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言 [瑞士]迪伦马特

【作品提要】

苏黎世警察局的探长马泰依，将作为专家被派往约旦。在他临出发前，有个叫封·龚登的小贩打来报警电话，声称发现了一具小女孩的尸体。在悲痛欲绝的被害人父母面前，马泰依许下诺言，一定要抓住凶手。负责此案的汉奇认为，有犯罪前科的龚登有重大嫌疑。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连续审讯，龚登承认自己是凶手，既而自杀。此案似乎完结了，马泰依却认为另有蹊跷。他留下来，不惜为此失去公职，也要把真凶抓住。他利用一个与前三个死者容貌相似的小女孩作为诱饵，守株待兔。一天天过去了，凶手却没有出现。人们不再相信马泰依，他本人的精神变得疯癫。若干年以后，一个垂危的老妇人道出真相。原来她的前夫就是凶手，在他准备去杀第四个小女孩的当天死于车祸。

【作品选录】

不久，暑期结束了。秋天来临。乡野变成了一片红色与蓝色，景致都分外清晰，仿佛是在一面巨大的放大镜下似的。马泰依觉得一个绝好的机会溜过去了。可是他还是继续等待着，顽强地、专心致志地等待着。小姑娘走着去上学，马泰依在中午和傍晚常常去接她，让她坐自己的汽车回家，他的计划一天比一天地显得没有意义，显得没有希望了。获胜的机会越来越淡薄了。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他琢磨，那个凶手准是经常路过他的加油站——也许每天都经过，至少是一个星期一次；可是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仍然是在黑暗中摸索；他仍然没有掌握任何一点线索，连一点点暗示和迹象都没有。什么都没见到，除了开车的人来来往往，偶尔和小姑娘闲扯几句，讲上几句无伤大雅的、没什么意思的、捉摸不定的话。他们之中谁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呢？也许他不会交好运，因为他过去的职务太出名了；这个排除不掉的因素倒是他一开始时没有计算在内的。

可是他仍然坚持下去，等待着，等待着。他不能再走回头路了，等下去是他唯一的出路，虽则这使他不耐烦，即使他好几次几乎想打点行李离去，逃走，到某个地方去，任何地方都行——甚至于是约旦。虽然他常常怕自己会神经失常，但他仍然坚持下来了。常常有好几小时，好几天，他会变得漠然无动于衷，心如死水，看穿一切，听任事情自己发展，他会坐在加油站门前的板凳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烧酒，呆呆地瞪视空中，烟蒂在他的脚旁积成一个小堆。然后他又再度振作精神。不过越来越多的是他陷入昏昏沉沉的状态，在痛苦的、荒唐的等待中半醒半睡地度过了许多许多天和许多许多星期。他不知所措，备受折磨，心灰意懒，然而还是满怀着希望。直到有一天，那时他傻呆呆地坐着，胡子拉碴，满身是油渍，突然惊醒过来。他蓦地想到，安妮玛丽还没有从学校回来呢。他动身去接她，是走去的。在屋子背后，那条尘土飞扬、没有铺好的乡下土路稍稍有点往上斜，然后又逐渐下降，穿过一片枯干的田地，又进入一片林子，走到林子的边缘，可以看到村子，村子里许多老房子簇拥在一座教堂的周围，它们的烟囱里升起了袅袅的青烟。站在这里，安妮玛丽必然会经过的整条道路都可以收入眼底。可是并没有见到她的影子。马泰依回进树林，心中突然紧张起来。现在他完全清醒了。在矮小的枞树和灌木林底下，地上覆盖着一层锈黄色、棕红色的树叶。一只啄木鸟在林木幽深处一下接一下地叩击，那儿，高大的枞树挡住了天空，阳光在树干间斜射下来。马泰依离开小路，拨开枝叶，在荆棘和矮树之间搜寻，树枝弹回来抽打着他的脸。他来到一片林中空地，惊愕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他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片空地。在树林的另一边有一条比较宽阔的小路穿过此处；无疑，村民们是走这条路来倒垃圾的，因为空地上有一个垃圾堆成的小山，下面散乱地扔着空罐头、锈铁丝和各种各样的废物——垃圾山下，是一条涓涓流过空地中心的小溪。这时，马泰依看见小姑娘了。她坐在闪着银光的小溪的岸边，ˉ她的洋娃娃和书包放在她身边的地上。

