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触蛮三国争地记

虫天逸史撰。十二回，光绪三十四年 (1908)铅印本前有“蚊蜨巢父焦冥”题签，“牛角挂书客”题记，“蜗庐寄居生”序。后有 “保虫长生民”跋。书中一切人名，国名乃至地名均以昆虫名命之，虽有典有据，但冷奥难解。故每回末有“雕虫小技生” 的笺释。

书叙虫天世界中有蜗牛国、触国和蛮国。蜗牛国王委政于三大臣： 左丞相叩头虫、右丞相应声虫、外部大臣可怜虫，国是日非。蛮国恃其地大人众，蚕食蜗国东省之地，并侵入触国虾夷境内，触王大怒，将发兵讨之，要求蜗牛国严守中立。,蜗牛王对东省损失之地置若罔闻，对触王的告书却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召三大臣议事，叩头虫无以对答，可怜虫畏触如虎，主张中立作壁上观，且美其名日坐收渔人之利，应声虫随声附和，蜗牛王于是电告全国，宣布中立。触、蛮二国交战于蜗牛东省之地。蛮国水陆二师皆大败，遣使求和。触王提出五项苛刻条款，蛮王不服，二国相持不下。蜗牛王于是派可怜虫前往协调，籍以观察二国举动。
蛮王借机设下计策，表面上尽许触国条款，暗地里与触国联手，以蜗牛国不能严守中立为借口，要东省金矿； 触国亦要东省铁路。二国共同要求蜗牛王致书时，要自称“皇弟”。可怜虫出使二国，非但没达到原来目的，而且引火烧身、遭到弹劾。蜗牛王大怒之下，立逐外部大臣可怜虫，废左右丞相叩头虫，应声虫，国民闻之大快。蜗国有游士康伊，上万言书，力陈变法自强之计，为旧党所伤，其党徒六人被杀。康伊逃往海外，旧党用事，素以顽固著称的丹鸿、匡为左右二大臣。适有南岳道人云师，自称习遁甲开山之求。又有红衣女子，声称能避枪炮，专以仇教为能事，从者甚众。二大臣深信其术，使攻触蛮二国使馆，杀其使臣，二国大怒，联军攻蜗，蜗国大败，立城下盟，赔款谢罪。蛮国久思蜗牛国路权，见蜗国邮传部大臣蜉羽是鼠目寸目光的浮华之士，遂加以运动，蜉羽不知中计，力主借款办铁路。志士蛰虫与之针锋相对，倡议自办铁路，乌龙，螳螂以身殉路，国人感之，集资自办铁路。触国久思蜗牛国矿权，也采取迂回政策，见蜗牛国办理金矿的金蚕贪得无厌，遂以数十万金镑买其矿，国人怒而斥之，蜗牛国迫于众怒难犯的压力，始赎回金矿自办。蜗牛王见危机四起，非变法无以自强，于是从刑法、学务、警察、军政四端入手。然任用非人，终无实际。法界酷吏横行，欺世盗名。警界要员各怀心腹事，同室操戈。学界厌世派班龙，痛国仇末报，自杀以激众志。其同学女士蟪蛄，倡办新学无资自沉西湖。又有决裂派齐螬、马蟥，枪杀大员皆伏诛。政界更是腐败不堪，官场日侈，丑闻不断。御史胡蜂直言敢谏，但势单力孤，只落得回归乡饮的下场。蜗牛王见世变日亟，国势孱弱，思贤若渴。梦中帝赐他良弼傅负版，于是三往聘为上相，其友伊威为左相，二相受蜗牛王之命出洋考察政治，归而纪其政。命黄蜂主外务大臣事务，唐郎监造东省铁路，金鳞主东省矿务，大学博士脉望鞠通为学务大臣，女学生络丝娘创立纺纱织布厂，马头娘创设缫丝厂，工艺大学博士吐铁创设炼钢厂，国中军器无须外求。海军陆军换易新将，尽除陈旧苛法，百废俱举。蜗牛王锐意维新。蜗牛国变法自强，令触蛮二国日夜不安。一方面二国研制出空中雷电，空中飞弹，空中飞艇等新式武器，一方面派怀有瓜分蜗牛国之求的权与父为公使出使蜗牛国。蜗牛王针锋相对，用电学家吴蚕的催眠术，使权与父尽吐其谋。不久，触蛮二国合兵来犯，蜗牛王又用电学家朱知发明的空中天网，尽御触蛮二国的新武器。自是触蛮不敢再犯，蜗牛国国富兵强，制礼作乐，苍生沐浴圣化。
揭露晚清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腐朽，将讽刺的矛头直接对准那些蝇营狗苟的上层官吏，是本书思想上的主要成就。作者的笔伸到当时末世衰相的许多方面，抨击到黑暗统治的各种社会现象，使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读者不难了解，虫天逸史实写日俄战争到光绪末年，日俄对中国边境蚕食鲸吞的一段历史。日俄在争夺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上发生严重冲突，未能达成分赃协议，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坐视战火在领土上燃烧，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作者站在正义爱国的立场上，揭露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毫不留情地讽刺了清朝官吏的茸怯懦。 在第一回是， 蜗牛王召三大臣议事，可怜虫明明是不敢与触国争战，却偏偏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两国构兵，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吾姑作壁上观，中立以乘其弊击之”。对于这么个卖国无能的主意，非但可怜虫自鸣得意为“此上策也”,竟然还有应声虫之类附和，更有叩头虫曰：“臣愚幸得备位宰相，然兹事体大，非臣之愚所敢妄参末议，惟陛下断自圣衷”。