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和平”试探

汉口失陷以后，保卫汉阳成为紧急的任务。
为了统一指挥各省赴援民军，同盟会、文学社的部分人员建议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共进会、立宪派和旧军官中的部分人员则主张只用战时总司令头衔，并由黎元洪委任，以免引起内争，影响团结。杨王鹏、吴兆麟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经宋教仁调解，采取了后一种意见。
11月3日上午，在军政府前阅马场筑起了拜将台，各机关长官和各部队均列队参加。首由黎元洪讲话，次请“黄总司令”登坛，由黎元洪亲授委任状、印信和令箭，再请黄兴讲话，最后由黎元洪请黄兴下坛巡视军队。这一典礼是对于汉代刘邦、韩信故事的模仿。它的主角表面上是黄兴，实际则是黎元洪。经过了这一场典礼，黎元洪已明白无疑地成为革命党人的上级。几天之后，黎元洪就以最高“革命元勋”的身份，通电已经宣告独立的各省，要求他们派人到湖北来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接着，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就公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黎元洪的权力和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和提高。
当日下午，黄兴在汉阳西门外昭忠祠设立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杨玺章为副。日人萱野长知等十数人远道赶来参加。
当时担负保卫汉阳任务的革命军有：第一协蒋肇鉴一千多人，第四协张廷辅二千多人，第五协熊秉坤二千六百多人，第四标胡效骞一千二百多人，加上炮队和工程队，约一万余人，相当于四协兵力，再加上新到的湖南援军，总共有两万人以上，士气大都极旺盛。广大人民群众对保卫汉阳也极热烈地支持。汉口失守之后，每天都有数千民工冒着清军的炮火，不分昼夜地在襄河沿岸抢修防御工事。但是，汉阳战争并没有马上打起来。
汉口失陷以后，武汉的战事沉寂了两周。在这段时间内，全国形势已发生急剧的变化。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之后，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又纷纷宣告独立。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除皇族特权，大赦国事犯等，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同时，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同盟会员)驻兵石家庄，准备与张绍曾配合，待机起事。北京城有处于被夹攻的严重威胁。
面临灭亡的清王朝还要进行垂死挣扎。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已多，未办一利民之事”。诏书表示，要和全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同日，命溥伦等速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讨论；宣布不再以亲贵充任同务大臣，开放党禁，凡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一律“赦其既往”。11月1日，奕劻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立即来京，组织完全内阁。3日，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4日，命各“有乱事省份”的统兵大员“妥速安抚”。6日，开释前谋刺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等人。习惯于延宕拖拉的清政府突然加快了行政速度，几乎一天有一个变化。
清政府的“安抚”政策实际上就是袁世凯的政策。多年的政治经验使袁世凯深知，单靠武力是镇压不了革命党人的。还在10月下旬，他就起用襄阳人刘承恩，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进行“和平”试探。11月1日，又写了第三封信，提出清廷已下罪己之诏，决定实行立宪，要求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保证“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2]。湖北军政府方面讨论了刘承恩的来信，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袁世凯反戈。7日，黎元洪在接见清方信使时表示：“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并称：“此时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将来更无法子。”^[3] 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建议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黄兴保证，只要袁做到了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4]。11日，刘承恩、蔡廷幹携袁世凯手书到武昌谈判，黎元洪在军政府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刘、蔡声言，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与会诸人拒绝了这一意见。胡瑞霖称：“吾辈之主张者在民主国体，今除民主国体不议，则此次实无可议之余地。”他表示如袁能承认民主国体，有什么“请求”的话，可以“酌量情形允准”^[5]。宋教仁则建议袁世凯“转戈北征，驱逐建虏”,说是：“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统领。”会上，有人特别提醒袁世凯，不要当了内阁总理就得意洋洋，忘了数年之前“足疾去官”时的滋味^[6]。
袁世凯和以载沣为首的清朝贵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利用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戈”并不错，但是，以“举为大统领”作条件就错了。黄兴、宋教仁等居然忘了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想把一个反复无常的封建军阀捧为共和国元首，他们未免太天真，也太幼稚了。12日，黎元洪又复书袁世凯，要他“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关于政体问题，信中说：“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7]这就是说，只要满清皇帝下台，君主立宪也未尝不可讨论。这封信原件现存，据笔迹判断，可能出于汤化龙之手。它反映了汉口失陷之后黎、汤等人的动摇态度^[8]。
刘承恩、蔡廷幹的武昌之行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却摸清了革命党人方面的全部底牌。袁世凯已于12日离开湖北前线进京。13日，蔡廷幹就带着黎元洪的复信火急进京，向袁世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