“安妮玛丽，”马泰依喊道。

“来了。”小姑娘回答，但是依然一动也不动。

马泰依小心地爬过垃圾小山丘来到孩子的身边。

“你在这儿干什么哪？”他问道。

“在等呢。”

“等谁啊？”

“等魔术师呢。”

小姑娘脑袋里装满了童话。有时候她等仙人，有时候又等魔术师。这简直像是对他的等待的一种讽刺。失望袭过他的全身，他明白了自己行动的徒劳无功，他也气馁地知道他也只好再等下去，因为除了等待、等待、再等待之外他已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走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他拉住小姑娘的手，和她一起穿过树林。接着他又在板凳上坐下来，瞪视着夜空。暮色降临了，接着是黑夜来到。他已经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他坐在那儿，抽烟，等待，再等待，顽固地、执拗地，有时候也轻轻地自言自语，在恳求他的敌人(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他一动不动，坐在乳白色的月光下，突然之间沉入了睡乡，拂晓时分又冻又僵地醒来，然后爬上床去。

可是第二天安妮玛丽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比往日稍稍早些。马泰依从板凳上站起来走过去接她，她则一蹦一跳地走来，书包甩在背后，一边独自轻轻唱着歌，一边轮流用一只脚跳着。洋娃娃提在手中，娃娃的小脚垂挂到地上。

“今天有作业要做吗？”马泰依问道。

安妮玛丽摇摇头，继续哼唱着“玛丽坐在石头上”。接着她进屋去了。他让她走了。他太没精打采，太心灰意懒，太打不起兴致来为她编造新的童话，并且用新的游戏来吸引她了。

可是海勒回家时却问道：“今天一天安妮玛丽乖不乖？”

“怎么，她上学去了。”马泰依答道。

海勒惊讶地瞧着他。“上学？她今天放假。老师开会去了，反正是有事。”

马泰依变活了。一个星期以来的失望立即烟消云散。他意识到他的希望，他的疯疯癫癫的期待终于接近实现了。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己，没向海勒问别的话。他也没去盘问那个女孩。可是第二天下午，他开车进入村子，把车子停在一条小路上。他要偷偷地观察那小姑娘。这时快四点钟了。窗子里传出来唱歌声，接着又是叫嚷声；小学生像发疯一样地从学校里冲出来，男孩子们吵架、扔石子，女孩子们互相勾着手臂。可是安妮玛丽不在里面。老师走了出来，表情很冷淡，她严厉地打量着马泰依。从这位女士那里他知道安妮玛丽没有上学；她前天下午也没有来，也没有请假，女教师问安妮玛丽是不是病了。他向老师表示道歉，因为没有能更早些向她报告，说完便像个疯子似地急忙向树林驶去。他冲过树林来到空地，却什么也没找到。他精疲力尽，气喘吁吁，皮肤被荆棘划破了好几处，回到车上，他驱车赶回加油站。他还没有到达，便看见小姑娘在马路边上一蹦一跳地走着。他停住车子。

“进来吧，安妮玛丽。”他和颜悦色地说，打开了车门。

马泰依伸出手去拉她，她爬进了车子。这时他吃了一惊。那小姑娘的手是黏糊糊的。他瞧了瞧自己的手，看见上面有巧克力的痕迹。

“谁给你巧克力啦？”他问道。

“一个女孩子。”安妮玛丽回答。

“学校里的吗？”

安妮玛丽点点头。马泰依没有吭声。他开车回家。安妮玛丽爬下车子，坐在油泵旁边的板凳上。马泰依装作没事似地观察着她。那孩子把什么东西放进嘴里，在咀嚼。他慢慢地走到她跟前。

“给我瞧瞧，”他说，轻轻地打开握紧的小手。在她掌心里是一颗带刺的巧克力球，已经咬掉了一半，是人们叫酒心巧克力的那种。

“你还有吗？”马泰依问。

小姑娘摇摇头。

他把手伸到她裙子的口袋里去，拿出她的手绢，打了开来，里面还有两只巧克力球。

安妮玛丽一句话也不说。

马泰依也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全身涌起了一阵强烈的喜悦感。他挨着小姑娘，也在板凳上坐了下来。

“安妮玛丽。”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是颤抖的，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两只带刺的巧克力球。

“是那个魔术师给你的吗？”

