的主管，他毫无意见，尽管有人为他感到大才小用位子低。十年“文革”，他在山西坐了七年多的牢，被判的是无期徒刑。1976年受到“特赦”，拖着病体回到北京，每个月只能向派出所领取十八块钱不够生活支出的生活费，正是自顾不暇，我见到他时，他提出的却是希望帮助解决远在香港的作家高旅的问题，而不是要求帮助改善他自己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埋怨过自己不幸和不公平的遭遇。
他很珍视友情。他和胡风关系好，但不少文艺上的观点两人并不一致，有过争论，这无碍于他们的私人情谊。胡风被批，他不跟着反胡。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他是支持胡风的，在口头上和我争论过，这也无碍于我们之间的友谊。
他和康泽之间的关系不少人感到兴趣。他把友谊和政治观点分开。他不讳言和康泽的友谊，也不讳言和国民党的“十三太保”如邦悌等人的熟悉。这在当年进步人士当中，简直需要有些勇气才做得到，他留苏时和蒋经国也是同学，却从不提他。
另一方面，他和陈赓也很熟，也从不用来标榜。他还和党和国家一些主要领导人也是留苏同学，他就更不在人前谈论了。
绀弩和康泽交往时，并不是心中无数，没有分寸的。他尽可能利用康泽的关系做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1934年他接受了林柏生的邀请，去编汪精卫的南京《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我们有的人反对，他说，人家把地盘送给你，你还不要？可见他是有想法的，不是糊里糊涂的，后来组织上也同意了他去利用这一块园地。
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周总理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他又自认是民主个人主义。不注意生活细节，不小心烟火，使他在北大荒时引起了一场火灾，被判为“纵火犯”，坐了一年牢。我对总理说，绀弩这人，不听话，胡说些话，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绝对不可能的。绀弩有一首送给我的诗《谢夏公赠八皮罗士》，许多人不知道“八皮罗士”，那是苏联的长嘴烟卷；很多人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送烟给他，正是我听说他不小心失火是由于抽烟，这才送他烟抽。他在诗中说“八皮罗士产苏联，长者深情不夜天”，他称我为“长者”，只是因为我年纪比他大，其实也不过大三岁罢了。
绀弩进过黄埔，学过军事。抗日战争期间我们被迫执笔谈兵，分析战局，有时还引用克劳塞维斯等人的理论，他就笑我们说，我也不懂军事，不过比起你们来总还是内行一点点。
他学过军事，但未成将才。除了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没有进过什么正规学校。但他从小就读过不少古典文学的书，传统的底子比较厚。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文章写得好，诗也写得好。他很早就成了著名的杂文家，晚年又成了著名的旧体诗人。他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也是很有成就的。他对《水浒》的研究很有名，其实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不在《水浒》之下，《探春论》就写得很深刻，去世前不久发表的《论小红》也是许多人赞赏的。他还准备写一篇《论贾宝玉》，可惜没有动笔就离开人世了。
绀弩的杂文成就是很高的。当年在《申报·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写得很像鲁迅，可以乱真，一位是唐弢，一位就是绀弩；唐弢是刻意学鲁，绀弩是随意为之。绀弩后来有文章说，鲁迅死后无杂文，这说得有些过头。我认为，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他写杂文不拘一格，不陷于一个程式，绝对不八股，真是多采多姿。在桂林那几年，是他杂文创作的黄金时代，优秀之作，传诵一时之作，如《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等等，就都是那个时候在他笔底诞生的。和他的杂文一样，他的旧体诗也是不拘一格的，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写得好的，不过鲁迅、郁达夫、田汉……绀弩也是一个。他们都有基本功，有传统的底子，不是连平仄、对仗、音韵都不懂的人那样胡写一气。绀弩写北大荒劳动的诗很有新意，写“文革”的诗很深刻。“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真是深刻的名句。
就在绀弩逝世五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了他的老伴周颖。由于绀弩的诗中称她为“周婆”，人们也都爱称她为“周婆”，表示尊敬和亲切。绀弩真有福气，有这样一位好伴侣，没有她的照料，绀弩的生活一定要比已经经历过的愁苦得多，恐怕也不大可能那样安然度过最后的几年。周颖不是一位小天地中的家庭妇女，她年轻时候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前夕为争取国民党影响下的总工会立过大功，在协助朱学范上出过大力，实在是值得人们敬佩的。在这里，借此对她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
1991.3.
(1991年3月20日《文汇报》)
赏析夏衍《绀弩还活着》一文，使我们看到一个活着的聂老。
怀人之作很不好写，也不易写好，特别是以随笔形式出之者。它不能写成鉴定，几项优点，几项缺点，只有筋骨，面无血肉，也不能写成传记，从生到死，逐年写去，有闻皆录，唯恐不细。但它又应具有鉴定的精确性，传记的丰满性，不但不能把活人写死，倒要把死者写活。这就需要作者锐利的眼力和矫健的笔力，对所怀人能作准确的判断，对所记事能作精心的取舍，该详处则详，该略处则略。
本文一开头，夏公就强调了聂老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率真，一是才气纵横。夏公一生阅人多矣，聂老又是他的知交，证之各家对聂老的评论，夏说实最精当，有此二点，聂老之为人，之为文，全部涵盖在内了。
谈聂老的率真，采取了叙述的方式。对人，对己，对敌，对友，对顺境，对逆境，从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具见聂的真，所谓“不怕得罪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拘小节，小事马马虎虎，大事决不胡涂”，“重友谊，重信义，关心旁人远远胜于关心自己”，“从不计较自己的待遇和地位”，等等。而关怀高旅及谢夏公赠“八皮罗士”两段，均夏公身历，娓娓道来，益增亲切之感。
谈聂老为文的“才气纵横”，则采取了述评的方法。其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其杂文创作的多采多姿，其旧体诗的不拘一格，别具新意，看来都给夏公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他盛赞聂之《探春论》、《论小红》，深憾《论贾宝玉》之未及动笔，称聂的杂文为“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誉聂作“文革”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为“真是深刻的名句”。我看这都是夏公的肺腑之言，而绝非泛泛之论。
聂老前半生经历之辉煌，怕是难有伦比，他后半生的坎坷，更令人难以想象。幸有老伴周颖患难与共，生死以之。夏公文末指出：“绀弩真有福气，有这样一位好伴侣，没有她的照料，绀弩的生活一定要比已经经历过的愁苦得多，恐怕还不大可能那样安然渡过最后的几年”。聂老和“周婆”都是为人民解放事业立过大功，出过大力的，晚年须靠一对老翁、老妪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方得安度，也就够令人心酸的了。
我过去的一个学生，是聂老挚友陈迩冬先生的快婿。我曾请他陪我去看望我久仰的聂老时，聂老已病重垂危。慈祥爽朗的“周婆”引我们到床前。聂老面容清癯，骨瘦如柴，整日仰卧，双腿向上蜷曲，时已不能言语，得知我的来意后，只微微颔首，略显笑意。我们告辞时，他吃力地举手示意。
现在聂老作古已逾五年，周婆亦已仙逝。我无资格写悼念文章，就借作此小文的机会，略表我的悼念之意。的确我也感到：聂老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