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忧惧而死与新旧约法之争

袁世凯的身体向来不错，据其三女袁静雪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四个人，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1]可是，云南护国起义后不久，他却“政躬违和”,再也无法不请中医诊脉开方了。当时，袁住在居仁堂楼上，楼下即是公事房，虽常见他在此办公见客，却是依靠日拥药炉来维持的。不言而喻，帝业未稳，护国军兴，西南一动，举国响应，瞻前顾后，形影相吊，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乃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

此外，袁世凯所以致病，还与上述主要原因相联系的劳累过度和家庭纷争的刺激有关。据袁静雪说，云南起义前，袁世凯经常晚上9时即上楼休息。自云南起义后，由于各地告急，文电纷至沓来，他不得不“日夜紧张忙碌”,以致袁静雪虽与父亲同住一个楼上，也常常很晚“不见他上来”,至于逗她们姐妹们说笑玩耍就更是“很少有的了”^[2]。关于家庭纷争，最突出的是“立太子”问题。袁克定作为嫡出长子，当然最有资格当选。正因如此，所以他协助袁世凯推行帝制也最力，甚至不惜编印假版《顺天时报》,隐瞒国人反对帝制的真相，欺骗乃父。可是，袁世凯却因他骑马致残，不便“君临万民”,而打算在老二、老五中择一而立。袁克定知道后，怒不可遏，扬言：“大爷”(袁克定对乃父的称呼)立谁就杀谁。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姨太太们又为“妃”、“嫔”名义闹翻了天。1916年2月17日旧历元宵节这天，六、八、九三房未封上“妃”的姨太太当面要挟袁：如果不同时封她们为“妃”,她们就要带着孩子回河南彰德去住。袁世凯眼见帝制前途的劫数难逃，家庭间又为此纷争不已，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3]果然，不久就成了现实。
袁世凯之病，初起于2月下旬他下令缓办帝制后不久，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经4月粤浙独立一逼，病情有所发展。但是，纵然如此，他仍一边吃着中药，一边挣扎着下楼办公和见客，力撑危局。至5月中旬以后，由于陕西、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和南京会议“未即如愿”^[4],其病势渐渐加重，这才不再下楼，而改在卧房里直接办公和见客了。及6月1日，袁看到汤芗铭发来的“词多不驯”的独立电报，“甚为动怒，至夜病遂转剧”^[5]。次日为星期五，以其“病重”之故，“军官均未照例进谒”。然而，为安定人心，“府内仍传说元首事忙不得见”^[6]。其实，袁世凯这时正患着“小便不通之症，苦闷焦燥殊常”^[7]。其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乱作一团，三儿媳谬思“割股”疗亲，袁克定则主张服西药，但却遭到全家的反对，袁世凯及其“幕友等也不赞同”,直到袁克定“捧西药长跪多时始服”。5日，由法国公使馆医生卜西尔行右肾注射并导尿，“由是胸满更甚，而热度过常矣”^[8]。
在此之前，袁世凯虽然病势沉重，可他全然不信会立刻死去。5月29日，他还发布帝制议案始末告令，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从无“帝位自居之心”,即使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其“诚”,迫切吁请，无可诿避之时，也“借词筹备，不即正位”,“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9]。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并声称他“无可讳饰”的过错，是未能料及“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10],公开警告那些为了各自的私利，不惜对他“落井下石”的门生故旧们，不要再闹什么“独立”了。6月1日，他一面召见蔡廷幹了解帝国主义各国对他固守总统地位的态度，一面召集王士珍、荫昌、周自齐、朱启钤等一班幸臣密议改组内阁、维持财政、筹画军备等等事宜，妄图对川湘发动一场新的军事进攻。不料，就在这时，其病情急剧恶化，至5日“夜十时，即已气闭一次”^[11]。袁世凯自知生命垂危，急传段祺瑞、王士珍、徐世昌等上楼，嘱其好心维持北京及周围地区的秩序。次日晨，袁已不能说话，仅在徐世昌的催问下，才对未来人事安排说了“约法”二字。袁克定野心不死，仍痴心妄想通过其父自造的约法，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因而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金匮石室吗？”袁点头称是。延至上午10时40分，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窃国大盗，便在护国军的进攻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满怀恐惧和恚恨地死去了。