小姑娘没有回答。

“是他不让你告诉别人你们俩的事吧？”马泰依问道。

还是没有回答。

“其实你是用不着保守秘密的，”马泰依和颜悦色地说，“他是一个好魔术师，你明天去看他好了。”

那小姑娘马上就变得满面春风，仿佛遇到了什么大喜事似的；她伸出了两只小胳膊，抱住马泰依，简直是喜不自胜。接着她奔跑着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刚到办公室，马泰依就把两只巧克力球往我桌上一放。他是那么激动，连招呼也没给我打。他穿的是他在城里工作时穿的衣服，不过没打领带，没刮胡子。我把雪茄烟盒往他面前一推。他拿起一支点燃了。

“这些巧克力是干什么的？”我问，给他弄糊涂了。

“刺猬。”马泰依回答。

我瞪着他，手里转动着巧克力小圆球。“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他解释道，“凶手给葛丽特利·莫赛尔巧克力球，她把它们说成是刺猬。那张儿童画的谜都破了。”

我笑了。“你怎么能证明就是这样的呢？”

“因为这事又发生在安妮玛丽身上了。”马泰依答道。接着他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我立即就相信了。我让人叫来汉齐、费勒和四个警察，给他们下达了指示，又通知了检察官。接着我们出发了。加油站阒寂无人，海勒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自己到工厂去上班了。

“海勒知道这些事吗？”我问。

马泰依摇了摇头。“她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到林中空地去，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接着我们分散开来。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马泰依回到他的加油站去，以免引起怀疑。那天凑巧是星期四^①，孩子们下午没有课。我忽然想到，葛丽特利·莫赛尔也是在星期四被害的。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天气又热又干燥；蜜蜂、马蜂和别的昆虫到处营营地哼叫着，鸟儿啾啾地啼啭着，从远处传来了斧子砍伐的回声。两点钟时，我们听到了林中教堂的钟声。这时，小姑娘出现了。她就在对面毫不费劲地穿过了灌木丛，蹦着跳着，带着洋娃娃跑到小溪边，坐下来凝视着树林。她很紧张，很专心。眼睛里闪着光，显然是在等什么人。不过她看不见我们，我们都稳妥地躲在树林和灌木丛中呢。这时候马泰依悄悄地踅回来了，斜靠在我附近的一棵树干上，和我一样。

“我想他半个小时以内就会来到。”他耳语道。

我点了点头。

一切都是安排得很周密的。我们严密地监视着林中小路与外面的公路会合的地方；我们甚至还带了无线电。我们全都配备有武器。那孩子坐在小溪边上，几乎一动不动，焦虑万分，忧心忡忡，很激动地在等待。她背后是那个垃圾堆，她一会儿晒在太阳光底下，一会儿笼罩在又高又黑的枞树的阴影下面。除了虫子的嗡嗡声和小鸟的啼鸣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倒是那个小姑娘过不了一阵就用她又尖又细的嗓音唱起“玛丽坐在石头上”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是重复那几句歌词。在她坐着的石头四周，生锈的罐子和铁丝散乱地堆成了小山。偶尔，会突然刮来一阵风，通过树林一直刮到林中空地，树叶飞舞起来，窸窣作响，然后又是完全寂静无声。我们等待着。除了这个秋天的中了魔法似的树林以及空地上这个红衣服小姑娘外，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等待着捕获凶手，伸张正义，偿还血债，严惩坏人。半个小时早就过去——事实上已经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等了又等；现在我们自己也像等待了好多个星期好多个月的马泰依一样了。五点钟了，薄暮悄悄来临，然后是浓浓的暮色，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所有鲜亮的色彩都消失了。小姑娘匆匆地离去。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连汉齐也没说。

“我们明天还来，”我决定说，“我们就在楚尔过夜，到斯丹因布克旅馆去住。”

