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的形成和特点

行书的形成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来完成，就如隶书并非是程邈所造一样，行书不可能是刘德升独造的。行书的特点，既然是不真不草，务从简易，那么行书的形成，只有从早期草书中才能探得胎息。
凡是能识读隶、楷的人，都能识读行书，但能识读行书的未必就能识读草书。此即行书是正书的小说的缘由。张光宾却认为“勿宁说真书是行书的收敛而端肃的书体。是由汉末隶书具有楷法者，与节制草书写得较规矩的行书，脱去波磔代以提顿，转为真书”(《中华书法史》第一章),这是很正确的。行书用连笔，省笔法不用草化符号，保留了隶字的基本结构，通俗易识又有简易的特点。在早期草书中，书写者只要稍微放弃一点草化符号的写法，就完全可能变为行书体。细检西汉居延汉简中的草书简、东汉武威医简、永元兵器简，能不必凭借草法就可识读的书迹，就可说是早期行书。行书夹杂在早期草书中，当然不能用后来的行草书去审视，其行笔多用横势，带有隶意，是行(章)草而不是行(今)草。早期行书也有行隶相融的一种，如东汉“永寿二年三月”和 “二月”的两个陶瓮上的墨书，“熹平元年”和 “二年”的两个陶瓮上的书迹，以及汉代的朱书砖。这种行书，连笔不多，大多隐于点画的顾盼之间，字法在隶楷之间，可说是早期的行隶而不是后来的行楷。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把这种书体称为新隶体，认为是在草书的影响下，由八分向楷书过渡的面貌。
这种行书夹杂在隶楷体格之内的物证，还有1977年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刻字，三百七十四块东汉延熹七年至灵帝建宁三年的砖刻，75%带有行书连笔。所以，说东汉晚期之前就已有了行书是没有问题的。至魏晋之际的楼兰遗书上，楚楚可观、风流婉约的行书、行楷书、行草书已可与东晋二王书体相媲美了。
从行书的产生、形成和历代演变发展的过程来看，行书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法”。这是行书有别于篆、隶、草、楷的最大区别。行书始终是书体，而不是字体。行书没有字法，不但官方没有厘定过，就是书家和文字学家也没有整理过。它是草书向楷书演化过程中的一种中介书体。它的体貌，包括结构和笔法，往往可以溶解在隶书、楷书、章草和今草里。因为它是从早期草书中孕育而出的一种通俗书体。所以，早期行书的体貌往往带有章草或隶书的横势笔画和波挑意味。随着今草、楷书的产生，行书又向这两种书体靠近，即人们所熟悉的行草、行楷书。行书在草体和正体两种字体之间的游移性特点，决定了它不需要自己的字法。有了草法和隶法，特别有了楷法，行书就可 “无法”了。
行书虽无法，却有体。其行体的最大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却不用或少用草化符号，较多地保留正体字的可识性结构，从而达到既能简易快速书写又能通俗易识的实用目的，便于文字信息的流通交换。所以，行书的“流行性”特点不仅表现在介于草体正体之间的游移性上，更表现在它的广泛的使用性上。至今，人们日常使用硬笔书写的笔迹，几乎全都是行书。所以，通俗易懂是行书的文化个性，雅俗共赏是行书的艺术个性。这两大个性是决定行书盛行不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