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相生与大音希声： 书乐同意

艺术领域的最高追求是“意境”和 “神韵”。因而对于书法、音乐、绘画、诗歌等具体艺术形式来说，也是如此。“意境”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把欣赏者引入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使欣赏者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与创造者相似，有时甚至相同的艺术感应，在他们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心与心交流的艺术境界。意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情景交融形成的艺术形象能够产生象外之象。由此可见，意境并不在象内，而在象外。因而无论是创造者，还是欣赏者，只要是真正进入了 “意境”,便可达到一种神思翩翩、物我两忘的境界。
“意境”和 “神韵”是一个终极目标。而这个目标的中介则是 “虚”与 “实”。虚与实既是指哲学含义上的辩证认识论，又是艺术美学追求的表现手段。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几千年来一直为中西艺术家所遵循。书法与绘画讲究虚实，音乐也讲究虚实。
音乐的虚实现象非常微妙，这是因为音乐主要给人以听觉上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又是稍纵即逝的、无法使其凝结静止的，它的无形性具有虚实相生的意义，只能用心灵去体味其内涵。
关于音乐的虚实之迹，中国古代先哲老子已有精辟的见解。他的著名理论是“大音希声”。老子虽说过 “五色令人目盲，五舌令人耳聋。”但这并不代表老子是非乐派。老子崇尚的是自然之者，即“道”的声音。“大音”是音乐的道，道的音乐是 “希声”,只有达到 “希声”的境界，方能体味道之音乐的真谛。相传陶渊明常在饮酒之时，抚一张无弦之琴，以表达心中无尽之意。无论是乐人或听乐之人，都尽力寻觅自己心目中的“大音”,而这个“大音”却又不可捉摸地凝聚藏匿在心灵的深处。这大概与诗人作诗一样，诗人心中的种种情感当诉诸文字时，那些意象和情感就逊色多了。
正因为这样，从事声乐表演的歌唱家都把虚实相生作为乐声训练的基本技巧。演唱时一是要声音通畅，以气带声；二是要吐字清晰，以情托词。音调与气息，情感与歌词，就是虚实的辩证运用。气是虚的，声是实的；情是虚的，歌词是实的，若没有气息的支持与运用得法，发声是不可能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此外，声与音、音与律、律与字、字与腔、情与腔、情与字的诸多矛盾现象，归结到一点，都是虚与实的结合。
书法强调笔断意连，亦讲究虚实并用之功。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有语：“作行草最贵虚实并见。笔不虚，则欠油滑；笔不实，则欠沉着。专用虚笔，似近油滑；专用实笔，又形滞笨。虚实并见，即虚实相生。”只有虚实相生，才能表现出 “重若崩云，轻若蝉翼”的艺术效果。书法中的虚实相生可以指墨色之浓淡，亦可指笔断意连。
清人刘熙载说：“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艺概》)这说明了草书是极富个性的，但它的个性却要从其它书体中取笔意。墨法尤为甚。它的变化无穷，虚实相生，为历代书家所重视。润可取妍，燥可取险，虚实相安，气韵风神，从而显示出刚健而洒脱。知白守黑，谙墨法之妙，行笔方会生动活泼，淋漓酣畅，从而取得极佳的艺术效果。
王铎五十五岁时所作草书《杜诗卷》是他自己满意之作。这件作品运笔枯实互应，点画错综，虚虚实实，风味天然。该作可称得上是狂草佳品，整行字枯笔相连。书家在枯墨笔竭之中求不枯不竭，不事雕琢，笔势多向右上旋转翻腾，又从右上向左下倾泻贯注。点画的长短、大小、张驰、轻重，千姿百态，错综复杂。墨路浓淡相间，形成层次感。浓墨如枯藤老树，苍拙苦涩；淡墨则有如秋空淡云，虚灵生动。颜鲁公的刚健雄浑，米南宫的洒脱，黄山谷的峻峭，无不可从中窥见一斑。“声”字收笔微微一抖，显得稳定沉着，并且创造出余音袅袅的意境，这恰恰是虚实相生的效果。“声”字独占一行，下部分墨路若隐若现，整块布白之中似乎充满了神思；又如“夜听”二字，以断笔为主，显得节奏鲜明，铿锵有力。
蔡襄是宋代四大家之一，其行书在当时被公认为第一。他写行草牵连不多，近于行意，但章法处理巧妙，虚实相生，黑白掩映。他有一封草信札，其文是： “仆自四月以来，辄得脚气发肿，入秋乃减，所以不辞此行，然于湖山佳致未忘耳。”书中有两处粗长而带飞白的竖画造成大片空白。一处是“行”字，其左半部与上字相连，笔划较细，右边粗犷，如瀑布直下，与下面“然”字形成虚实对比。最后的“耳”字，一竖笔占了半行，两边形成空白的两块空间。陈廷佑认为这种黑白对比是有意造成更强烈的效果。他把“行”字比作以“变奏”手法结束的第一乐章，把“耳”字的一竖看作是沿用了上一乐章的节奏加以变化和发展，造成异常热烈的结尾，使音乐达到逻辑上的美。(《书法之美》)书法中的黑白虚实，实在就是中国诗中的“言外之意”,音乐中的“大音希声”,画中的空白云烟，能让人从无中看到有，从虚中看到实，从混沌中看到具体，乃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从而最终能 “超乎象外，得其环中。”
我们再来领略一下音乐作品的虚实相生和 “大音声希”的效果吧！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部优秀民族乐曲，该曲涵意深邃，气势轩昂，在创作上作曲者主要采用了民族音乐语言，但也吸收了外国的曲式与和声理论；演奏时采用二胡独奏、民乐队协奏的演奏方式并伴有领唱和伴唱歌队的“哼鸣”声，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意境。如在第三乐章“忠魂祭”中，开始的长弓泛音滑揉，既有按指虚实交替的变化，又有运弓轻重徐疾的力度配合。随着乐章的渐渐展开，乐曲充分表露了一种孤寂、悲戚、苍凉而又幽邃的复杂情感以及古刹等种种景象，揪人心弦，震撼人心。在音乐声中，听众的神思随着音乐的旋律纵横驰骋，渐渐地心与乐曲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超越。这就是“大音希声”以及“虚实相生”所产生的神奇效果。音乐声中，再观张旭的名作《古诗四帖》,那虚实相生的线条，仿佛化成了一串高低强弱不同的音符在激荡跳跃，南宫、北阙、青鸟等形象依稀影映其间，那一笔一画仿佛都浸透了书家的内心情感，多一点或少一点都会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这就是书乐的意境，一种由虚实相生的线条和弦律所产生的意境。
最后，笔者借沈尹默的两段话来结束这一章：“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因为它能显示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旷神怡。”“无论是石刻或墨迹，……在既定的形中，就会看到活泼地往来不定的势。在这一瞬间，不但可以接触到五光十色的神采，而且还会感觉到音乐般轻重徐疾的节奏。”(《书法论丛》)愿有更多的书法家在书法的线条中创造出音乐的旋律。