就这样，我们星期五、星期六都在那里等待。严格地说，我是应该去取得格劳本顿警察局的支援的。可是这是我们的事。我不想去向别人作解释，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检察官就打电话给我，从愠怒到抗议到威胁，说这完全是胡闹，然后又勃然大怒，坚持要我们回去。我很坚定，拒绝离开，只同意放一名警察先回去。我们等了又等。我们已经不再操心那女孩，也不操心那个凶手；我们关心的仅仅是马泰依。这个人的观点是一定要得到证实的，他的看法是一定要证明是对的，否则的话，就一定会发生不幸。这是我们共同的感觉，包括汉齐在内，汉齐承认他现在也相信马泰依是对的了。星期五夜晚，他坚定地说，这个神秘的杀人犯星期六一定会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了那无可辩驳的证据——刺猬，也亲眼见到了这样的事实： 小女孩一次又一次地到这儿来，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同一个地方；她在等某一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就站在我们的隐藏处所，在树木和灌木丛后面，好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着那女孩，瞧着那些锈铁罐头，那些纠结的铁丝，那个垃圾堆，一面一声不响地抽着烟，彼此也不交谈，听着那没完没了的“玛丽坐在石头上”。到了星期天，我们的情况变得困难了。由于一连几天好天气，树林里突然之间来了许多远足的人。有一回还有个人指挥着一帮五花八门的人踏着步子边走边唱，他们吵吵嚷嚷，汗流满面，光穿着衬衣，排成一行行来到了林中空地。树林里响彻着“磨坊主就爱流浪，流浪”的歌声。幸亏我们并没有穿着制服蹲在树丛里。后来又来了一对情侣，他们也不管那女孩在场就不顾廉耻地干了起来。这些事情发生时，那女孩就那么坐着，苦苦地等待着，耐心之好令人不能理解。她已经等待了一连四个下午。我们也是等着等着。那三个警察已经带着无线电设备回到苏黎世去了。剩下的还有四个人： 汉齐、费勒再加上马泰依和我。严格地说，我们无法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认真想一想，便会明白我们真正在等的只有三个下午。因为，正如汉齐所指出的，一到星期天，这儿总是人来人往，凶手是不敢露面的。因此我们星期一也等了一个下午。到星期二早上，汉齐也回到苏黎世去了。不管怎么说，卡塞尔纳街的总部总得有人看家呀。不过汉齐离开时他仍然相信我们是会逮住我们的凶犯的。

我们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们潜伏在树丛里，每一个人都单独行动，因为现在我们人太少，形不成一个包围圈了。费勒藏在林中小路附近的一簇树丛后面，他躺在树阴里，在这秋天里的夏日炎热中打盹，有一回他鼾声如雷，让风一直带到林中空地来了。这一天是星期三。马泰依的岗位是在林中空地对着加油站的那一边；我和他遥遥相对，呆在空地的另一边。我们就这样潜伏着等待，等待那凶手，那刺猬巨人。每逢听到一辆汽车经过大路，我们就惊醒一下，而那个女孩就呆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每天下午她都到空地上来，坐在小溪旁边唱“玛丽坐在石头上”，又执拗又傻，简直令人不能理解。我们开始鄙夷、憎厌起这个孩子来了。当然，有时候她也好久不来；她抱着洋娃娃在村子附近转悠。可是她又不敢太靠近村子，因为她是在逃学。我们一点不费事就解决了逃学这个问题。我私下里跟老师谈了一次话，这就免去了学校的调查。我小心地把整个情况作了一点暗示，亮出了我的身份，这就取得了对方战战兢兢的同意。

那孩子常常在树林周围绕来绕去，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她。可是她迟早总是回到林中空地来，除了星期四，这一天真使我们失望，她竟总是呆在加油站的附近。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得希望星期五会有所进展。因此现在我得作出决定了。几天来马泰依连一个字也没说过。第二天那孩子又跳跳蹦蹦地出现时，他正在树干后面他的岗位上。小姑娘抱着洋娃娃，穿着红裙子，像几天前那样又在那地方坐了下来。天气仍然非常好，秋高气爽，到处是鲜艳的色彩，让人心情舒畅，让人在寂寞的冬天来临前心中像蜜一样甜。可是检察官连半个小时也不能容忍了。下午将近五点钟时他来了，和汉齐一起驾车来到。他的出现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来到我的面前，从一点钟起我就守在我的岗位上，把脚倒来换去休息。他走过来，瞪瞪那个女孩，气得满脸通红。“玛丽坐在石头上”，尖细的女孩声音飘了过来。只是我这时再也受不了这支歌了，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孩子了，再也不想看到那张豁了牙的难看的嘴，那两根细细的像耗子尾巴的发辫，那条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红裙子。我这时候只觉得那小姑娘非常可恶、俗气、平庸、愚蠢。为了免得她再唱那只愚蠢无比的“玛丽坐在石头上”，我简直想掐死她，杀掉她，把她撕得粉碎。当时的情况简直要让人发疯。一切都跟以前一样，又是老样子——痴痴呆呆，毫无意义，沉闷不堪——只是枯叶越积越多了，秋风越刮越大了，照射在臭垃圾堆上的日光颜色显得更黄了。这真叫人无法忍受，无法忍受啊——突然检察官大踏步地往前走去——就像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似的大踏步往前走，穿过了矮树丛，一直走到那小姑娘的面前，也不顾自己的脚踝都已经埋在垃圾里了。看到他走上前去，我们也都从躲藏的地方跑了出来。这件事反正总要有一个收场的时候，还不如马上收场为好。

