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

理论批评专著。三卷。南朝梁锺嵘撰。锺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西)人。出身士族。青年时曾为国子生，精熟《周易》，为国子祭酒王俭所赏识，亦显见其具儒学根柢。出仕后，先为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军、司徒行参军等职，后任衡阳王萧元简记室、晋安王萧纲记室，并卒于记室任上，故世称“锺记室”。《诗品》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显然作于其晚年，即梁天监十二年(513)以后至其逝世的大约四、五年间。本名《诗评》，唐、宋时两个名称并行，后来便只称《诗品》，沿用至今。

《诗品》专评五言诗人。五言诗自汉代产生之后，因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故受流风众会所爱重，很快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成为诗坛最主要的诗歌形式，诗人既多，作品更夥。而到齐梁之世，在整个柔靡虚华的文学思潮笼盖之下，诗风也走向讹滥，庸音杂体充斥诗坛。诗歌评论界亦不辨清浊美丑，褒贬任心，高下随意，缺乏客观的审美标准，益发助长了创作的讹滥。《诗品》之作，正是有感于创作、批评两方面的“淆乱”，意欲为创作树立高标，为批评提供准的，使诗歌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

《诗品》可分为两大部分。正文评论了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余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第：上品十二人，为上卷；中品三十九人，为中卷；下品七十二人，为下卷。另外，各卷卷首均有一篇序文，因其与该卷内容并无特定的内在联系，故今人多将三序聚拢一起，置于全书之首，称为“诗品序”或“总序”。

《诗品序》是一篇重要的诗学论文，是全书诗歌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审美标准。锺嵘诗学理论的核心是“吟咏情性”，即以诗为抒写情感之具。“吟咏情性”四字虽出自汉儒解《诗》(《诗经》)的《毛诗序》，但锺嵘却予以根本性改造，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毛诗序》将诗情的感发只限于社会原因，《诗品序》则强调自然界节候景物的变易对心灵的触动，这是魏晋以来的共识；在社会原因方面，《毛诗序》只讲政教盛衰而形成诗的美刺，《诗品序》则强调个人的宠辱离合而借诗骋情抒怀。另外，《毛诗序》要求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限囿于儒家的伦理政教规范，《诗品序》则于此只字不提。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对诗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使然。不过锺嵘毕竟受过儒学熏陶，也吸收了儒家诗教的合理成份，甚至也多少存在“宗经”思想。从“吟咏情性”的诗的美学特性出发，锺嵘强调诗的“自然英旨”，而激烈反对拘掣情性的热中作诗用典之风，反对沈约等人加于诗的“四声八病”的清规戒律(这当然也不无偏激)。为了更好地写物抒情，锺嵘对传统的赋、比、兴之说做了重新解释：“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后二者都着眼于物情关系，“文尽意余”则直接导引出他著名的“滋味”说。饶有“滋味”的诗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体现，便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风力”有矫革齐梁诗风柔弱之弊的用心，“丹彩”也合于诗不可忽视的形式美。二者便是他的诗歌审美艺术标准。

正文基本上贯彻了他的诗歌理论和审美标准。凡是被他评为“上品”的诗人，其作品大抵情、采兼备，至少在其中一个方面极有可观。特别是“建安之杰”的曹植，因其作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完全合于其“风力”、“丹彩”的艺术标准，故评价最高，目为“诗圣”。

正文具体评论作家作品的条目都颇简略，而就其最完备、最典型的条目来看，大致着眼于三个方面：“致流别”、“掎摭利病”、“显优劣”。“致流别”即追溯作家作品风格特征的渊源所自，涉及到风格流派的演变问题。依锺嵘之见，五言诗有《国风》、《小雅》、《楚辞》三个源头，而源出《小雅》者唯阮籍一人而已，故实际上只有源出《国风》、《楚辞》的两大流派。对此二派的不同特点，锺嵘语焉不详。但就其具体评语大致可见，《国风》系作家较为典雅而文质彬彬，《楚辞》系作家则多抒怨情而偏重词采。锺嵘以“建安之杰”的曹植、“太康之英”的陆机、“元嘉之雄”的谢灵运这些他心目中诗歌发展的里程碑为《国风》系作家，显示出他的“宗经”倾向。“掎摭利病”即对作家作品作具体艺术分析，指出其创作上的得失所在，也大抵着眼于内容和形式。如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极有风力、感情强烈是其所长，略少文采是其所短。而与之齐名的王粲则“文秀而质羸”，二人的艺术得失正相反。“显优劣”是比较作家艺术成就的高下。《诗品》受“九品论人”影响，致力于作家的文学等第。厘分三品固然是最较然昭著的“显优劣”，而同品之中，犹仍常作高下优劣的纵横比较，如评王粲“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评左思“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评颜延之“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诗品》既强溯作品渊源和承续关系，强分作家等第高下，所失便在所不免。前者易流于牵强附会，后者易沦为诠次不当，如以陶潜、鲍照为中品，曹操居下品，显为失当，为人诟病。但《诗品》终以成就为主，其序中的不少理论问题富有真知灼见，为后人共认；其品评也大致得当，即使失当之处也自有时代风尚与个人审美标准的原因，并非随兴妄言。加以它是系统评诗的第一部专著，而中国古文论又以论诗为主，故隋唐之后，各种诗话、诗论著作征引极多，影响甚深，与《文心雕龙》同时产生而并峙千古。

《诗品》注本，原有陈延杰《诗品注》。“文革”后注本渐多，如吕德申《锺嵘诗品校释》等。日本高木正一《锺嵘诗品》、韩国车柱环《锺嵘诗品校证》，征引释义繁博详明。近有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集大成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