作者以犀利的笔将清王朝无能官吏的三种类型展现在读者面前； 自作聪明，粉饰太平的； 唯唯喏喏，滥竽充数的； 占据高位，不谋其政的，真无异于一幅群丑图。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除此之外，作者还揭露了军界、政界、法界、学界的种种官场丑闻。虽然总体的看，作者只是根据一些事实现象和一些局部问题表示爱憎，提出看法，但他指揭痼疾的目的是疗救痼疾。他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无情揭露，就使人们对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从而达到批判的总效果。立宪运动是1901年起清政府陆续推行“新政” 的一些手段。作者对这次立宪运动寄予了莫大希望，但它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作者站在他那个时代固定的高度上，再也找不到希望所在，于是从第十四回便离开了历史，一厢情愿地做起了富强梦。他把希望寄托在圣明皇帝及一两个有异能的人身上，他的最终理想在一个想象的王国中实现了，这便是国富民强之后“制礼作乐”以及“苍生沐浴圣化”。这一带有复古色彩的理想肥皂泡，无异于客观上告诉读者，那个衰败的时代再也无药可医了。
作者思想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其阶级性和时代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同样失败了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戊戌变法，这场由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文人们发起的维新运动，作者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爱憎，但在字里行间却对它的夭折透出惋惜之情。而对人民群众反抗外来压迫的义和团运动，作者却描写为道士与红衣女子“朋比为奸”,甚至将联军入侵的原因单纯归结为义和团攻击教堂，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
对于那个软弱无能的光绪皇帝，作者除了给他一个“蜗牛王”的头街外，便不肯或不愿再谴责了，而且认为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外侮的原因是蜗牛王“委政于三大臣，”又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的描写中，将蜗牛王的“圣明”明里暗里渲染一番。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暴露无遗。充其量，作者只是想修正一下封建制度的某些环节，以客观上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而对封建制度的根本秩序则采取保守的态度，他希望采取复古的方法来解决现存的矛盾。如果再前进一步，那就不是作者所能同意的了。本书作者生活在晚清，列强入侵以及这个封建社会末世本身的变化，使当时处于一种“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这样的环境不仅决定着作者的思想观，人生观，而且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所采取的创作形式。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虫天逸史感于国之衰败，民不聊生，他不能不写又不能直写，所以作者将自己所经历的事实归于虫天世界。运用形象化思维构造一个以虫为主的艺术世界，并将真人真事乃至自己的态度立场在其中表现出来。虽然是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却敢于面对现实，并大胆地触及社会矛盾及黑暗面，这一艺术特色是引人注目的。作者将小说中每一位人物都冠以昆虫名，有的通俗生动，如叩头虫、应声虫等。令人忍俊不止；有的则寓意深刻，如傅负版之类，令人陷入沉思。这种别开生面的创作方法，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之深。这部小说结构上的弱点非常明显。全篇基本通过事件联系起来，主干不明显，影响了对现实更大程度的集中概括。人物大多是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过份拘泥于史实，缺乏典型化等较高级的表现手法，有点儿罗列事实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冲淡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