“你到底在等谁？”检察官向小姑娘咆哮道。小姑娘坐在石头上，抱紧了洋娃娃，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你到底在等谁——回答我呀，听见没有，你这傻丫头！”

这时候我们已全都来到小姑娘身边，团团围拢她。她瞪着我们，充满了恐惧、惊怖和不能理解的神情。

“安妮玛丽，”我说了，声音因为愤怒而发抖，“一个星期以前，有人给你巧克力。你记得吗，像刺猬那样的巧克力。是不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送给你那些巧克力的？”

小姑娘没有回答，她仅仅是瞧着我，眼眶里满是泪水。

这时马泰依在小姑娘的面前跪下来，抓住了她的小肩膀。“听我说，安妮玛丽，”他解释道，“你一定得告诉我是谁给你巧克力的。你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人是个什么模样。我以前认得一个小姑娘，”他恳切地说，因为现在是孤注一掷了。“那个小姑娘也穿你这样的一条红裙子，她拿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大个儿给她的巧克力，也就是你吃的那种带刺的小圆球。后来这个小姑娘跟大个儿到树林里去，大个儿用一把刀子杀死了小姑娘。”

他陷入了沉默。姑娘还是不回答。她默不作声地瞪着他，眼睛睁得很大。

“安妮玛丽，”马泰依厉声叫道，“你一定得把事实告诉我。我只不过想看到你平安无事呀。”

“你是在撒谎，”小姑娘轻声地说，“你是在撒谎。”

这时检察官再次发火了。“你这个蠢丫头，”他大吼道，抓住了孩子的胳膊拼命地摇晃她。“你快说你知道些什么，马上说！”我们大家也都对着她毫无意义地乱嚷，因为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控制；我们也都摇晃那小姑娘，并且开始打她，巴掌像下雨似地落在这个倒在罐头与红叶之间的垃圾堆上的小姑娘身上，我们野蛮地、狂怒地揍她，又是尖叫又是大吼。

小姑娘默默地躺着等我们的火头过去，她似乎躺了许久，其实顶多不过几秒钟。可是接着她突然厉声地尖叫起来，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不似人类，把我们都吓呆了。“你们胡说，胡说，胡说！”我们惊恐之下，放她走了；她的尖叫让我们清醒了过来，使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与羞耻。

“我们是畜生，真是畜生。”我气喘吁吁地说。这时候，那孩子正飞奔着穿过空地往树林边缘跑去。“你们胡说，胡说，胡说！”她又厉声叫嚷起来了，那声音是如此的可怕，我们都以为她已经疯了。可是她径直地扑到她母亲的怀里去了——因为，万分不幸的是，海勒太太正巧在这一瞬间出现在空地上。这下子就什么都齐全了。海勒已经打听到了一切，当她经过学校时，老师把什么都跟她说了；我不用问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那苦命的女人站在那儿，紧紧地把涰泣的孩子贴在自己身上，瞪着我们，那目光和小姑娘方才用来看我们的一模一样。更糟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她都认识——费勒、汉齐，还有那个检察官。这局势是既可笑又可悲。我们都窘态毕露，只觉得自己事情做得荒唐。这整件事就像是一出其糟无比的、演砸了的闹剧。“胡说，胡说，胡说！”小姑娘仍旧在不由自主地尖声叫嚷。“胡说，胡说，胡说！”这时，马泰依垂头丧气、不知所措地向娘儿俩面前走去。