袁世凯“自遭诛灭”,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要求其退位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临死前留下了按其1914年所造约法办的遗言，特别是继袁而起的段祺瑞，决心继承他的衣钵，不顾护国军依照《临时约法》,恭承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宣言，公然于6日下午3时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袁世凯自造的所谓“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12]。这样，紧接着又展开了一场持续二十余天的新旧约法之争。
其实，段祺瑞何尝不想当总统，可是细察大势，刚刚推翻“洪宪”帝制而锐气未减的护国军各要人，屡以拥黎为言；而北洋军阀内部又各怀异志，一盘散沙，难为后盾；加上帝国主义各国又公开宣称将给黎以“道义上的支持”^[13]。在这种局面下，他也只好将计就计，接受徐世昌建议，先奉黎元洪为总统，其他待以后再图了。为此，袁世凯尸骨未寒，他便携教育总长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以相视而坐半小时不出一言的特殊方式，履行了请黎元洪任总统的手续。当夜，黎元洪听说北洋军人对他有所不利，急派张国淦前往府学胡同段宅打听情况，段又没好气地回答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14]由此可见，他对请黎出任总统是很不情愿的。这也是他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宣言依袁世凯新约法，奉黎元洪代行总统，借此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的根本原因。
段祺瑞的恶劣行径，遭到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护国军早就宣言过：“黎副总统继任乃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宪法会议所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事关信誓，自然反对袁世凯遗命和段祺瑞通电所称“代行职权”之说。6月8日，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致电独立各省说：“黎大总统出承大位，本国法程序之所当然，决非袁世凯一人之私法所得傅会。”且继承与代行职权大有区别，“继承”尚有二年任期，“代行”即止于三日。为此，他鼓动独立各省，速起抗争^[15]。11日，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汤芗铭首起响应。他复电岑说：“顷接北京国务院鱼电，援引伪法。正拟痛加辞辟，兹读尊示，准据法理，严正斥驳，名言至论，溥利国家，钦佩无量。”并表示同意联名电呈黎元洪，请其特颁明令，允从民意，声明“在宪法未定以前，民国元年约法及国会制定属于宪法一部之大总统选举法，均回复其效力，其袁氏擅改之约法暨所谓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一律废止”^[16]。接着，陆荣廷也表示赞同，指出：临时约法，“效力犹在，凡属国民，皆当遵守，断不能因袁氏一死而改变主义。乃国务院鱼电通告，竟援据伪约法，显系包藏祸心”。他主张由岑春煊“主稿领衔，辟其谬妄”^[17]。岑春煊虽无勇气公开批驳段祺瑞，但仍于13日联合陆荣廷、汤芗铭、陈炳焜等人致电黎元洪，请他明令宣布四事：1.总统承位，乃继任，非代行职权；2.“南军政府迭次宣言拥护约法，乃指民国元年之民定约法，非民国三年项城改定之约法”;3.同时恢复国会；4.依据约法，指定总理，组织新内阁，交由国会同意^[18]。其实，黎元洪何尝不想依旧约法“继任”。早在就任之日，他就亲自向国会议员郭同表示过反对“新约法”之意^[19]。怎奈他手无一兵一卒，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得不看段祺瑞脸色行事。所以，他虽认岑春煊等所举四事“实为目前当务之急”^[20],但却不能单独有何表示。
其间，梁启超、唐继尧也积极展开活动。8日，梁一面派黄群为代表，进京“上谒府院”,陈述意见，一面致电黎元洪，请先行四事：1.规复旧约法；2.速集国会；3.任段祺瑞组织新阁；4.惩办帝制祸首，以新观听。他并电护国桂军“宜驻节现在所到之地，不必进而授他人以口实，亦不宜退而懈义师之志气”^[21]。10日，唐继尧通电全国，要求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撤退北军，和在沪举行军事会议。为扩大声势，梁启超又电请南京籍忠寅、胡汇源力促冯国璋采取一致态度。
