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苏轼诗《惠崇春江晚景》

诗歌·苏轼诗《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此诗又题为《惠崇春江晓景》，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作于汴京(今河南开封)，是苏轼题画诗中的名篇。这首诗不仅概括了惠崇《春江晚景》这幅画中的景物，而且对此又有所补充发挥，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

题画诗创始于杜甫。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他还通过杜甫的题画诗总结出几条规律，并说“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但杜甫之后，题画诗并未见大发展，至宋题画诗才日渐盛行。其中有些好诗就出于画家兼诗人的手笔，如文同、苏轼，并以苏轼的成就为最高。可以看出，这首诗继承并发扬了杜甫以来题画诗的传统，它不是对所题的绘画大发议论，也不简单地运用诗的形式和语言重现画中景物，而是在这幅画所接触到的形象当中经过自己对生活的体认和艺术联想，对原画作出了诗意盎然的再创造。诗、画虽同属艺术范畴，但二者又各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领域，也各有自身的局限。绘画是具体的，有可视的形象，但它只限于一个固定的画面与镜头，它只能表现整个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在一瞬中追求永恒。诗，虽不易有画的具体可视的色彩与构图，但它却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俯拾即是。故以诗题画，二者采长补短，相得益彰，形象更加完整，意境更加深化。这不仅能真正做到如苏轼所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而且往往还能诗外有诗，画外有画，境外有境，味外有味。正因为如此，宋以后明、清、近代乃至当代，题画诗源远流长，佳作层出不穷。

这首题画诗是成功的，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原因何在？简单说来，就在于它发挥了诗歌的特长，既概括了画面上的主体形象，勾勒出盎然的春意，又补充了原画的不足，充填了浓郁的诗情。“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二句分写岸上与水面。岸上，翠竹两三竿，桃花三两株，红绿相间，摇曳于和煦的春风之中。正是这三三两两，传递着早春的信息。“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水面，一江碧波，倒映着翠竹桃花，鸭群在远处嬉游而下，从它们戏水的动作与神态里可以使人联想到，此时的江水已与往昔大不相同，温暖的春水给它们带来了欢乐。如果说“竹”、“桃”、“江水”与“鸭”是画面上固有的景物，那么，“暖”与“先知”，则不是画面所能尽情描绘的，因为它们不属于视觉范畴，而是要靠体肤的触觉与思维的判断。而这正是诗人对画面的补充与发挥。通过这种补充，把分散在两句中的翠竹、桃花、春水、群鸭串接起来，成为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春江水暖鸭先知”也就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七绝至境，须要诗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重华《贞一斋诗说》)“鸭先知”一句，不仅是诗中之“魂”，也是画中之“魂”。再看三、四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上句写地上，下句写水下。岸边，地上，满是低矮的蒌蒿，还有破土而出的芦笋嫩芽，短短的，刚刚能被人发现，而水下的河豚却似乎嗅到了春天的信息，逆水而上，正在肥美之时。王士祯在《渔洋诗话》(卷中)里说： 苏轼这两句诗，“非但风韵之妙，盖河豚食蒿芦则肥，亦如梅圣俞(尧臣)之‘春洲生获芽，春岸飞杨花’，无一字泛设也”。同时，也可能出自蒿、芦可以羹鱼的联想。河豚，出于海，味极鲜美。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说，河豚“方出时，一尾至直千钱，然不多得”。可以看出，“蒌蒿”一句，是画面的概括，“河豚欲上”却是诗人由画面所引起的联想，是诗意的超越，表达了面上不曾也无法表达的客观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性与联系性。但它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而是来自于诗人善于体察物情的艺术敏感，来自于丰富的生活知识与渊博的文化素养，来自于高深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参与意识。在这方面，也体现了苏轼“入乎其内”而又能“出乎其外”的艺术创造才能。

惠崇是宋初的诗僧与画家，《图画见闻志》卷四说：“建阳僧惠崇工画鹅雁鹭鹚，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道也。”他画的鸭，自然也神形兼备，但原画已不可见，而这首题在画上的诗却保留下来了。通过这首诗，我们似乎看到了惠崇的《春江晚景》图，体会到画面上的布局、色彩和形象，也体味到画面不曾出现的诗的情韵。实际上，惠崇的画通过这首诗被保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