“海勒太太，”他彬彬有礼地、实际上是卑躬屈节地说道——这样做其实也是很蠢的，因为现在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让这整个案子一了百了，把它一笔勾销，再也不提了，永远也不去说它，把我们的怀疑和问题都永远埋葬，不管那个凶手是不是存在。“海勒太太，我发现有个陌生人送巧克力给安妮玛丽吃。我有理由怀疑这就是几个星期前把一个小孩诱进树林去杀死的那个人。”

他的话说得非常精确，用的是那样一本正经的官腔，我几乎要忍俊不禁了。那个女人很平静，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接着她开口了，也和马泰依一样彬彬有礼，一样打着官腔。“马泰依先生，”她轻声说，“你收留安妮玛丽和我是不是仅仅为了要找到这个人呢？”

“我没有别的办法，海勒太太。”马泰依回答道。

“你是一头猪。”那个女人平静地说，连表情都没有改变。她拉着她孩子的手穿过树林往加油站走去。

(张佩芬　译)

注释：

① 瑞士小学星期四下午不上课。

【赏析】

在读者的印象中，一部侦探小说常常就是一位神奇大侦探的个人才能表演。案件越是扑朔迷离，对手越是神秘诡异，悬念越是错综复杂，这位大侦探的才能和智谋就越是突出地得到表现。作家会设置各种陷阱，埋伏许多玄机，读者一边焦急紧张，一边却又精神笃定。因为按照侦探小说的定式，到了故事的结尾，事情必定水落石出，大侦探逐个解开谜团，理清线索，将凶手缉拿归案。正义被伸张，世界重获宁静。然而，瑞士作家迪伦马特在他的小说《诺言》中却指出，这样的侦探小说“都是骗人的”，是作家一厢情愿的产物。“构思的情节，逻辑性太强，好像在下棋”，侦探似乎“只需要知道规则，照棋谱下一盘棋那样，他就可捕获罪犯”。《诺言》是一部非传统的侦探小说。在作品头几个章节，作家借警察局长H博士之口，指出以往侦探小说的那些定式和缺陷，还原了侦探作为一种职业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实处境。他们没有神奇功能，而是些靠运气工作的普通人。那些实际生活中的案件，也并非传奇故事，或道德讲本，侦探们若无法破获，就只能回避开，让它滑过去，最后不了了之。

不是警察不负责任，警察和侦探所依靠的推理、分析、计算恰恰都处在逻辑的范畴之内，而这个世界中“只有部分事物具有逻辑性”。因此在H博士看来，和逻辑性对立的偶然性，才是决定案件侦破的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因素。小说中的凶手正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车祸，死在了来杀人的路上，才使得马泰依精心谋划的行动落空，判断遭人怀疑，才使得他从此变得疯疯癫癫，从而有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侦探故事的结局。

节选的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中，侦探马泰依在严密周详的逻辑推理指导下，圈定了凶手作案一定会经过的路口。在这里，他以经营一个加油站作为掩护，张开大网等待凶手入瓮。可是，马泰依缺少H博士所说的“运气”，或者说这一次偶然性没有偏袒他。按照他的分析，凶手一定经常路过他的加油站，却没有一次偶然露出马脚给他看到。荒唐而痛苦的等待消耗着他的体力和耐力，他的信心与精神日渐颓废。小说生动刻画了马泰依此刻的神态，他已经失去了小说刚开始时那神采奕奕的风度与灵巧机变的反应，昏昏沉沉、傻傻呆呆的表情覆盖着他的面容。

和以往的侦探小说不同，作家在这里塑造了一个更接近于现实中的侦探的形象。马泰依有着敏锐的直觉、丰富的经验，他善于顺藤摸瓜，捕捉别人忽略的细节。他的分析和推理能力超强，擅长假设归纳，这些能力使他在这起案件中逐渐接近罪犯。然而，作家打碎了全知全能、完美无瑕的侦探形象。在他的笔下，马泰依是一个无法以绝对性的语言进行概括的人。

他是天才，但不是上帝；他智慧超群，但不是精密机器。和传统的侦探小说不同，马泰依这个大侦探不再是所向披靡的英雄和预言家。节选部分中，马泰依指挥了一场志在必得的逮捕行动，局长、探员、检察官悉数上阵，浓密的树林里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可事态的发展并非如马泰依所料，凶手没有现身，一天、两天、三天……等待从最初的欣喜变成了狂躁，绷紧神经的警察们终于集体丧失了理智，野蛮地揍了那无辜的小女孩。马泰依当然也参与了这场“暴行”，他不仅需要发泄渺茫等待的焦急，而且需要发泄无法证明自己的愤怒。读者不禁要问，马泰依的判断究竟是对是错？他的那些推理到底是主观臆断还是合情合理？他利用小女孩作为诱饵的做法应该受到鼓励还是否定？

