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瓦解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便着手瓦解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局面。1月2日，蒋离开南京回奉化溪口养伤，处理其兄蒋锡侯的丧事，并遥控对陕甘善后的处理。蒋指令在南京的何应钦负责与西安方面联系；派戴笠来往于南京、溪口间，负责联络；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并于1月6日飞赴洛阳，暂住洛阳车站办公，准备随时开往西安。
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蒋的旨意，于1月5日决定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于当天发布。
同一天，南京以军政部名义发表整理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其内容主要有两项：
甲、人事方面：
1.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委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
2.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3.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戴罪图功。
乙、驻地区分：
1.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鹿万钟各部，及李默庵纵队，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西安、咸阳、宝鸡以及天水一带，又胡宗南、孔令恂、关麟徵各部，仍驻原地。
2.第十七路军直属各警备旅团，移驻正宁、栒邑、淳化、耀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宁县、长武、邠县等县，孙蔚如第十七师移泉甘泉、郾县、中部、宜君等县。
3.冯钦哉部另编第二十七路，仍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郃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地。
4.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及一○五师、一○九师、一一二师(即张部),一律恢复十二月一日以前之原位置^[1]。
按照这个办法，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陕西并占据陇海路沿线的要害地带；蒋的嫡系将领顾祝同掌握西北军事大权，推翻了他离陕时把西北军政交张、杨负责的口头承诺。
南京方面为了使西安方面接受上述办法，在军事上做了新的部署：将包围西安的30万中央军划“分为五个集团军，以顾祝同、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分任第一至第五各集团军总司令，而以刘峙为前敌总指挥。第一集团军位置于潼关以西至华县沿陇海铁路附近地区，最前线在华县、赤水间；第四集团军位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右翼，亦即渭河以北的地区；第五集团军位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左翼，亦即华山以南的地区；第二、三两集团军则位置于陕甘边境，其最前线在咸阳附近；以此对西安形成两面夹袭的态势。”^[2]
蒋介石回京后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扣留张学良，激怒了西安方面，刚刚趋向缓和的西安与南京间的关系又重新紧张起来。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请张回陕主持一切。1月5日，西安方面发出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名高级将领署名的通电，揭露“中央军队匪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的事实，指出“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亦惟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内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并严正表示：南京“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3]同一天，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恢复张学良的公权，指出：“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来，则军民一日不安。”^[4]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摆好了夹击西安的态势，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一再强调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解决陕甘善后，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一是日军大量增兵华北，正加紧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亡的客观形势，不容许大规模内战再次发生。而蒋刚刚在西安做出了不再进行内战的承诺，他也不愿承担重新挑起内战的罪名；二是广大群众和地方实力派反对进攻西安。直接面临内战威胁的陕西人民派出20名代表于1月7日到潼关会见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陈述陕民哀吁和平赤忱”,要求南京“对陕事以政治解决，俾得培养国力，一致对外”。他们发表通电说：“旬日以来，交通迄未恢复，潼关复又进兵。设不幸因误会而启衅端，则此仅存之国力将对消于内战之中，其何以制方张之寇焰。”^[5]广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月17日发表通电，指责南京是“勇于对内，怯于对外”,要求当局“迅行制止入陕军队，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以弭内战而培国力”^[6]。1月15日，由四川刘湘领衔，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署通电全国，呼吁南京“急令入陕部队停止进行，勿得逼之过戚，相煎太急”^[7]。三是南京担心陕甘红军再次渡河入晋，抄蒋军后路。当时想在南京和西安间进行和平斡旋的甘肃省财政厅长陈端于1月13日向孔祥熙指出：中央军如向西安进攻，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势必全部赤化”。他建议“最好中央军暂取缓和态度”,力求和平解决^[8]。同一天，蒋介石在给刘峙、顾祝同、何应钦的电报中也指出：“此时我军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他提出：“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进攻。”^[9]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1月4日，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三方面高级负责人研究决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组成抗日联军，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军的压迫，但应争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西安方面确定，集中主力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抽调部分兵力牵制西线胡宗南等部。具体作战方案是：在渭南的赤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归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联军；红军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再经三原赶到高陵地区，依情况参加渭北作战或经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
