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无二贵，法不两适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韩非子·问辩》)

【注释】　轨：合乎。大利：指厚赏。讼：争辩。
【译文】　在明智君主所治理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是政事的最高准则。除了君主的命令之外的言论就再没有尊贵的了，除了国家的法律之外就再没有第二种准则了，所以言论和行动凡是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须加以禁止。至于有些言论虽然没有法令根据，但是可以用来对付欺诈、应对事变、产生利益、推断事理，君主一定要在采纳这种言论的同时责求它们的实际效果。言论和实际效果相符的，就给予重赏；言论与实际效果不符的，就给予重罚。这样，不聪明的人就会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这是由于君主明智而没有争辩的缘故啊。
【评说】　法家赋予法令以绝对的权威。法令总是以明确的条文形式得到发布和传达，君主用它们来役使民众，就像用指令操控机器的运行一样令行禁止。但即使人能够成为执法的机器和守法的机器，社会中还有一些复杂的事物不能简化为简单的条文形式，也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加以判别。这样，法家对法治的情结就开始走向偏执，并致力于从思想观念上入手，要求统一思想，禁毁一切与法令不符合的书籍。所以，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到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都是用野蛮的手段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