在传统的侦探小说中，主人公一定是正义的化身，道德的典范，维护公道、保护弱小的侠客。但是马泰依探长却部分地偏离了这些标准尺度。小说中交代，马泰依是一个“死心眼”的人，力求对世界无动于衷，生性孤僻。为了破案，他隐瞒实情，欺骗海勒母女，他无视事态完全有可能失去控制，小女孩会成为牺牲品。节选部分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马泰依因为长时间出神，没有意识到安妮玛丽应该回家而没有回家这个情况。此时如果凶手恰好出现，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马泰依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悖论： 他的出发点是要保护儿童的生命安全，但他却直接危害了一个小女孩的生命。对于他来说，抓到凶手成了他唯一的信念，他为此不择手段，失去了理性。作家在小说中指出，人们应该“承认在理智企图诚实地面对现实时，人类的理智不可避免地是有裂痕的，总是有扭曲的时候的”。理智一旦扭曲，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会做出荒谬的事情，一不留神，自己也成了善的反面。节选部分中，被蒙在鼓里的海勒终于了解了事情真相，她怨恨地咒骂马泰依是一头猪。在后来的日子里，海勒变得轻浮，逐渐长大的安妮玛丽也随之堕落了，谁能说马泰依不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过呢？

但是，作家首先还是肯定和同情马泰依的。马泰依之所以将抓住凶手当作人生的全部意义，是因为他看到了被杀害的小女孩的父母眼中的悲伤。他作为警察尽职尽责，在机场看见那么多活泼可爱的儿童，唤起了他保护这些小生命的强烈使命感。对遭到冤枉自杀的小贩，他觉得是自己辜负了对方的信任而充满内疚。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他放弃了奔赴约旦的大好前程和重返警局的稳定工作，固执地选择了艰辛之路。他的这些举动里，包含着义无反顾的豪迈。作家为这个毁誉参半、颇具争议的人物设计的结局尤其令人感慨。当马泰依彻底疯癫之后，当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错误的之后，真相突然出现了。一切都如马泰依当初推断的那样，凶手、地域、动机、手段、时间，不差毫厘。然而一切已不可挽回，马泰依的健康和才能不可挽回，前途和出路不可挽回，正常人的生活不再属于他，内心的轻松解脱不再属于他。“世界上最悲惨的，莫过于看到一个天才在某种不可理喻的事上摔了跟头”。作家借局长的话道出了对马泰依的同情，这部侦探小说也因为马泰依的遭遇而带上一丝悲剧色彩。人们在思维惯性上以为将看到的必胜者最终竟成为悲剧人物，这拓展了侦探小说的阅读容量，让读者更多地思考起案件以外的问题来，比如命运，比如性格，比如天意等等。

小说的大容量，还表现在它关注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报警的小贩有前科，因此警察从一开始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对待他。探员汉齐对他进行疲劳审讯，致其屈打成招，酿成冤情。村里的老百姓维护正义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不思考，不公正。老妇人明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杀人凶手，却不报警，情大过法，结果导致了更多儿童的死亡。心理医生为探长进行了一番推理，又害怕承担责任，力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家创作了一部别开生面的侦探小说，他清算了传统侦探小说的特征和局限，挖掘了侦探小说描写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深度。

因为内容上的另辟蹊径，小说在写法上也摆脱了一般侦探故事只关注紧张、刺激的情节、节奏的方式。作家通过人物语言和对话，深刻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外貌、表情描写非常传神，寥寥数笔，人物已经立体丰满。特别是对马泰依的刻画，作家抓住其神态变化，以前期的冷静善思与后期的呆滞涣散形成对比，使人物呼之欲出。小说中安排了多重视角来叙述故事，其中有“我”(小说中的侦探小说作家)的角度、局长H博士的角度、探长马泰依的角度等，多重视角跳跃、穿插、补充、延伸。整个故事大多是在局长的叙述、“我”的转述中完成的，可也适时地邀请读者直接进入情节世界中，亲眼目睹整个案件的发展进程。

(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