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乐府民歌《江南》

诗歌·乐府民歌《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本篇与下面七首《平陵东》、《陌上桑》《东门行》、《饮马长城窟行》、《妇病行》、《孤儿行》、《白头吟》，属汉乐府“相和歌辞”。在赏析《江南》以前，先对相和歌辞特点作些简要的说明。

“相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其他二人“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 嗟来桑户乎！ 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后来，“相和”的意思主要指“丝竹更相和”(见《宋书·乐志》)，有时也指一人唱数人和。相和歌声调清越婉转，悦耳动听，在汉统治者日常宴会、闲居休息等场合进行演奏，供他们娱乐消遣。相和歌辞多采自民间歌曲，有的是纯粹的民歌，有的经过乐工、文人调色加工，有一部分是文人的仿作。相和歌辞大都词语匀整对称，结构比较平稳，以五言句为多，声韵优美，委婉有致，这是相和歌辞基本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此外，也有少量相和歌或以四言为主，或以七言为主，或者长言短语互融一体，它的语言一般是直陈少饰、明白如话。

《江南》是一首美丽、悦耳的民歌。关于它的旨意，从来的说法颇为驳杂，有的以为是“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有的则视其为刺淫之诗。近人正确地否定了刺淫之说，但对诗歌旨意的概括依然存在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情歌，有人则认为它是一首唱咏劳动生活的歌。从《江南》中所描写的内容和所流露的情趣洋溢的气氛看，这两种说法都有自己的根据。在民间歌谣里，往往有把歌咏男女爱情与表现劳动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情况，这是民歌的一个特点。《国风》里也还有某些反映，如《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江南》实际上也具有这样的双重内涵，不过两者结合得十分密切，表达得比较含蓄，以至不易为人所辨认。

此诗产生于长江下游南方地区，诗题“江南”即是很有力的证明。史有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虽然当时实际采风的范围比“代、赵、秦、楚”广泛得多，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长江下游南方地区的文化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对这一地区民歌的采拾也很少。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采自北方中原一带，惟一可以确定为长江下游南方民歌的就只有这首《江南》。借助这首诗，我们才可能对当时这一地区民歌的一般风貌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就这一点来说，《江南》一诗已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由于产生的地域不同，《江南》的风格也与其他汉乐府迥然有别。除第一句以外全写即目之景。莲叶鲜丽秀劲，鱼儿飘忽游跃，其轻松欢快的语气无不透露出水乡泽国青年人的天真、乐观的心灵。这种清明秀丽的景致，表达含蓄的情思，以及与之谐合一体的悠悠扬扬的声调语音，充满着长江下游南方地区的民歌风味，与后来六朝乐府吴声歌曲的某些风格特征颇为接近。“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铺排中既有烘托，又有强调，而又自然和谐，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

《江南》在体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五言诗是汉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体诗，是对《诗经》的四言体和骚体的一次重大突破。五言诗首先产生于民间，《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歌谣和《尹赏传》载长安歌都是通篇五言之作。《江南》也是一首西汉的“街陌谣讴”，与以上两首歌谣相比，它的诗味更加浓郁，风格也显得华美可爱，代表了五言诗初始阶段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