南京和西安方面都调兵遣将，但双方在军事对峙的同时，又展开了和平交涉与谈判。
蒋为使西安方面就范，1月7日给张学良写信，就南京提出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作了补充：一，东北军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张推选；二，杨虎城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绥靖职权。蒋在信中还令张劝“告虎城及各将领”,“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10]。1月8日戴笠自奉化溪口到南京把此信面交张学良，张当即给西安的杨虎城等写了信，劝他们接受蒋提出的办法，并允派与南京有关系的东北籍人士王化一、吴瀚涛去西安送信并口头转达他的意见。
1月9日王、吴二人离京飞陕。临行前，王、吴会见了被幽禁中的张学良，张对他们说：“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受到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张请王、吴转告东北军将领：“(一)东北军和东北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不要给蒋有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也没用；(二)和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密切团结，不受国民党的离间；(三)和国内各方面同情我们的人士，设法联系，取得支持。”^[11]
王、吴到西安转递信件转达了张的口信，劝说杨虎城等接受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杨同两军将领和有关方面经过磋商，1月10日向王、吴表示：将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后问题，待双方协商后再作决定。王、吴二人1月11日飞返南京复命。
1月13日，米春霖奉蒋命携带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飞陕，供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乙两案的内容是：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乃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在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驻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刚从南京被移往奉化溪口扣押的张学良也托米春霖捎信给杨虎城和各将领，盼他们“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认为“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12]。显然，甲案虽也使中央军入陕进驻陇海路沿线，顾祝同掌西北军事大权，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地接近，有利于维持“三位一体”局面。张倾向接受甲案，不无道理。可是西安方面认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争取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无从谈起。杨虎城和东北军方面决定派李志刚和鲍文樾随同米春霖一起飞往南京，要求蒋早日释张返陕。李志刚等16日到南京，17日转赴奉化见蒋，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蒋不允，说张自己不愿回去，愿跟他学修养、读书，你们不要强迫他回去。蒋要求西安方面服从命令，在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李志刚18日离奉化时，蒋把一封亲笔信让他带交杨虎城，嘱其返陕后向杨等转达他的话，要杨立刻拆除华阴、华县一带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
李志刚等带着蒋、张的信1月20日飞返西安。张给杨和东北军将领的信表示断不可以他个人的出处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强调“目下最要者”是接受鲍文樾上次带去的甲项办法，“以免夜长梦多，或者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13]。西安方面仍坚持要求蒋必须先把张学良放回来，否则不能接受南京提出的任何方案，并谴责蒋在给杨虎城的信中企图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杨又派李志刚第二次去南京、奉化。李在南京会见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均不得要领。1月23日李到溪口，向蒋详细报告杨虎城等人的态度与要求，遭到蒋的拒绝，蒋向李志刚宣布，今后西安方面可派代表到潼关与顾祝同谈判，不要再来南京、奉化了。
从1月24日起，双方在潼关就西安方面接受甲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谈判。西安派出的代表先是米春霖、谢珂，后增加李志刚；南京方面的代表是顾祝同。在谈判中，围绕东北军在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段驻防是一个军还是四个团；十七路军在西安附近是否驻防两个旅；特别是张学良出处复权，是在两军移动前，还是移动完毕后；第三者(红军)移动时(返回陕北),是补助50万还是30万；双方讨价还价。至1月底，双方达成协议，且按此协议东北军已开始从前线撤军。
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内群龙无首，以于学忠、王以哲等为首的老派和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少壮派围绕营救张学良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尖锐，愈演愈烈。少壮派坚持蒋不放张返陕就不惜与南京决一死战；老派反对打仗，主张通过谈判救张。十七路军内部也有类似情况。杨虎城本人基本上主和，有时亦摇摆不定。
随着西安与南京间和平谈判的进展，东北军少壮派的主战活动日趋嚣张。1月20日左右，他们发起请战签名活动，鼓吹为救张不惜与南京作战。1月27日晚，少壮派头目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向周恩来请愿，要求中共支持他们的主战主张，声言中共如不同意他们的主战，将不惜先与中共决裂。