对恢复旧约法，孙中山的态度尤为坚决。5月初，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即提出“武力进行，为目前唯一方针”^[22],决心武力迫袁世凯退位。他为此致电岑春煊，愿与护国军同心协力，“取一致之行动”,并函请尚在日本的黄兴“借购军械”,以便将山东中华革命军扩充为两师。他严正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23]因此，当袁世凯死去，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后，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强调指出今日求治无他，“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唯一无二之方”,揭露段祺瑞为“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号召国人如对待袁氏一样，群起而攻之^[24]。同日，黄兴也致电军务院与各省都督，愤怒斥责段政府“仍以伪法乱国法，适与护国军暨民意相背”,要求黎元洪“以明令规复旧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与民国抵触者，从速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严惩祸首，昭大信于天下，以定民志而奠邦基”^[25]。旅沪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袁世凯遗命及段祺瑞通告所称依约法第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理之说，系根据袁世凯三年私造之约法，万难承认”,“如有妄逞异议，破坏国宪者，即视为民国公敌，与国人共弃之”^[26]。
此外，北洋军阀内部也为此发生分歧。早在6月8日，河南德武将军赵倜和巡按使田文烈就通电指出：“考之民国数年来法律之经过，与夫全国人心之趋向，黄陂现今代行大总统职权，亟应遵照原选举法第五条之规定正式继任，庶几全国景从，万难俱解。”^[27]接着，12日，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也通电表示：“元年约法不必从新另议。”^[28]更有甚者，在梁启超等人的动员下，正与段祺瑞激烈争夺北洋军阀领袖地位的冯国璋，也于15日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说：“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舍恢复临时约法外，即别无可以造法之道，此节似已无待再计。”^[29]
由于全国一致反对，段祺瑞被迫表示同意“约法复旧”,但又在恢复手续上大做文章，主张由各省推任本省旧国会议员三人，克期到京会议，“议决后据以发表”^[30]。他并派林长民、冯耿光前往南京，争取冯国璋和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的支持。这表明他的同意完全是假的，因为独立省份只有滇黔桂浙湘五省(陕川粤三省此时已取消独立),这样的会议是绝对作不出“约法复旧”决议的。段祺瑞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护国各方的拒绝。16日，黄兴致电旅沪国会议员说：“北京召集各省代表议约法，意在破坏旧约法及国会，请沪同人择定安全地方早开国会，并速电请独立各省不派代表。”^[31]梁启超、唐绍仪也认为：“各省派三议员代表解决，似可不必，且难办到。政府但当发一简单申令，称某年某月某日公布之约法，未经《临时约法》某条修改之程序，今废止之云云使得。此非以命令变更根本法，不过将已成事实依法宣言。”^[32]这和孙中山意见不谋而合。19日，孙致电黎元洪说：“其实，约法停废，国会解散，俱系前人越法行为，今日宣言承认遵守，不过以适法之命令变更不法之命令，其间毫无疑义。”^[33]18日，旅沪国会议员致电段祺瑞，痛斥其“未便以命令变更说”的错误，并声明：“此间并未公推代表入都，其或以个人资格有所陈说，与国会议员全体无干。”^[34]
但是，段祺瑞却强词夺理，顽固地说什么由政府下令废止新约法，恢复旧约法，就是“蓄命令变法律”,既为各派法理学说所不容，自然也为政府所“未敢附合也”。22日，他公然通电全国，一面极力为袁世凯新约法辩护，一面重申：“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35]直到25日原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联合发表宣言，脱离北京政府加入护国军后，才打破这一僵局。
