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词一作冯延巳作，但据李清照及宋人选集《乐府雅词》、《草堂诗馀》和《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等，均定为欧阳修之作，比较可信。李清照曾谓自己酷爱欧阳公此词，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腔则用《临江仙》曲调吟唱。
《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唐教坊曲，《乐章集》、《张子野词》并人“小石调”,《清真集》入“高调”。此调为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五句，各押四仄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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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词写暮春闺怨，抒女子被遗弃之恨。以下分片详讲——

上片：思妇所处环境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前三句是说，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深宅大院。你看，庭院一进又一进，杨柳一丛接一丛，,还有室帘厅幕一重深一重。其院之大，其宅之深，可想而知，不必再问“深几许”? 身处如此之境者，究为何人？一个贵妇人身分，也不言而喻。至于对“杨柳”与“帘幕”二句的理解，有若干歧说，主要有——
一说，“杨柳”为实指，“帘幕”为虚指。黄蓼园认为“杨柳烟多，若帘幕之重重者”(《蓼园词选》语)。今人也有附和此说者。
一说是“烟雾笼罩着杨柳”,而非柳密有如“堆烟”。(胡云翼编《宋词选》中语)。
又一说，认为两者均为实指。这词中所谓“帘幕无重数”,只是极言其多而已，不必甚数之。今之解词者，一般都采取此说。
以上三句是写贵妇人所处的生活“内环境”。那么她的“外环境”又是怎样呢？
接着下边两句——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玉勒雕鞍，喻华贵的车骑。玉勒，即镶玉的马口衔。游冶处，指贵公子们押妓一类寻欢作乐之处，即歌楼妓馆。章台路，原汉代长安有章台街，在章台之下，多妓居。后来即为歌妓们住所之代称，或者说指繁华游乐之处。此处的高楼，是思妇所居之楼，并非“章台路”之楼。
这是说，思妇居住的“外环境”,正是一个繁华的游乐场所，也是薄倖郎沉湎其中而使她伤心之地。思妇虽身居高楼，但仍见不到那挤满贵人车骑的“章台路”。其实，她不但“身”为深深庭院、重重帘幕和堆烟杨柳所隔绝，而其“心”,也被层层悲愁和重重怨怼所锁住，难以自拔。因为，这个妇人生活的家庭虽然华贵，但它却是一所没有自由、缺乏温暖的孤寂牢笼。特别是失去曾经恩爱过的丈夫的爱情，更使她情悼心碎。

下片：青春少妇的心境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前三句写残春景象。先是三春光景已属迟暮；再是风雨交加的摧折，且又正临天晕地暗的黄昏。试想，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 怎不教人触景伤怀，不深感“留春不住”的悲哀。这里的“春”,含有多义；一是实指春天；二是象征青春年华；三是喻指爱情。词人这种含蕴多层次的用字手法，把个思妇因物感怀，并自悼自怜的复杂心境描画得何其精妙而深刻！ 最后，逼出这样两句作全词的结语——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思妇只得含泪对花问，但是，花又何能回答你的人生难题呢？君不见，它自己不也正遭临横风狂雨的摧残，而使落红(乱红，即落红)飞向秋千落入泥沼中吗？其中的“泪眼问花”句，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它本自何处？有人将其上溯至晚唐温庭筠之《惜春词》:“百舌问花花不语”;还有《南部新书》引严恽《落花》诗云：“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等等，可知欧词之句，不无来由。它深婉真切，曲尽心事能很好地表达同样罹此遭际妇女的难以言传的摧心隐痛。清人沈谦在《填词杂说》中认为，“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胜”。欧阳此词的结尾，真正达到了既奇且胜的妙境。清人毛先舒分析得更为透辟——
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 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 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 不但不语，且有乱红、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人，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

(据 《古今词论》 转引)

这里正说明词人将草木——花，赋予人格特征后所起的不可思议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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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状写暮春闺怨，抒女子被遗弃之恨的词篇，历来就有“词旨”的论争。大抵有如下几说——
一说，有寄托——以男女情事兴寄君臣关系的政治词。
清代词人张惠言力主此说。认为：“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悟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张惠言词选》)。清人黄蓼园基本同意此说。不过，他认为“通篇诋斥，看来必有所指，第词旨丽，即不明所指”罢了。今人夏承焘也说欧阳修此词，是属于屈原“以美人香草寄托君臣”这一类的。(见《全宋词鉴赏辞典》)
一说，并无寄托一即“兴到之作”的纯言情词。
此说以近人王国维为代表。他在《人间词话》中表示自己不同意张惠言的“兴寄说”。认为他“深文罗织”,不符合欧词本意。并列举了“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此断然之语，拒绝了张说。当今解词者，大都持此说。
另有一说，介于两者之间，而以王说为主。
他们认为这是一首描写暮春闺怨之词，但借以抒发政治失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诗词的寄托是个复杂而隐微的问题，是难以言之凿凿的”(见《唐宋诗词探胜》)。
我认为，诗词的题旨，主要应从作品本身去寻找、去概括。当然，也不能忽视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特性。本于此，我以为采取第三说比较稳妥。不过，主张某作品有无寄兴和寄兴些什么，都应该以确凿依据为准，不能“空口说白话”。否则，容易陷入“索隐派”的坭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