1月3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驱车到云阳镇红军前线总部，与在这里的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研究西安的和战形势。大家认为，从全局看，西安应该“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果继续进攻，我方则实现自卫战。”可是，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接受。现在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或者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实现和平。但不论打与不打，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14]。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作战。周恩来、张闻天等于30日22时将云阳会议决定电告延安请示，两小时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指出：“(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15]周、叶当晚返回西安，分别向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及少壮派通报了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叶剑英还同两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此前，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军官会议，40余人参加。王以哲因病未出席，委托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发言主张和平，说这样对救张有利，对东北军前途有利；应德田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坚决反对和平，坚持张不回来决不撤兵。会议决定在张未回来前，中央军如进逼则不惜一战。与会者都在此决定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等不愿执行渭南决定，又无法说服少壮派，31日派飞机去兰州接来了于学忠，因于是张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于到西安后，东北军中的两派都要求他支持自己的主张。当晚，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三位一体最高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与会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周恩来。于学忠发言时支持王、何的意见，主张先撤兵，慢慢再营救张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同意于的意见。杨虎城说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送蒋及放走南京飞机等问题上，都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现在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周恩来说，我们原来就主张先撤兵再设法救张，可是你们两方面有些人主张不撤兵，先救张回来。为了三方面团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现在你们既然一致主张先撤兵再设法救张，我们当然同意。
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作出决定后，大多数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坚持主战立场，2月2日上午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率部冲入王宅，杀害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同时派人前去杀害何柱国未果。他们认为王、何二人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他们想杀掉王、何后，拥护于学忠来执行渭南会议决议。
“二二”事件引发了东北军的分裂和内讧。2月2日下午，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不撤兵命令，渭南前线的东北军指挥官刘多荃、缪澂流拒绝执行，3日晨他们自动撤出渭南前线，北渡渭河到达高陵，为中央军进入西安敞开大门；刘多荃的一部兵力还奉命掉转枪口，开到临潼，威逼西安，声言为王以哲报仇。此时，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不知所措。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同时为避免事态扩大，以利于团结抗日，2月4日，派人将应、孙、苗三人送往三原红军总部。与此同时，杨虎城用武力迫使孙铭九控制下的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东北军内一场大规模的互相残杀才得以避免。
应德田等出走后，刘多荃派人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对东北军联共抗日做出过重大贡献，根本未参与“二二”事件的高福源也被刘多荃下令枪杀。
周恩来得知王以哲遇害消息，立刻偕同叶剑英赶到王宅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电唁王以哲家属，称赞王将军“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对他因“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痛悼^[16]。表明中共对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破坏团结、危害和平行径表示愤慨，揭穿了敌人散布的中共支持少壮派破坏和平的谎言。
“二二”事件还使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全体东开，导致三位一体瓦解。王以哲被害后，东北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中共和杨虎城产生误会，他们在高陵会议上决定放弃原来已决定接受的甲案，改为接受乙案，东北军东调豫皖地区。周恩来力劝东北军接受甲案，留在陕甘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保持三位一体局面，以便日后共同东出抗日，但这一建议未被他们接受。东北军接受乙案后，各路中央军向西安进逼。2月8日，宋希濂指挥的中央军第三十六师首先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进入西安。此前，杨虎城已离开西安，前往三原。顾进入西安后，根据蒋介石旨意，派代表前往三原邀请杨虎城回城履行绥靖主任职务。杨2月14日离开三原，返回西安。
东北军各部队1937年3月初全部东开，分驻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他们驻地分散，互不统属，不久接受南京改编，被缩编为四个军，分别由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任军长。十七路军也被南京改编，除投蒋的冯钦哉师和另外两团外，其余部队被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蒋“认为如杨仍留国内，对西北军的整编，预计将增加不少的困难，因此，力主送杨出国”^[17]。1937年3月29日，蒋当面逼杨辞职出洋，杨被迫于4月27日提出辞呈，4月30日获准，6月29日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杨满怀抗日报国激情返国，刚踏上国土即遭逮捕，长期被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下令将杨虎城杀害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