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范成大诗《催租行》

诗歌·范成大诗《催租行》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 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

(据四部丛刊本《石湖居士诗集》，下同)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高宗绍兴进士，历任徽州司户参军、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处州知府等，官至参知政事。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不辱使命。晚年隐居苏州石湖。以诗著称，博览众采，自成一家，与陆游等齐名，为南宋四大家之一。所写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有较高成就，尤以田园诗别具一格，影响较大。

范成大一生有两次较多地接触农村田园生活。一是他早年为了谋生、求仕等事，奔走流徙，辗转他乡的时候；二是乾道八年(1172)以后出任静江(桂林)、成都以及明州(宁波)、建康(南京)等地知府，和晚年退居乡里隐居石湖的十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初年吟咏，实沿溯中唐以下。”他有意识地学习王建、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大雪天听到墙外卖鱼、菜小贩的“求售之声”，不禁发出“汝不能诗替汝吟”的愤怒呼声。作为姊妹篇的前、后《催租行》，便是作于早年的“惟歌生民病”的作品。

诗开篇便一语破的，指出统治者们上下狼狈为奸的嘴脸。“输租得钞”，农民已经把田赋缴了，收据拿在手上，可是“官更催”! 此“官”者，是迈着歪歪斜斜的步子由村中中小地主擢拔的“里正”、“户长”之类的人。周汝昌先生《范成大诗选》有云：“按宋时官府收田赋本有四钞；户钞，人户收执；县钞，县司销籍；监钞，纳官掌之；住钞，仓库藏之。后则监、住二钞废；至县司则不唯不据县钞销籍，反而藏匿以要索贿赂。人户持出户钞，不生效力，仍令重缴(甚则有重缴至二、三次者)。”于是我们看到一幅乘机勒索者的丑态和穷苦农民不得不委屈应付的场景。“手持文书”，一解，用白居易“手把文书口称敕”(《卖炭翁》)，或者是“手持敕牒牓乡村”(见《杜陵叟》)意，指里正手持催租的文书——即“不生效力，仍令重缴”;二解，农户缴出户钞凭据，示意他已缴纳完毕。从全句看，以前解较宜。同时这里正的表情是“杂嗔喜”。“嗔”与“喜”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世说新语·德行》有曰：“丞相(王导)见长豫(悦)辄喜，见敬豫(怡)则嗔。”这里实际上是既表现出恼怒，以示其威(不然，怕吓不住农户);又表示出总是同乡人(唐宋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置里正一人)，故而现出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假慈悲”。因为他的目的是：“我亦来营醉归耳！”表面看是说我只不过是谋求一醉罢了。但这是一种托词，因为他“敲门来”时已经酒足饭饱，步履“踉跄”，实际是暗言勒索。 虽只两句诗，但把这种人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作呕(可与后面《四时田园杂兴》其七合看)。

前四句一片动态，给人以喧嚣感。后四句紧承前句转入赋笔平叙，作如实的客观描述，但暗中却也夹杂有人的行动。“悭囊”，扑满的别称。《西京杂记》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宋人李之仪亦有诗云：“近免竹筒拘月费，主人时亦破悭囊。”(《次韵见问》)这几句使我们仿佛看到： 这位贫苦无告的农民走近床头，拿起那“大如拳”(喻小)的扑满，用颤抖着的手把它摔碎，取出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钱，既悲愤而又强作欢笑地说：“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草鞋费”，旧时陋规，官府公人出差向人索取钱财，意为慰其奔波之劳。这里前用“不堪”，后用“聊复”，语似婉转，意实内蕴，对于里正者流只能笑在面上，恨在心中。

这样短短的八句诗，本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能事，但却用平淡浅近、凝炼生动的寥寥数语活画出了旧时里正的形象及其灵魂的丑恶；农民畏势不得不与周旋的情态亦跃然纸上。写的虽是一件具体的事，但也是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缩影，具有普遍的意义。原诗于题下自注：“效王建。”王建并没有这个题目的诗。王建是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等所倡新乐府(又名“新题乐府”)的重要成员，他们以“因事立题”为写作准则，“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白居易《采诗官》)。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又何尝不是“珠联璧合”的讽刺呢！ 称得上是“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赵翼《瓯北诗话》)。

大约在前作不久，诗人又有《后催租行》之作，论者谓叙其初为吏之亲切感受。绍兴二十四年(1154)，范成大二十九岁时中了进士，任令为徽州(今安徽歙县)司户参军，管理户籍、赋税和仓库一类差事。他把所看到的农民的苦难写成此诗。这首诗里的农民处境，又大不如前首。“老父”二句，写秋雨连绵，积雨成灾，“旧时高岸今江水”，过去防水的高岸变成了一片汪洋，涌流四溢，田园尽成泽国了！ “秋雨里”三字，更给人以雨似乎仍在下的意象。开头两句，把老父的艰难处境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这是全诗的“总帽”，后面的叙述，完全缘此而生。出路何在呢？三、四句写他只好离开自家的土地去为人家耕种。但结果是既填不饱肚子，更无力缴纳官家的租米。“长饥”“无力”，可知生活已濒临绝境。南宋偏安江左，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全国垦田中，“官户(有权势的大地主)田”占一半。加上天灾人祸，农民失掉土地，大量地沦为佃户，其户数竟达全国总户数的三分之二。诗人在这里写的，不过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却也有着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

六句再递进一层，情况变得更坏： 虽然朝廷下了赦免租赋的诏书，地方官也用黄纸照钞布告，但这只是官样文章，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地方官用白纸发出的催交田赋的命令。正是“淡黄竹纸说蠲(免除)逋，白纸仍科不稼(失收田)租”(朱继芳《农桑》)。

由于“白纸催”，结出后面一连串辛酸的苦果： 先是为了免遭捆绑坐牢之苦，卖掉身上的衣服，缴完了租税。暂时的苦难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是： 捱至“去年”，衣服卖光无物可卖了，只好卖家里的人口。首先轮到的是大女：“临歧两分手。”景况如何？诗人没有说，让读者去想象。“哭声”，虽不会有杜甫《兵车行》中“直上干云霄”那样大，那么惊天动地，因为参与的人没那么多，但“牵衣顿足”的痛苦之状大概是相同的。这里诗人用“无墨之墨、无笔之笔以取之”的绘画手法，反觉意蕴含厚。“今年”呢？轮到了二女儿：已托媒人定了亲事，拿她去换升斗之粮。“亦复驱将”，即仍得像对待大女儿一样逼迫她。最后两句，用反语抒发老农极其愤慨的感情，更是“字字看来皆是血”了。这个结尾，既非明白的“卒章显其志”(白居易语)，也不是需要思索的“篇终结混茫”(杜甫语)，它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由诗开头的天雨成灾，到“老父”已走投无路，接下来步步紧逼，但作者始终出之以平淡的、不夹杂感情色彩的语言，就更引起人们对丑类们的憎恨和对“老父”的深厚同情。“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的范成大的一些诗，摆脱了江西派，而和白居易王建等人一样，志存讽谕，虽亦不免“平浅”，但却是平而有味，浅而有致，可列于上品之作。

自从“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汉书·地理志》)之后，真正反映农民疾苦的诗，嗣响无人，到中晚唐才出现王建《田家行》、李绅《悯农》、曹邺《四怨诗》等同类作品，因此范成大这两首新乐府式的《催租行》和他的《田园四时杂兴六十首》中的部分作品，在中国诗歌史上便具有特殊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