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和稷下之学

孔子创立了儒学，儒学培育了自己的反对派——墨学，同时，法家的产生也与儒家学派有重要关联。如魏文侯起用李悝变法，而李悝曾师从孔子弟子子夏；吴起为法家先趋，但他却是孔子高足曾参的弟子；韩非、李斯是法家的重要人物，却都做过儒学权威荀子的门生。可以说，孔子收徒授学是诸子之学兴起的源头，也是百家争鸣的滥觞。
战国时期，真正的“百家争鸣”局面出现了。学术界诸家蜂起，各竞其说，既互相批判，又相互影响，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齐国临淄稷下学宫的活动，集中而具体地体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让我们从《管子》说起。
《管子》是齐文化的代表作。该书现存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仅存篇名，实际只有七十六篇。此书旧题春秋时齐国名相管仲作，但其中仅有少量是管仲遗著；还有几篇为管仲言行的记叙，当属管仲后学据齐国典籍整理而成；其他篇章基本上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可能为稷下学士所作。从总体上说，《管子》一书是以齐国为背景，以管仲思想和功业为指导的论述哲学、政治、经济、阴阳五行、兵学、农学、教育诸方面文章的结集。
对《管子》一书的主题思想、或者说它到底属于哪一学派著作的判定，历来有不同说法。汉代认为它属道家著作，隋唐时改判它为法家著作。最近学者们又有新说，或以为是不同于三晋法家的齐法家著作，或认为是一种独立学派——管仲学派的著作。由于《管子》在学术思想上涉及了诸家学说，以致人们很难判断它属于某一学派。梁启超《汉书艺文诸子略考释》说它是“一种无系统之类书”,郭沫若在《管子集校·叙录》中也称此书将“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管子》一书的兼容并蓄，是齐文化开放性特点的反映，也可以说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成果。
稷下学宫是“田氏代齐”后建立的。田氏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代齐“合理”制造舆论，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学宫，名为“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著书、讲学。齐威王时学宫初步发展，到宣王、闵王时，学宫达到兴盛阶段。《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列、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稷下学宫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具有多学科研究院的特征。学宫设“祭酒”一职，相当于研究院的院长，荀子就曾“三为祭酒”。在这里，齐国政府对从各国招揽来的学者，按其学识与声望，分别给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为稷下学术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稷下学宫还具有齐国政府的咨议机构性质，除研究学术外，稷下学士还“喜议政事”,他们不任官职而论齐国要务，借用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事陈词辩说，或供齐王咨询，或为齐王出谋画策。另外，稷下学者多在学宫从事讲学活动，或面授弟子，或与弟子对不同学派交流论辨，培养人才，使稷下学官又具有了现代大学的性质。
因为学宫的学者们可以去留任己、来往自由，可以畅所欲言、各显其长，所以稷下学宫聚集了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如有在稷下占了重要地位的黄老学者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接予等，有儒家孟子、荀子等，有阴阳家邹衍、邹奭，有名家儿说、貌辩，有“学无所主”的杂家淳于髡。另外还有田齐法家、兵家等等学派。他们除了口头交流外还著书立说，《汉书·艺文志》就著录了不少他们的著作。
稷下学宫中的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值得骄傲的文化现象。它有助于当时政治的昌明、思想的解放和民主精神的光扬，推动了先秦学术交化的发展，更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