李鼎新(1861—1930),字丞梅，福建省闽侯县人，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四届毕业生，1881年被派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留学。1886年归国后历任北洋海军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副管驾、海军部军法司司长等职。1912年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部参事，后为驻沪海军总司令。1915年12月，肇和舰官兵反袁起义失败后，随着驻沪海军司令部的裁撤，李也被罢职。为防止肇和事件重演，袁世凯除撤换嫌疑官兵外，还同时命各舰队司令“各行独立职务，不相统一，全部海军统归海军部直辖”^[36],以便分而治之。从此以后，各舰分散驻防，严格隔离，煤斤食粮供给均有限制，行动十分不易。
但是，海军将士大多富于爱国思想，在上海护国讨袁人士张继、柏文蔚、孙洪伊等人的积极联络下，对护国讨袁早已跃跃欲试^[37]。用李鼎新的话说：“自云贵起义，各舰之间，早有密约，对于凡足以赞助袁世凯之命令概不服从，不过未得机会齐集一地为之一致宣言耳。”^[38]粤浙独立后，海军反袁态度日渐明显，甚至发展到拒不执行袁世凯轰击广东汕头海港和浙江镇海炮台的命令。为了便于控制，袁不得不放弃分而治之的策略，转而命令各舰集中福州、厦门。但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却给海军将士提供了一个“会面密议”的极好机会。不久，各舰一致决定加入独立各省反袁行列，并公举李鼎新为总司令。李随即与军务院驻沪代表唐绍仪、钮永建、谷钟秀等人取得联系，命各舰开赴上海吴淞待命。
正当海军准备宣布护国讨袁之际，北京突然传来袁世凯病死的消息。李鼎新当即取消前令，以静待大局和平解决。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如前所述，握着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却丝毫没有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意思。“沪上政客激昂，议论日歧”^[39],一度有所缓和的南北形势，重又紧张起来。6月15日，部分旅沪国会议员致电黎元洪，强烈要求北京政府“当机立断，明白宣告自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以后，所有袁世凯自造新制，悉行废除，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及二年《大总统选举法》”,“否则，从前讨逆战争将一变而为约法战争”^[40]。谭人凤则致电岑春煊，提出复约法，开国会，不过是政客议员的事，“公总任师干，所谋似宜更进”。“今首恶虽殂，群凶尚在，政府形同傀儡，余孽盘踞要津，不将若辈荡除，执政者仍属藐法犯法之人，约法安有效力？务望本其初志，持以决心，击楫渡江，申防风氏复【后】至之诛，问莽大夫助逆之罪”^[41]。在此形势下，海军独立也重新提上了日程。李鼎新商承唐、钮、谷等人后，再次向各舰发出了集中吴淞的命令。
24日，经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与各舰长的精心布置，原驻福州的海容、海筹、海琛、肇和四艘巡洋舰和豫章、建章、同安三艘驱逐舰，冲破福建将军李厚基的重重拦阻，驶抵上海吴淞口外。次日，李鼎新亲率海圻、通济两巡洋舰和飞鹰、永丰两水雷炮舰自黄浦江来会，并于当天下午与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暨各舰长联名通电全国：“今率海军将士于6月25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42]
当时，中国海军仅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为其“中心势力”,拥有四千三百吨巡洋舰一艘，二千至二千九百五十吨巡洋舰四艘，其他吨位不等的巡洋舰、驱逐舰、炮舰十艘。第二舰队概系小型炮舰，分泊长江一带，威力不大。因此，第一舰队与练习舰队的独立，实际上就是整个海军的独立，使北京政府完全失去了制海权，万一再诉诸武力，得到海军支持的护国军，“纵可以驶至津沽闽粤，横可以驶入长江”,“不数日间，即可直捣燕京”^[43]。倘若引起连锁反应，又发生其他“独立”的话，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形势迫使段祺瑞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态度，尽管他仍企图通过辞职来要挟黎元洪。
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申令说：“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44]并同时宣布定于本年8月1日续行召开国会。至此，历时近一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而结束。这是南方护国军继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在维护共和制方面所取得的又一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